《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十二篇）行者物语网

《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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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概述

《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

四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艺术源远流长，传统丰厚，历史上出现过一代代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大家和文艺珍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古代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巴蜀文化如同整个中华文化一样，其发展是渐进的、不平衡的。起始于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艺术事业，是在多方面的交流影响下，才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兴旺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的文化艺术事业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向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一直将文化艺术事业纳入重要议程，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并有计划地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使文化艺术事业在创作、演出、展览、教学、科研、交流、设施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发展体系。经过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刻意创新，使古老的巴蜀文化青春焕发，重放异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为四川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巫山人”和“资阳人”就生活劳作于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资阳“鲤鱼桥”出土的旧石器、汉源“富林文化”“铜梁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巫山“大溪文化”、西昌礼州“金沙江流域典型文化”，以及普格瓦打洛、马尔康各多俄、江津王爷庙等处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化遗物，均显示出巴蜀文化孕育期的文化特征。

进入夏商周时期，巴蜀文化有所发展，并开始形成特色。特别是在青铜器、建筑、墓葬、陶器等遗存物上体现出的地方文化特色尤为鲜明。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末期至周初，巴蜀的文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周初歌舞则有巴人随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

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逐步融合，使巴蜀文化更为丰富、发达，特色显著。涪陵小田溪巴人墓出土的大量铜器，如巴蜀式的剑、矛、钺等兵器和刻有巴蜀图语的錞于和钲两种乐器，均可见巴蜀文化融为一体的趋势。直至秦兼并巴蜀前，巴蜀青铜器、陶器等已形成自有的特色。巴蜀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秦统一后，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保留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逐步融进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之中，绵延不衰，代有所尚，闻名遐迩。汉时文翁兴学，使巴蜀文风大盛，“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西汉辞赋盛行，领其风骚者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亦皆为蜀人。诙谐说唱、歌舞百戏、杂技杂耍也已流行于宫廷、市井。天回镇、牧马山崖墓和出土的说唱俑，长宁、乐山、成都出土的画像石(砖)都有图案描绘其具体场景。巴蜀文化已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跻身于华夏文化的前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蜀人谯周、陈寿、常璩分别所著《古史考》《三国志》《华阳国志》等鸿篇巨制名甲魏晋。南北朝时，广元千佛崖，凿龛400余座，造像7000余尊。像像错落有致、栩栩如生，富于变化，为雕塑之珍品。邛崃青瓷窑，釉下彩绘，延及盛唐。

唐代，巴蜀历数百年承平生活，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尤以诗歌为最。初唐射洪县人陈子昂尽扫南北朝诗歌淫糜之气，提倡“汉魏风骨”开现实主义一代诗风；盛唐江油人李白更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诗歌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唐女诗人薛涛、晚唐诗文俱佳的成都人雍陶等，对后世都很有影响。“安史之乱”后，玄宗、僖宗两次人蜀，侍行及逃难文人也随之而来，四川出现了文艺的空前繁荣。诗歌大家高适、岑参、杜甫、元稹、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画家韦偃、曹霸、李潮等都在四川留下了不少佳作。尤其是“诗圣”杜甫在成都客居十年，作诗近千首，史诗般地再现了巴蜀的社会生活和山川秀色，在后世诗论、诗品中多有赞誉。从李白的《秋夕听弹三峡流泉》、杜甫的“锦城丝竹日纷纷”、刘禹锡的“见联歌竹枝，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的描绘中已可以领略出巴蜀音乐、歌舞的声韵、风情，窥视其繁华而热烈的场面。在石刻艺术上，四川大足、安岳、灌县、巴中、通江、夹江等处的石窟造像，至今仍为雕塑艺术的上品。历三代刻成的乐山大佛，高70余米，与山同位，为中国最大佛像，号称世界奇观。

五代时，全国征战杀伐，唯前后蜀地方政权统治下的四川相对安定。前蜀皇帝王建陵墓中的石棺浮雕图案表现了这一时期多彩多姿的音乐舞蹈文化。由诗歌发展而成，更能抒发人情变达、冷暖的词有大的发展，以李殉、花蕊夫人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漫吟唱和，盛极一时。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十卷，所录18家词中，西蜀词人竟占三分之二以上。前蜀主王衍编排大型百戏节目《蓬莱采莲舞》，用机关布景变幻蓬莱仙景，“海中”两艘大船载有二百多名百戏艺人表演歌舞、杂技、魔术(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前后蜀主王建、孟知祥、孟昶，创建的宫廷画院，在宗教壁画、花鸟画方面也颇有建树。

