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克里雅探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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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越硫磺达坂

       硫磺达坂海拔5114米，是新藏高原的北部边缘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达坂，翻过达坂就进入了乌鲁克盆地。今天是行军距离最长的一天，我们必须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全程33公里的线路上没有水。凌晨6点不到我就把队员们叫了起来，匆忙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

       翻越硫磺达坂对每个队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不但要面对翻越达坂煎熬，还要经受高海拔长距离行军的痛苦。为了能顺利通过达坂，出发前我让队员们尽量轻装，把能不带的东西都放到驮袋里。

       今天，北京队员宓龙彪的状态很不好，不知是昨晚没休息好，还是吃了我做的蘑菇杂酱面（昨天在途中摘了一个大蘑菇）的缘故，一早起来就发现老宓的脸肿了一圈，两只胳膊上起满了大红疹子，疹子中间还有个流水小眼，我见过一些过敏症状，可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疹子。

       我们沿着干枯的河道向南走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沿着一条向西南延伸的路基进入了一个由彩色沙岩山构成的峡谷地带，常年风雨的侵蚀，两边的砂岩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造型。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的升高，前方几公里处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上硫磺达坂。这一达坂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据说是当年部队在这里测绘时，硫磺的气味很重，故起名硫磺达坂。连续几个小时的攀爬，我的全身就被汗水浸透了，出发时带的一升水已消耗过半，想到后面的路程，我强忍干渴一步步向达坂攀登。在高原，人的红血球数量剧增，血液浓度也变黏稠，缺少饮水血液会变得更黏稠，大大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严重时会引起心衰。在这干涸的达坂上且不说人，就连生长在高原的野牦牛也有时难逃一劫，我们在路边就发现了一头刚死不久的野牦牛。

       快到达坂顶部时，老宓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身上唯一的负重—莱卡照相机也放到了毛驴背上，但在大家的鼓励下他最终也坚持地登上了硫磺达坂。从苏巴什到硫磺达坂距离不足10公里，我们用了近5个小时，站在达坂顶上，回首眺望，四天来我们用双脚丈量的大地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虽说是盛夏，在5000多米的达坂上没有一点暖意，原本被汗水湿透的我不时地在风中打着寒颤。尽管这样，口干舌燥的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仅存的两个西瓜。

       在大坂上，向南望去，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在雪山和我们脚下的高山之间夹着一个长约50公里，宽约15公里的洼地，这便是青藏高原上著名的乌鲁克盆地。此时，我们离色格孜库勒湖还有23公里路程，我们不敢久留，急忙沿着当年修筑的路基向东走去。路边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几乎没有什么植物，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不难想象当年筑路大军所历经的磨难。行走了2个多个小时后，当离远处的阿其克库勒湖越来越近时，我们离开了路基，向正南的色格孜库勒湖方向走去。一天滴水未进的小毛驴似乎嗅到了湖水的气味，一路小跑地向湖边奔跑。我们的队伍在平坦的乌鲁克盆地上也拉开了很长的距离，急于在天黑前到达营地的我，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紧随驴队拼命赶路。

       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色格孜库勒湖边，这是乌鲁克盆地三大湖泊中唯一的淡水湖。色格孜库勒与西面的阿其克库勒湖紧密相连，如今的色格孜库勒充其量是一个个水洼连成的“湖”。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湖水已经基本干枯，只是在夏季阿其克库勒的渗水和来自南面雪山融水的注入，色格孜库勒才形成了一个个水洼。我们的营地就建在流经水洼的一条小溪边。这也正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选择的营地。二十世纪初，橘瑞超也就是在这个季节，带领普鲁村雇佣了30多个驮工、几十头毛驴和马匹，来到了乌鲁克盆地，试图找到一条进入西藏的高原秘道，但也没能如愿以偿。当他历经艰险翻越硫磺达坂到达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驮工都跑完了，毛驴和马匹几乎都死了，就连自己也得了高山病差点死在那里。

       一天33公里的艰难跋涉，老宓的体力已完全透支，到营地后他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按原计划，我们明天修正一天，考察乌鲁克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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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宓的病情加重了