入宋之后，巴蜀文化又出现一次繁荣的高潮，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文学史称的“唐宋八大家”，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苏洵、弟苏辙)列位有三。苏轼集文章(散文)、诗词、书画于一身，开豪放派文风之先。成都人黄居案善花竹禽鸟，精勾勒，为宫廷画院主持。《宣和画谱》著录其作品332件。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艺术也兴盛起来。据宋·张溥《寿宁院记》载：“佛以静为乐⋯⋯独成都大慈寺据圜匮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蓬占筵专，倡优杂戏坌然其中”，足见成都已有较为固定的瓦舍勾栏式的百戏场所。

元代，虽有号称文坛“四大家”之首的虞集为代表，但文学艺术已呈衰败之势，然而，川人好娱乐之趣未改。当时的音乐、舞蹈、杂技、百戏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必不可少，有的且规模宏大。

到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工商城镇和市民人口的增多，民间文学艺术又获得了物质上的发展基础。明弘治、正德年间，新都县人杨廷和及子杨慎(1488—1559)在家中自办戏班演出，并自创剧目《洞天元记》《太和记》等(清·李调元《雨村剧话》)。以靳广儿、韩五儿为首的四川戏班去到江苏南京一带演出，受到群众欢迎。山歌号子、演奏锣鼓和吹打乐，耍杂耍，玩龙灯，狮灯，挂扎彩灯等已成为群众年节庆典、婚丧嫁娶、求神祭祀必不可少的自娱自乐性活动。据《叙府志·风俗篇》载，元宵节夜“鼓乐喧阗，百戏皆作，观者如堵。龙灯所至⋯⋯铁花灿烂，光焰飞腾”。可谓多姿多彩。

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遭汉满统治者残酷镇压。四川灾荒频仍，人口锐减。后经“康乾之治”经济发展，移民大量入川，同乡会馆林立，外地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戏曲随之而来，四川的文化艺术又逐步恢复发展。罗江人李调元(1734～1802)在诗坛享有盛誉，且是出色的戏曲作家、评论家、藏书家。清代也是四川戏曲艺术形成、兴旺的重要时期。昆曲于康熙初年传人四川。乾隆之后，打击乐伴奏、曲调嬗变、道白均已川化。弋阳腔、皮黄腔、梆子腔也先后传入四川，并逐步完成四川化的演变，加上四川本土的灯戏，四川戏曲已形成诸腔纷呈、竞相演出的局面。1804年刊刻的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中记载的演出剧目有《回门》《送妹》《滚楼》《广东人上京》等。曲艺、杂技、民间音乐、舞蹈、美术也很流行。《锦城竹枝词》中载有：“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原注：廖贵)《哭五更》。”(今仍是清音曲乐名)。世居盆周山区的藏族、彝族、羌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也是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尤以舞蹈、音乐、傩戏、曲艺、刺绣工艺品而闻名于世。经过古代数千年的继承、发展、吸收、创新，四川的文学艺术特色独具，体系自成，名家辈出，佳作如缕，享誉全国。

二

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四川先后经历了太平军入川，“戊戌六君子”刘光弟、杨锐牺牲，李永和、兰朝鼎大起义，义和团余栋臣起义，辛亥保路运动等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文化艺术在巨变中获得新的内容。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渐次入川，话剧、歌剧、电影、摄影相继出现，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电影院等标志近、现代文明的文化设施逐步建立，传统的巴蜀文化逐渐嬗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爱国之士纷纷主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成立，四川在京的刘光弟、宋育仁等带头参加。宋被推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宋育仁回川任矿务、商务总局监督，先后创办《渝报》《蜀学报》，并带动四川陆续兴办了《西顾报》《白话报》《蜀报》等报。各报经常刊登诗歌、小说、散文、曲艺、歌谣、漫画作品，推动了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发展。此后，义和团起义失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事件，更使中国知识阶层认识到兴办西学提高民众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舆论的压力下，四川也兴办了4000余所小学，要求“教以国文、算术⋯⋯博物、图书、音乐和体操⋯⋯”(张力等著：《四川近代史》288～289页)。

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问世，表现了爱国必革命，救亡必反清的革命思想，文笔犀利，气势磅礴，论说精深，逻辑严谨，不失为论说文的经典，该文标志着民主革命思潮已经取代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时代主潮。1906年川籍留日学生雷铁崖、董修武等创办革命刊物《鹃声》，号召“革命排满”。1907年底，留日的荣县人吴玉章联合雷铁崖、邓洁等创办《四川杂志》，时人称为“西南半壁警钟”。1907年成都人曾孝谷与欧阳予倩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演剧团体春柳社，并亲自改编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此剧系我国早期话剧运动演出的第一个话剧剧本。1905年四川通省警察局总办周善培(号孝怀)倡导“改良戏曲，辅助教育”，成立戏曲改良公会，集资建立悦来茶园，吸纳黄吉安等文人编写改良剧本，考核艺人予以奖惩，对四川戏曲发展有重要影响。随着四川通商口岸对英美等国的开放，1904年12月刚问世不久的电影也传入四川。1906年4月清廷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管辖全省教育，为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文化艺术机构之始。宣统元年(1909)成都劝学公所附设阅报室对外开放，之后，其他府县，如巴县、江油、南充等地也相继出现类似的阅报所、室，形成现代社会文化设施雏形。

三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却窃取了胜利果实。四川的许多革命志士多是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仍然带领进步的文化人士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文学革命，兴办各种文化事业，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四川新文化运动仍不可遏止。1912年春，成都演艺界的名角康子林同杨素兰、萧楷成等人共同发起组成了包含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进步戏曲团体三庆会，排演新戏，培养新人，对川剧剧种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年，四川省图书馆始由四川行政公署拨款建立。1914年四川华西协合大学开始筹建博物馆。春柳社成员、川人曾孝谷和唐廉江等于1913年回川，分别在成都、重庆成立话剧团体成都春柳剧社和重庆开明剧社。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批鼓吹反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诞生，其代表有《星期日》周刊，袁诗尧参与编辑的《四川学生潮》，吴虞指导创办的《威克烈》，李芾甘(巴金)等编辑的《半月》等。20年代后，郭沫若、张秀熟、李劼人，以及戏剧教育家、评论家蒲殿俊，诗人吴芳吉、康白情，小说、散文作家林如稷、陈翔鹤、陈炜漠、邓均吾和抗战前已显露头角的阳翰笙、巴金、艾芜、沙汀、周文、任白戈、罗淑等巴蜀人士，则活跃于这一时期前后的中国文坛。由车耀先支持创办的救亡刊物《活路》旬刊(后改为《大声》周刊)、《大生》《图存》等也不断发表文艺作品，给四川文艺界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受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研究戏曲改革成为时尚，川剧界演出“新戏”“时装戏”等改良剧目。剧作家刘怀叙创作了《是谁害了她》等近百出戏。一批新剧目、一批川剧名家在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冲搏而出，使川剧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全国的一大剧种。

1932年12月～1935年3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前后达18个月，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博巴政府。在苏区的党、政、军内均设有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机构及办事部门，大力开展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专业和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诗歌、美术、书法、石刻标语、戏剧、曲艺是其主要艺术形式，留存了丰富的史料。

1937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40年定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中心地域。全国进步的文化组织，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院校、电影制片厂、图书等，大多汇集四川，巴蜀之地成了全国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1939年元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4月约七年间，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全国进步的文化组织，诸如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剧协”)、中苏文化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音协”)等，团结广大文化艺术界人士，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艺术活动、兴办文化事业，对四川及全国进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外地迁到四川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文艺刊物，达53种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抗战艺术》《文艺阵地》《中原》，以及《文艺先锋》《文艺杂志》《青年文艺》《文学月报》《文学创作》，音乐刊物《战歌》《新音乐》《乐风》，曲艺刊物《通俗文艺》《弹风》等。中国当时主要的艺术品种也聚集四川，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话剧、电影、舞蹈、音乐、曲艺、美术、歌剧等艺术形式，取得了突出成就。就话剧而言，当时集中在四川的著名话剧团体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中国胜利剧社、中央青年剧社、怒吼剧社等，演出了名剧《屈原》《棠棣之花》《法西斯细菌》《天国春秋》《蜕变》《结婚进行曲》《大地回春》《升官图》等100余部创作剧目(另有160余部剧目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堪称中国话剧的黄金时期。

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和来川的全国进步文化团体、文化人士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四川的文化艺术界纷纷成立隶属于全国或单独建立的抗日救亡组织。如“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全国剧协”重庆分会、成都分会，“全国音协”成都分会，“中国音乐学会”四川分会，重庆曲艺界抗敌后援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等，积极开展各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展览、劳军、募捐、创办文艺刊物等活动，宣传鼓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1938年起仅在成都创办的刊物即有《文艺后防》《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朔风》《野马》《挥戈文艺》《四川风景》《华西文艺》等十余种。四川的代表性戏曲剧种川剧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一支劲旅。抗战初期，川剧就是发起组织“全国剧协”的10余个剧种成员之一，后又参与建立该组织的成都和重庆分会。川剧演员傅三乾、张德成、萧楷成、刘成基当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张德成、周慕莲分别任“全国剧协”重庆、成都分会理事。这一时期，川剧演出了田汉、欧阳予倩、老舍及李大中、张德成等编写的一批颂扬爱国主义的历史故事剧；同时编演了大量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时装戏”，如《铁血青年》《背父从征》《台儿庄大捷》《汉奸梦》等。当时，周恩来、郭沫若等十分关心四川戏曲的改革发展，曾由文化工作委员会出面多次组织川剧、汉剧、楚剧等地方戏曲剧种研究、讨论改革问题；1941年2月，郭沫若在重庆出席了300余名川剧演员到会的川剧演员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时期，曲艺演唱配合形势，发展迅捷。1939年王永梭独创的新曲种谐剧、方言朗诵开始登台演出，受到社会认同。与专业性的文艺活动相比较，广泛而持久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显得更遍及城乡，蓬勃火旺。1937年8月，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组织各校师生组成430人宣传队到川西各县城乡演出。1937年8月，成渝两地分别举行数万群众的火炬游行和戏剧演出。大中学校普遍成立了业余文学社、宣传团队、戏剧社、歌咏团、歌舞队、曲艺队等，坚持在校园和社会演出。