       8月3日   晴天

       清晨，营地边的小溪结了一层薄冰，在冰下缓缓流淌的溪水比起昨天清澈了许多。色格孜库勒虽说是淡水湖，但常年的蒸发使得一个个水洼变得咸涩不说，水中还飘浮着许多小生物，到了下午，雪山的融水夹带着泥土和各种生物汇入小溪，浑浊的溪水即使长时间地沉淀也难以清澈。

       老宓的情况更加糟糕了，大红疹子又出来了许多，对他的过敏众说纷纭，依我看并不是吃了野蘑菇或饮用了小溪的水，而是毛驴身上的一种特殊东西引起的。在2005年夏天，邢锐带三个法国人到火山口探险，其中一个女队员就对毛驴身上的东西过敏，来之前，她知道昆仑山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后，专门从法国带来了抗过敏的针剂，在探险过程中她始终与毛驴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即使这样她还是过敏了。据说这种过敏非常可怕，严重时喉咙都过敏，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盆地里，如果老宓病情进一步发展后果真不敢设想。

       对于初次进入昆仑山的老宓来说，一路上他经受了比我们更多磨难和痛苦，能到达乌鲁克盆地已经非常不易了，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欣慰。明天他就要返回普鲁村了，吃完早饭，我和老宓、海浪、姜姐、扬戈一行淌过小溪向对面的山梁走去。

       登上山梁，环视乌鲁克盆地，色格孜库勒一潭潭蓝绿各异的水洼似乎与东边的阿其克库勒湖连成了一片，在山梁和南边高耸的雪山之间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绿色草地，山梁的东南方向，一座梯形的山包醒目地耸立在阿其克库勒湖旁，这便是我们向往已久的昆仑山亚洲一号火山。夏季的乌鲁克盆地与冬季截然不同，虽说是4800米的高原，但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迹象，绿色的草地；蓝色的水湾；欢唱的水鸟；野牦牛踏出的道道足迹；无不给这片广袤的高原盆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下午回到了营地，老宓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大腿内侧新起来许多红疹。这一现状验证了我的判断，毛驴身上某种东西引起的过敏不容置疑，因为在去山梁路上他始终在骑毛驴。摄影师吕俊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最辛苦的人，几天的劳累他也病倒了，晚上体温达到了39度，为了控制病情，给他服用了一倍计量的阿莫西林。

       晚上，我来到了依塔洪的帐篷，让他选派一名驮工和两头毛驴护送老宓下撤。在我们的行程中，乌鲁克盆地也是个折返点，再往前走，一旦出现问题安全返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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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火山口  

       8月4日  晴天

       我们今天必须离开乌鲁克盆地，踏上翻越克里雅山口道路。

       经小侠一夜的精心护理，海狼的烧退了，但为了安全起见，老宓必须返回普鲁村。

       可是谁来承担护送任务呢？万里长征快走到了尽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为了这次探险，每个队员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且，以后也不太可能有机会走这条路了。但老宓返回必须有人护送。如果让协作马庆护送，会大大增加摄像师海狼的负担，势必影响到整个拍摄工作。

       作为领队的我很为难。副队长马玉山站了出来，决定放弃翻越克里雅山口，护送老宓打道归府。马玉山是2005年冬季到达火山口的三勇士之一。我们一起登山探险十几年，不仅是旅途中的伙伴，也是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关键时刻才显铁哥们情义，他毅然做出了牺牲。

       送走老宓后，队伍分成两路，扬戈、老刘、依塔洪、阿曼赶着毛驴沿小溪北岸走向脱破拉尕特达坂，我带领姜姐、小侠、海狼、马庆涉过小溪，直奔亚洲一号火山。两条路相隔2公里左右。因为前方的情况不明，我们没法约定汇合的地点。