1940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成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等对戏剧电影进行“审查”、查禁，尔后“第三厅”被撤销，颂扬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及揭露社会黑暗的文艺作品被禁止演出、刊载、展览、放映、发行。部分文艺家还遭到监禁、处死，四川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忠诚剧团”演员李英因在话剧《李秀成之死》中饰李秀成后被活埋，其余20多人被枪杀，受牵连迫害者竟达五六百人之多。

抗战时期，也是四川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甚为活跃，成果丰盛的时期。产生了《嘉陵江上》《长城谣》等著名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饥火》等现代舞蹈作品。在川的徐悲鸿、商衍鎏、沈尹默、顾颉刚等与四川的张善子、张大千、赵熙、谢无量、郎静山等美术、书法、摄影大师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以纸笔、相机为武器，创作、发表、张贴、书刻、展览自己的作品。

在抗战八年中，社会文化机构数量少，设施不足，业务活动难于开展，藏品难以增加，难于发展。到1944年，全省图书馆仅38所，博物馆3所，民众教育馆165个(含西康省24个)，民办电影院约30家，发行机构主要为10家外国公司所占有，国内所有者仅五六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及外省的文化艺术机构和文化人士相继离川，加之社会混乱，至1949年止，四川的文化艺术几乎濒临绝境。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川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1949～1990年的40年中，四川文化艺术事业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0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3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时期

1．1949～1952年9月，是全省文化艺术事业整顿、恢复的阶段。1949年冬至1950年初，四川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四川省的地域内，划分为中央直辖的重庆市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公署。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重庆市和4个行政公署均设置了文教厅(局)；市、专、州、县也相应建立了文教局(科)，直接管理文化教育事业。到1950年底，全省(指1949年前的管辖范围)接管旧政权所属文化单位民众教育馆(后改为文化馆)119个、图书馆4个、博物馆1个、科普馆1个、峨眉山保管委员会1个。并对22家私营的电影院、10家正规剧团进行登记、管理。当时西康省的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也分别接管有民众教育馆24所，图书馆5所。随军入川的部队文工团队积极参加地方宣传演出，配合中心任务上演从老解放区带来的《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剧目。文化馆站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打腰鼓、扭秧歌、耍霸王鞭等活动遍及城乡。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西南文艺》《说古唱今》《川西文艺》《川北文艺》《川北画报》等通俗性文艺刊物。根据1950年11月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和195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全省戏曲、曲艺团体，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改政策，清除封建把头，推行民主管理，进行戏曲改革，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移植、改编、上演《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闯王遗恨》等优秀剧(节)目，并为“抗美援朝”捐献义演。1952年10月，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川剧代表团演出的10个剧目中，《柳荫记》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辩踪》获演出二等奖；张德成、贾培芝、周慕莲获荣誉奖，陈书舫、周企何获演员一等奖，吴晓雷、周裕祥、袁玉堃、阳友鹤、许倩云、刘成基、曾荣华获演员二等奖，川剧艺术受到全国文艺界普遍的好评。1952年，4个行政公署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9月成立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简称省文化局)。至当年底，四川文化艺术事业已有了较快的发展，全省电影院44座(民营23座)、电影放映队71个(民营18个)、剧团173个(民营163个)，剧场105座(民营20座)、文化馆198个、公共图书馆7个、博物馆2个。属国家编制的干部职工达2153人。较1950年底的文化机构和人员均有很大的增长，奠定了四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2．1953～1956年，是四川文化艺术事业稳步发展的阶段。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对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长，文化艺术事业随之稳步发展。1953年1月四川首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省文联”)代表大会召开，沙汀当选为主席。其所属的团体会员有作协、音协、美协、舞协、剧协等。省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积极深入生活，参与并辅导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讴歌时代，颂扬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并创办了《草地》等文艺刊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园地。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加强了对文化艺术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帮助各市地州县文化行政部门组建不同艺术形式的表演艺术团体，并按照文化部加强艺术表演团体专业化建设的指示，继续推动以川剧为中心的戏曲改革，建起了艺术教育的大中专院校，完成了赴朝慰问演出的光荣任务，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55年5月，四川省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继建国以来的剧目收集、整理工作，对川剧传统剧目进行集中鉴定，历时两年多，在2000余个剧目中，鉴定出剧目300余个，整理出版200余个，在同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戏曲剧目会上，受到文化部的表彰，得到戏曲界的好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舞蹈艺术团体举办的音乐会、舞蹈演出日益活跃，逐步形成了专业和业余的两支创作演出队伍。舞蹈《十大姐》《西山跳月》，舞剧《芙蓉花》，歌曲《好久没到这方来》《毛主席派人来》《太阳出山》流行全国，演唱《川江号子》的演员在国际比赛中获金质奖。新的曲种《板子弹唱》《四川车灯》问世。杂技艺术走出国门。美术、书法、摄影艺术蓬勃发展。由国家举办的城乡电影发行放映网络逐步形成，私营电影院逐步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群众文化工作配合社会中心任务，利用夜校、黑板报、土广播、幻灯、俱乐部、业余剧团等形式积极开展活动。继1952年文化馆站的整顿、提高之后，全省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抢救、收购了社会流失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使四川文物、图书藏量跃居全国前列。西南行政区撤销后，1954年7月重庆改为省辖市，1955年10月西康省也并入四川。1954年12月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更名为四川省文化局(简称省文化局)。1956年3月四川话剧组团参加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参演剧目《一个木工》《四十年来的愿望》获演出一等奖。在全国第一届音乐、舞蹈等汇演中，四川也取得了好成绩。在省内，也先后举办了全省性的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首届曲艺会演、群众创作歌曲评奖、戏曲剧团青少年演员观摩演出等一系列艺术交流、观摩活动。至1956年末，正规电影院达56座(文化部门的42座)、电影放映队471个(文化部门的395个)、剧团195个(文化部门的28个)、剧场151座(文化部门的136座)、文化馆200个、公共图书馆26个、博物馆3个。较之1952年末，除文化馆外，其它文化艺术机构都是成倍增长，四川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繁荣兴旺的局面。

3．1957～1966年，是四川文化艺术事业曲折发展的阶段。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出访归来，观看了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家》《同甘共苦》和重庆市文工团演出的《日出》，并亲切接见了演职人员。不久，活跃的四川诗歌界拥有了自己的诗歌阵地《星星》诗刊。曲艺界的女演员李月秋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的清音《小放风筝》等段子获金质奖。根据文化部开放禁戏的通知，省里开始尝试开放《目连传》一类禁戏。川剧传统剧目的鉴定、整理工作顺利结束，编印出版了包容11集69个剧目的《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成为全国戏曲界首屈一指的艰巨工程。首拍川剧艺术片《杜十娘》也在紧张地拍摄中。

1957年秋，一些文艺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面临困难的局面。1958年初，四川省文化局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省市专业艺术团体的演职员“上山下乡”，巡回演出、采风、为新民歌谱曲、辅导群众的文艺活动等。尔后，省里在成都召开文艺界二千余人参加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此后，开展的一些群众性文艺活动，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省上百个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剧团改为国营。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开始筹建。1959年6月，举办第一次四川省专业艺术团体观摩演出大会，川剧、话剧、歌剧、曲艺、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的2000余名代表参加演出，川剧《丁佑君》《许云峰》，话剧《今朝英雄》《丹凤朝阳》，舞蹈《披毡献给毛主席》《凉山酒舞》、歌曲《多快乐》《小小马儿郎》，杂技《蹬伞》《平衡》，曲艺琵琶弹唱《采花》《盼红军》等剧(节)目受到好评。7月中国川剧团访问波兰等东欧4国，获得成功。1959年九十月份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波及全省文艺系统，一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使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再次受到挫折。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底，四川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全省文化团体实行了精简单位，压缩人员的办法，一些全民所有制单位退回到原所有制性质，一些单位被撤销、合并，有的单位停止修建，暂时下马，一些人员被动员辞职返乡。1961年，文艺事业开始复苏，逐步成为最活跃的时期之一。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发了“文艺八条”(初稿)，次年4月正式执行。同年，重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广州会议”精神，文化部制定的“院团十条”、剧目创作“三并举”的方针逐步在全省贯彻，文化园地再现生机。涌现出长篇小说《红岩》《清江壮歌》《逐鹿中原》，川剧《和亲记》，话剧《今朝英雄》《第一计》，歌曲《毛主席派人来》《牧马人之歌》，舞蹈《康巴的春天》，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优秀作品，有的作品具有全国影响。版画《蒲公英》获国际金奖。