       出发后不久，我突然发现，匆忙中把探险队仅有的两部对讲机都带上了，扬戈带领的队伍没有对讲机。这一疏忽一路上令我忐忑不安。广袤的乌鲁克盆地并不是一马平川，向东行进不久我们便踏上地图上标为“喀拉塔什勒克”的火山地带，喀拉塔什勒克是维吾尔语，意为黑石滩，它是由遍地布满了黑黝黝的火成岩而得名。在黑石滩上，火山爆发喷射出来的灰尘和火成岩堆积出一个个山包，我们在山包间穿行，别说2公里，前后队员拉开200米距离就看不到对方，极有可能走散。好在出发前一再交代，醒目的一号火山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黑石滩位于一号火山的西面，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喷发出的火山灰和熔岩沿着阿其克库勒南岸一直延伸到色格孜库勒湖畔。受其南边雪山融水的滋润，夏季的黑石滩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一尺多高泛黄的针毛草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金色。为了尽快地考察完火山与扬戈汇合，我们顾不上摄像，加快步伐向火山走去。此时，在阿其克库勒湖彼岸行走的队伍离我们至少有4公里距离。

       由于昨晚的抓饭太油腻，吃得多了点，今天我的状态非常不好，一路上肚子又胀又痛，每走两公里要方便一次。当到达了一号火山脚下时，我两腿发软，但在摄像师吕俊的导演下，我还得充演员，咬着牙往上攀登。从底部到海拔4921米的一号火山顶部，相对高度150米。为了拍摄效果，摄像师给我们选了一条最陡峭的线路。急于方便的我也顾不上这些，强忍着腹痛一口气登了上去。
       一号火山也称阿其克库勒火山，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曾经再次喷发，据说当年筑路大军亲眼目睹了那次火山的喷发，新疆日报也记载了喷发情况。站在山顶，俯视火山口，它犹如一个直径约120米，深约60米的巨大的锅底，坑的南边有一个熔岩溢出的缺口，由于地势东高西低，熔岩大都流向了西侧的阿其克库勒和色格孜库勒一带，形成了现在的黑石滩。坑的四周有许多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的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坑的底部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其实，对一号火山是否在1951年喷发有不同说法。1954年前苏联一家刊物以“中亚新火山”为题，对一号火山的“三次冒烟”、“飞出石头”、“看见红石头”、“二百余公里外听见响声”、“有熔岩流出”等说法提出质疑。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对青藏高原进行了第五次科学考察，虽然当初所说的“冒烟”和“响声”已无从查实，但从黑色玄武岩风化的成度分析，1951年的火山爆发至少是没有岩浆喷出，阿其克库勒火山爆发的准确年代和强度至今难以定论。

       阿其克库勒湖位于一号火山西北2.5公里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阳光下碧波闪闪，在荒芜的盆地中显得格外抢眼。据资料介绍，乌鲁克盆地有14座火山，但我们所能看到有明显特征的就三座，成“品”字形遥相呼应。位于东北9公里处的二号火山锥体规模较大，相对高度264m，从形态上看火山口中部裂开，具有复合迭锥构造，可以反映火山沉寂后再度复活的历史。三号火山位于乌鲁克库勒东北1.3km处，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火山锥体，相对高度仅70米，但它不具备一号火山那样典型的锅底坑，只是在北高南低的锥顶部有十几米深的内陷，并有积水痕迹。从一条直达锥体顶部的清晰的小道可以判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锥体顶部存有积水，是这一地区野牦牛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之一。

       亚洲一号火山比乌鲁克盆地高出近200米，是观察盆地的最佳地点。在火山口顶部，我腹痛难忍，捂着肚子就躺倒在了火山岩上。海狼、姜姐、小峡、马庆四名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到乌鲁克盆地，兴奋地站在一号火山口，特别是摄像师海狼和摄像助理马庆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又是合影，又是摄像，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下午3点，我站在火山口的最高处，再次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但仍然没能发现驴队，此时，原本忐忑不安的我心又提到了喉咙口，顾不上腹痛，带着江姐跑下火山向乌鲁克湖方向走去，没转几个山包，跟在后面的海狼三人看不到了。如果天黑前不能和扬戈带领的队伍汇合，我们五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出来时随身只带了一瓶水和一点路粮，所有的行装都在驮包里，我们随身的衣服难以抵御夜间的寒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尽早登上另一个制高点—三号火山，才有可能发现我们的驴队。