1962年10月以后，还创作演出了一批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的文艺作品。社会文化事业也有了发展。1963年较1958年增设博物馆12所，图书事业形成了以公共图书馆为中心、高等院校和行业图书馆共同参与的图书馆事业新格局，电影发行放映的规模有所扩大，摄影艺术的比赛、展出活动增多，《人勤苗壮》获世界新闻摄影荣誉奖。1964年省里通报表彰了坚持送戏到偏远山乡为群众演出的达县专区文工团，3月，举行了全省话剧观摩演出，19个剧团演出了28个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作品。接着又举办了全省舞蹈观摩演出，展示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舞蹈节目。《向阳花》《阿哥追》《红披毡》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四川舞蹈日趋成熟。1965年雕塑艺术异军突起，大型泥塑《收租院》问世。四川雕塑现实主义的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水平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好评。同年9月至10月，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73个剧目中，四川的现代川剧《急浪丹心》《嘉陵怒涛》《许云峰》《金钥匙》《管得宽》，话剧《比翼高飞》《柜台内外》等获得好评。其中《比翼高飞》《管得宽》应文化部之邀赴北京演出。但是，1962年10月以后又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在文艺界又一次出现了否定传统艺术，题材单一，乱点名批判等“左”的倾向，在“大演现代戏”的口号下，1964年戏曲剧团停止上演传统戏的剧目，只能上演《夺印》等几个现代戏。

(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四川文化艺术事业遭到空前的浩劫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四川文艺界揭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著名文艺界人士马识途、李亚群、沙汀被点名批判。以后四川开展批“三家村”、查本单位“三家村”式人物的运动。四川省文化局被诬蔑为“四川反革命文艺黑线的总根子”，四川省文联被斥为“反革命裴多菲俱多部”，建国17年四川文化艺术工作的成绩遭到全盘否定。极左思潮越演越烈，派性组织充斥各单位，党政领导普遍受到批斗，部分群众被打成“保皇派”“牛鬼蛇神”“戏霸”“反动艺术权威”，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1967年1月，文艺界的各级党政领导被夺去领导权。1969年除留个别人组成业务组留守机关外，大都下放“五·七”干校或进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期间，许多文艺作品、传统剧(节)目、图书、文物被斥为“封资修”的产物，或被禁演、禁展、或被封存。一些服装、道具、藏书遭焚毁，大量文物被破坏、盗窃，损失巨大。学唱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时成为最流行的怪异文化现象。电影只能放映“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戏剧，包含话剧也改演或移植演出“样板戏”。1970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军代表为主体的“四川省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部分被打倒的文化界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1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全省自负盈亏的表演艺术团体先被撤销，再建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保留的全民所有制剧团一律改演“样板戏”。所有“整顿”后的“编余”人员一律强行调离文艺单位，再次给四川的文艺事业带来混乱。1972年以后，讲说革命故事的活动兴起，并在全川迅速推广，但有价值的作品不多。1973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四川省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建立四川省文化局和中共四川省文化局委员会。当年5月23日，举办了全省综合性的文艺调演，近1300人参与，共演出11台17个剧目，出现一些描写知识青年、水电建设者等新人的新作。如话剧《九龙滩》《广阔的天地》等。此后对因贯彻1971年省革委有关文件被强行撤销的剧团、调出的人员，陆续落实政策，返回原单位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评水浒”的恶浪中，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四川文艺界的一些派性头目刮起了“描写与走资派作斗争”文艺作品的邪风。197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恢复原名后，1974年改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当年恢复故事片生产。1976年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省文艺界的几个帮派头头组成“四人帮助小组”进驻省文化局，妄图在文化系统重新夺权，遭到革命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有力抵制。