       在海拔4800米的快速行军，加上神经高度紧张，肾上腺素快速分泌，心跳达到了120次，口干舌燥，只觉得嘴里发苦。我既后悔又害怕，但愿上帝能保佑我们。

       一个小时后，我登上了乌鲁克湖北岸的山包，终于看到了一公里外缓缓移动的驴队。心一放下，绷紧的弦一松，我彻底疲软了，有气无力地向湖边走去。

       乌鲁克湖长7公里，最宽处3.6公里，它是盆地中最大的湖泊，水面积几乎是阿其克库勒湖的一倍。到达湖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我真想痛饮一番，但湖水又咸又涩，毛驴都不肯饮用，驴都不及的人类哪敢尝试。腹泻了一天的我，试着撩起湖水洗了洗屁股，那感觉，犹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又蛰又痛。

       穿过乌鲁克湖北岸的盐碱滩，在一公里外的山坡，遇到了孤零零的扬戈和卸了驮包的毛驴。扬戈说老刘到三号火山顶上找我们了，依塔洪和阿曼找水去了。今天早晨临出发时，依塔洪和阿曼就吵过架，依塔洪要带两桶水，阿曼坚持说乌鲁克湖边有泉水，可到了湖边后才发现，这里除了有稀疏的牧草外，根本没有可饮用淡水。在这个高度，毛驴一天不喝水可以生存，人就不行了，一天不喝水是致命的。

       不久，找水的阿曼回来了。我急忙过去询问。他用非常生硬的汉话加维语，气呼呼地说了一大堆，大概意思是，王队长眼里只有依塔洪，就是不相信阿曼。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说，那个地方就有泉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东南方向的半山洼里的确有一片绿色，而且有一个小黑点晃动。用望远镜观察，晃动的小黑点竟然是一头野牦牛。当时我就纳闷，既然有泉水，为什么阿曼提着空水袋回来呢？水对我们这支队伍太重要了，直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我顾不上考虑，提着水袋向山洼的绿地走去。

       望山跑死马，看上去近在咫尺的山坡，我马不停蹄走了一个半小时，可还是没到达，但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半山坡上的绿地和野牦牛了，草地下方的小溪已经干枯，从略带潮湿的水沟可以判断，这个长满绿草的山洼根本没有泉眼，只是汇集雨水的洼地，只有下雨时小溪里才会有水。

       两个多小时候后，我沮丧地回到了营地。阿曼望着拉长了脸的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本想冲他发火的我，见此情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太阳就要落山了，依塔洪找水已经三个多小时了，队员们无心干别的，面朝依塔洪离去的方向，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出现。直到太阳落山依塔洪才回到营地。原来，在营地以南4公里处有一条汇入乌鲁克湖的河流，1：10万的军用地图上有标定，可依塔洪到达时才发现河流已经干枯，他继续朝南绕过乌鲁克湖，在离营地9公里外的雪山下找到了泉水。为了节约用水，晚餐没有烧水，仅下了几锅挂面，口渴的队员们把又稠又咸的挂面汤都喝光了。
   
       日落西山，在晚霞的映照下，静谧的乌鲁克湖和广袤的盆地显得异常的古老而安详。

       我独自站在营帐旁，久久凝视着渐渐逝去的余辉，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的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担忧。今天是我们离开普鲁村的第六天，明天要翻越脱破拉尕特达坂，进入海拔更高的无人区。从此而行，离普鲁村越来越远，一旦出现以外，自救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我默默地祈祷，但愿主宰昆仑的神能保佑，让我们这些虔诚的子民平安穿越克里雅山口,实现自身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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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配图）

       阿克苏河谷的风雪

       8月5日   晴转大雪

       天一亮，依塔洪就敦促我们快点出发，急着要救毛驴。昨天傍晚在乌鲁克湖发现了两只狼，为了防止意外，依塔洪把毛驴都拴在了营地附近，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毛驴已是疲惫不堪，只有翻过脱破拉尕特达扳，进入阿克苏河谷，那里才有水草。
       绕过营地东侧的山梁，我们就踏上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道正是五十年代筑路大军所建，由于乌鲁克盆地地势平缓，气候干燥，从硫磺达坂到脱破拉尕特的道路基本完整，在谷歌卫星地图上可清楚地看到翻越达坂的盘山公路。连续几天在沟坎之间颠簸，一踏上公路，顿觉脚下轻松了许多，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达坂下面。脱破拉尕特达坂虽然海拔5030米，但由于盆地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远远望去，正如依塔洪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山梁子。

       几乎没有怎么费劲，我们就上到了达扳顶端，又行进了一个多小时下到了海拔4810米的阿克苏河谷。阿克苏的维吾尔语意为白水河，在新疆，只要称阿克苏的地方，无疑就有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天滴水未进的毛驴，不知是听到了水声还是嗅到了水的气味，离着好几公里就开始往河边狂奔。

       沿着河谷南行一个多小时，到达阿克苏卡子。这里的河谷较为开阔，河边平坦的草滩上有一间用卵石垒砌的房子，无疑是筑路人的窝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房屋已面目全非，仅存的是残缺的墙壁。

       驴队一到达，依塔洪就把驮包卸了下来，让我们就地扎营，说，昨天的晚霞很红，今天肯定要变天。毛驴两天没吃草也走不动了，再往前就是海拔更高的阿塔木达坂，牧草也越来越少，今天我们只能在此扎营。

       此时正是下午3点，晴朗天空没有一丝云，强烈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我、老刘和海狼顾不上建营，脱去了衣服就跳进河里，在冰冷的河里尽情享受圣水的沐浴。上岸后，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躺在河边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姜姐的冲锋衣不知什么时候盖在了我的身上，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

       傍晚，依塔洪的预测成为了现实，一阵山风后，乌云向河谷压来，气温迅速降到零度以下，一会儿鹅毛大雪铺天而降。依塔洪和阿曼紧忙把还没吃饱肚子的毛驴圈进了卡子。原来，聪明的毛驴子能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会本能地往家里（普鲁村）跑。

       气侯一恶劣，人的情绪往往会变得低落。队员们都静静地坐在帐篷里，听着风雪敲击帐篷发出的哗哗响声，透过门廊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心里也跟着沉重，全都默默不语。前面就是海拔5500米的阿塔木达坂，这雪照这样飘下去，我们还能翻过达坂吗？

       一会儿，大雪就把帐篷埋得严严实实，帐篷内原本稀薄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夜里，雪还在不停地下，我几次被憋醒，起来清理帐篷上的积雪。这种天气在我的意料之中，事先，我们已经做了应对更加恶劣天气的准备，有充足的食品和燃料，就像攀登雪山一样，准备坐等好天气的到来。

       关于昆仑山的天气，出发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甚至看了一些文人编写的故事，如，公丕才的《英雄先遣连》一书写道，先遣连在翻越达坂时遇到了乒乓球大的冰雹，砸死了许多马匹和骆驼。吓人呀，这种故事我是不信，冰雹大的竟能把高大结实的牲畜砸死。在昆仑山中生活了半辈子的依塔洪也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冰雹。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员在他的游击中也写道，“克里雅山口以南的高原湖盆多在海拔4800～5000米以上，终年寒冷干旱。隆冬季节最低气温达零下20～30℃；暖季日平均气温也仅4～6℃左右，全年都是冬季，年降水量在50～100毫米以下”。平均温度的描述应该是正确的，“但全年是冬季”的描述是有点扩大其辞，如果这一地区全年都是冬季，那只有北极熊能够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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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野牦牛

       8月6日  多云转晴

       清晨，我弹去帐篷上厚厚的积雪，拉开了门廊的拉链，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一夜间，阿克苏河谷成了白色的世界，唯有欢畅的阿克苏河像一条蓝色飘带，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