(三)1976～1990年，四川文化艺术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四川文艺界积极开展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清除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欢庆胜利，歌颂、怀念毛主席、周总理，揭批“四人帮”的歌曲、曲艺、美术作品。1977年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创作会议，揭批“四人帮”，号召繁荣文艺创作，提出“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并进行具体规划。1978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成都，连续三次观看川剧优秀传统剧目，并给予充分肯定。尔后，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交由省文化局分期分批行文，在全省恢复上演了一大批川剧传统剧目，开全国上演戏曲传统剧目之先，同时也带动了全省文学、艺术、图书、文博、群众文化、电影等文化艺术工作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78年6月，改设省文化局党委为党组。11月，全省举办了以现代题材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文艺调演，共演出170余个剧(节)目，为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同年底，川剧组团赴京，为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祝贺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文化艺术事业获得了全面、快速的发展。1979年以来，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1990年全省文化事业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的投入分别为1980年的2．27倍、2．13倍，职工人数由1980年的30017人增加到32426人(未含电影制作、电影发行放映、文物，以及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的统计数字)。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制订了文化发展的十年规划和中期、近期发展目标，并采取培训干部、改善工作条件、开展作品研讨，举行调演、汇演、展览，组织参观访问、深入生活，加强内外文艺交流，重视理论研究，奖励有成就的人员及优秀成果等各种有力措施，促进文学艺术作品质量的提高和文艺事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省里首先抓人才培养，于1977年恢复了四川音乐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正规招生工作。1978年3月，又恢复、重建了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舞蹈学校，并开始招生。尔后，这些正规学校深化教学改革，增设专业，完善教材扩大培训范围和培训内容，新修教学设施，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满足了专业艺术团体和社会的需求。与此同时，还采取长期或短期培训、轮训、函授、进修等方式，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截至1990年止，省里共举办培训文艺在职职工的不同类型班、会30余种、100余期，培训人才3000余人次。其中绝大多数学员在四川的文化工作中担当重任。

1980年6月，被推迟20余年的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在成都召开，出席会议的文艺界各族代表1000余人。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精神，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团结全体会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产生了重大影响。1983年4月，四川省文化局更名为“四川省文化厅(简称省文化厅)”。1985年6月，按照全国的体制，四川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建制中分出，升格成为与文联同级的团体。1980年10月开始，历时10个月，四川第一次综合性的文艺评奖工作顺利结束，评出1977年以来的各类优秀作品573件，加上这次评奖前在国际、全国、省级获奖的优秀作品共1101件。颁奖仪式上省委宣布了繁荣文艺的一系列措施，决定首设文艺创作基金20万元，尔后逐年增加。1985年，又设立30万元的郭沫若文学奖、四川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给80年代的四川文艺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文化艺术各个门类得到大发展。

文学创作方面，包含老中青在内的作家由1966年的120人增加到近千人，全国会员由25人增加到125人，形成了一支极富活力，成果显著的文学创作队伍。除省级文学刊物《四川文艺》(后改为《现代作家》)、《红岩》《星星》《当代文坛》外，各市地州和部分县，以及一些企业、部门也都创办了文学期刊。在全国和省级各种文学样式的评奖活动中，四川文学成绩显著。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诗歌《复活的海》《白玫瑰》等均在全国评选中获奖。

1979年2月，峨影厂健全了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影片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当年生产故事片4部、戏曲艺术片1部。次年拍摄彩色故事片7部，制片利润高达358万元。1981年5月成立峨影演员剧团，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演员。1985年拍摄的《红衣少女》分别连获“金鸡”“百花”“政府”三大奖。1990年完成的影片《焦裕禄》被誉为当年中国电影的扛鼎之作。从1979～1990年的11年间，该厂共拍摄彩色故事片100部，涌现出一批全国著名的演员及编导、摄影、舞美人员，成为全国主要的影片生产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表演艺术以“振兴川剧”为重点，进入极为活跃的繁荣时期。1982年7月，省委专门开会研究、部署“振兴川剧”工作，提出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各级党委、政府，也把振兴川剧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此后，每两年一次，全省自下而上的选调川剧剧目到省参演，到1990年，振兴川剧的专题调演前后举办了5次，涌现了《巴山秀才》《田姐与庄周》《绣襦记》《芙蓉花仙》等近100出优秀剧目。一些探索性剧目如《潘金莲》《红梅赠君家》《红楼惊梦》《四川好人》等在川剧改革的尝试方面，均取得不同的成就。四川的话剧也不断创作或选演国内外一批力作，如《赵钱孙李》《重庆谈判》《月琴与小老虎》《死水微澜》《西安事变》《枫叶红了的时候》《朱丽小姐》等。特别受观众喜爱的戏剧新品种——小品，在四川得到倡扬，1989年举办了首届话剧小品邀请赛。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少儿艺术在80年代发展较快，中央和省里举办了多次儿童戏调演。四川藏戏中的德格、康巴、安多、嘉绒藏戏得到宏扬，省里每年为县级以上藏戏团拨出专款，“八大藏戏”常演不衰，新编剧目《牟尼赞普》《琼达与布秋》分别在全国和省首届少数民族地区戏剧调演会上获奖。歌剧在80年代重又焕发青春。《火把节》《青稞王子》《穿红裙的幺表妹》《月落乌啼》等，在全国或省里获奖。在1987年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一些青年演员和琴师获奖。在全省的调演、汇演比赛中京剧也连获嘉奖，显示了雄厚的实力。其它一些有影响的戏曲剧种豫剧、越剧、花灯戏等和木偶戏、皮影戏、灯戏、曲剧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南充的大木偶、成都市的木偶、皮影戏具有全国影响。以川剧为代表的戏剧创作繁荣，演出活跃，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多次奉调晋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广大观众、专家的好评。川剧、木偶的一些院团还连年出国，远赴欧洲、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广泛的好评。

从1981年起，四川连续四次举办了三年一度的大型音乐活动“蓉城之秋音乐会”，这是集中展示四川音乐创作和表演成就的音乐盛会。其它一些单项音乐会演、比赛和小型综合音乐活动、个人音乐会，举办频繁，一大批优秀音乐作品、优秀演奏员在全省、全国以及世界性比赛中获奖。《云岭写生》《蜀宫夜宴》《达布河随想曲》等是其中的佼佼者。通俗歌曲渐渐流行，并出现不少优秀作品和演唱者。

四川舞蹈艺术步入成熟发展时期，拥有一批在全国知名的编导人员，在比赛中，一大批不同题材、体裁的优秀舞蹈作品在中国和日本、意大利世界性比赛中获奖。以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尤具特色。10年之中，像《喜雨》《小萝卜头》《春潮》《百合花》《鸣凤之死》等一类的优秀新作，达60余个，是舞蹈创作的丰收时期。

曲艺艺术克服各种困难，重新回到了群众的身边。谐剧、方言朗诵等曲艺形式得到更大的普及。大型曲剧和方言喜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有的演员和节目在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演出中取得成功。

国营专业杂技团体虽然有所精简，但民间职业杂技团发展较快。杂技团体在培养人才、艺术创新上，从严训练，从难要求，青少年演员迅速成长，在国际杂技比赛和全国比赛中，杂技节目多次夺冠。杂技艺术成为四川对外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

四川美术界，仍保持着50、60年代的全国优势地位，除版画、雕塑等画种仍具优势外，油画异军突起，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国画艺术家的群体优势逐步显示出来，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唐卡画、城市雕塑，年画、漫画、连环画、宣传画、农民画、现代壁画等都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其余画种都有了全新的发展。一大批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画家脱颖而出。油画《父亲》《亲爱的妈妈》，版画《主人》，年画《敬爱的元帅》，藏画《格萨尔王》，雕塑《千钧一箭》，国画《边关习武》《竞技图》《打马球》，漫画《大买主》等20多件作品在全国获特等奖、一等奖或金奖。还有10余件油画、国画作品获国际金奖。不少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象征中华文化的书法艺术和崭新的摄影艺术，得到愈来愈多的人欣赏、热爱和直接参与，成为最具群众性，最易普及的艺术品种。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书法、摄影艺术家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在全国、全省比赛中屡创佳绩。

这段时期，也是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电影发行放映、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后被禁锢的影片陆续恢复发行，次年观众达到22．7亿人次。1982年发行收入创6016万元。集体和个体兴办电影队得到扶持，边远山乡、民族地区“看电影难”的问题有所好转，到1985年电影放映队的发展达到高峰，共14078个。电影部门多次受到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表彰和奖励。

在群众文化方面，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指示》在全省得到贯彻落实，给群众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乡镇文化站蓬勃发展，成了向当地群众普及科技、文化，开展艺术、娱乐活动的中心。占人口80％的四川农村人口也如城市人一样能享受或直接参与影视、录音、录像、舞厅、卡拉OK厅等现代文明产物所带来的欢乐。1990年与1980年相比：全省群众艺术馆达24个，较前增加19个；县级文化馆、站7017个，较前增加6763个；工作人员20723个，较前增加8．2倍，另有4105个业余演出队和21590个农村文化专业户，使农村、乡镇、街道和文化生活日益活跃。文化与经贸、旅游紧密结合，自贡恐龙灯会、乐山龙舟赛、大佛节、南充丝绸节等新兴的地方节日，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全省图书馆、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1982年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址建成，建筑面积为1．37万平方米。全省各地新建馆和藏书、藏品的数量均大幅增长。1990年与1980年相比较全省新建图书馆50所，总数达148所，藏书量达2124．5万余册，新增图书622．4万余册；新建博物馆(含纪念馆)55座，总数达75座，藏品总数达75万多件。其中，全国“八大图书馆”之一的四川省图书馆主要藏书354万余册；四川省博物馆藏品16万余件。全省基本形成了以省馆为中心，以市地州县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骨干，与其它行业性、专业性的图博单位协调合作的馆际网络。

1985年3月，省文化厅按照文化部的部署和《文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评审条例》及有关规定，在全省文化部门进行了文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评定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锦城艺术宫，位居成都市中心繁华地段，占地面积1．11万平方米，设备先进，是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剧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四川的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