       天还是阴沉沉的，在营地周围，饿了一夜的毛驴在泥泞的地面上寻找着稀疏的牧草。依塔洪跟着阿曼默默地在一边收拾驼包，告诉我今天的路很长，路也不好走，我们必须尽早出发。

       和往常一样，早饭又是大米稀饭、馕、咸鸭蛋。在高海拔，人的食欲本身就大大下降，天天吃同样的东西，几天就没胃口了。通常，每逢重大活动我都亲自做食品计划，亲自购买，这次让老刘和扬戈负责后勤，结果是，食品买了不少，但可口的不多，幸亏我们带了足够的大米、挂面、菜和羊肉。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我们决定丢下不可口的副食品，如：花生、瓜子、芝麻片、上百个咸鸭蛋、十大盒速溶咖啡、两箱大白兔奶糖、水果糖等。

    有草有水的阿克苏河谷是野牦牛的天堂，出发不久，河对岸便出现了一头野牦牛。我和海狼都很兴奋，拿上机器，朝着牦牛走了过去。牛低着头，眼睛盯着我们，一个劲地甩动着尾巴。是牦牛发出的攻击信号。我们站在河边，不敢前进了，和牦牛对峙了好久。依塔洪说，在昆仑山不怕成群的牦牛，就怕单个的，因为单个的往往都是被牛群赶出来的公牦牛，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野牦牛也已越来越多。我们的出现似乎打破了河谷原有的宁静，成群的牦牛像发起冲锋的坦克，快速向雪山奔去。我们目送着渐渐消失的牛群，无不为这主宰高原的强悍生灵而赞叹。

       海拔越来越高，我们沿着河谷南行8公里后，来到了一个河岔，涉过西南方向的主河道，沿着一条东南走向的河谷向阿特塔木达坂走去。此时已是中午，海拔已超过5000米，在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下，路上的积雪完全融化，河谷中的气温也逐渐升高。长时间的缺氧，我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在等待后面驴队期间，我顾不上吃喝，躺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原来，走在后面的依塔洪被两头野牦牛拦住了去路。驮着行李的驴队从牦牛身边走过，牦牛没有任何反应，可依塔洪和阿曼准备过时，牦牛作出了攻击姿态，他俩很无奈，只得多走半个小时路，从山上绕了过去。

       坡度越来越大，在河谷中行进的队伍也放慢了脚步，艰难地向达坂攀爬。从河岔到海拔5500多米的阿塔木达坂，距离14公里，海拔上升500米，漫长的达坂路似乎没了尽头，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西斜，艰难地爬了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了达坂顶部。

       走进海拔5550米阿塔木达坂，仿佛走进一个红色世界，红色山坡，红色岩石，红色夕阳，把达板装扮得格外亮丽，站在达坂之巅向东望去，洁白的雪山，宽阔葱绿的克里雅河谷，与红色的达坂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身处美景之中，我忘记了一路的疲劳，兴奋地拿出了相机。同时，我也深为我们的队员骄傲，我们站到了比博格达顶峰（5445米）还要高的山上。

    下达坂的路非常陡峭，不到三公里就降到了海拔4950米的克里雅河谷。太阳已快落山，依塔洪带着队伍快速地向东南方向的河道走去，我、老刘、海狼和马庆向东直插克里雅河，那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遗址—阿塔木帕夏古堡。

       夕阳下的克里雅河谷格外的美丽，成群的羚羊、野牦牛、野驴点缀着葱绿的草地，我们在动物中穿行，仿佛进入了一个远古的牧场。在河谷东边的山坡下，有一条深深的沟堑，一条大河沿着沟底咆哮而下，这便是流入塔克拉玛干的克里雅河。阿塔木帕夏古堡就像守护这片大地的卫士，面对阿塔木达坂，静静地耸立在陡峭的克里雅河的西岸。

       虽然看不到火山，但从遍地的黑色火山岩可以判断，这里曾经也是火山喷发之地，特别是陡峭的克里雅河床两侧，附着许多又黑又大的火山岩，我怀疑，克里雅河道本身就是一个大裂缝，火山熔岩就像是从这个裂缝中喷出来的。

       位于克里雅山口以南40公里处的阿塔木帕夏古堡，是用火山岩石垒砌而成，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古堡的屋顶已不复存在，部分墙壁也坍塌。古堡的年代和作用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因为没有考古学家到过此地，甚至也没有见过古堡照片。零星的资料显示，古堡始于7－8世纪 ，它南抵西藏，北通和田，扼古道咽喉，是中世纪回鹘人为阻挡吐蕃人北上所设。另外一种说法是《新疆图志》记载的“唐将都督驻兵遗迹”。依我看，这两种说法都靠不住，把守要塞，至少需要几十个士兵，不到20平米的古堡充其量只能住几个人。我想，古堡也可能是吐蕃人放牧的住所，因为阿塔木帕夏一带水草丰盛，是优质的高原牧场，吐蕃人常年在这里放牧，必定要建永久性的住所。

       离开古堡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也降到了零下，穿着单衣的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撇下正在拍摄的海浪和马庆，和老刘迅速向营地奔去。

       为了遮风，依塔洪把营地建在了几十米深的河床底部。滔滔的河水正从营地边流过，发出悦耳的响声。由于河床满地都是黑色的火山岩，流经这里的克里雅河也变得异常浑浊。我望着洋灰般的河水，一点食欲都没有，一头钻进了帐篷。

       不一会，海浪和马庆急匆匆跑了回来，从他们惊魂未定的神态可以断定，路上一定遇到了危险。

       原来，我和老刘离开古堡后，海浪想站到河床边缘拍摄古堡，可万万没想到，他的出现，惊扰了正在河床底部吃草的野牦牛，重达一吨多的野牦牛尾巴一翘，冲着海浪就冲了上来，海浪大喊一声，和马庆拔腿就跑。河床又陡又深，可一眨眼功夫，野牦牛就横在了海浪和马庆面前，吓得他俩一动不动地与近在咫尺的牦牛僵持了几分钟。

       晚上，躺在帐篷里，海狼的惊魂历险成了我们的话题，我半开玩笑地埋怨海浪：“可惜啊，没把这么精彩的镜头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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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上没有标定的达坂

       8月7日  晴天

       从地图上看，从普鲁村到邦达错湖要翻越硫磺达坂、脱破拉尕特达坂、阿塔木达坂和克里雅山口，可依塔洪却说在阿塔木古堡到克里雅山口之间有个“大达坂”。来之前我反复研究了卫星地图，不论是从平面图还是立体图，通往克里雅山口的路都在较为平坦的河谷之中，怎么看也找不出达坂。

       在新疆，达坂通常是指途径的山口或山梁，也就是内人所说的隘口或垭口。可这个“大达坂”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的达坂。我们从海拔4900米的营地出发，没几公里就跨过了阿塔木高原草场，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止地爬坡。

       克里雅河谷夹在两座西北走向的雪山之间，河谷西侧雪山长80公里，雪山的另一面便是和田河的发源地，东侧的雪山长100公里，两座雪山北南隘口便是克里雅山口。我们在河谷中攀爬，除了两侧巍峨的雪山之外，前方的视野被一座座山梁挡住，每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同样的另一座山梁。在一座接一座的山梁渐渐耗尽我们体力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大达坂”的含义。这不但是一座真正的达坂，而且，对我们这伙精疲力竭的人来说，它也是一座“绝望”达扳。

       在“绝望”达坂上，队伍拉开了很长的距离，走在后面的姜姐和扬戈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队伍中最大的一头驴也走不动了，不时地卧在地下。在昆仑山，毛驴是最好的运输工具，它不但能走崎岖的山路，也能适应5000米以上的海拔，这一点马匹和骆驼都望尘莫及。据依塔洪说，个头越小的毛驴越能适应高海拔，平原上的大毛驴看上去很有力气，但上了高山就不行了。

       下午5点，当我们爬上了海拔5400米的最后一个山梁时，视野豁然开阔，近在咫尺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远在天边的克里雅山口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这也许就是依塔洪所说的“大达坂”，除了石头就是黄土，看不见丁点绿色，镶嵌在洼地处三个碧绿的水潭在贫瘠的河谷中显得格外地抢眼。累了一天我也没心情欣赏这稀世美景，坐在水沟边，匆匆吃了点路粮，喝了口凉水便躺在了地上。

       等姜姐和扬戈赶到时，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此刻，姜姐发火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等了一会儿就继续向克里雅山口走去。我理解姜姐的苦衷，在高海拔人本身就容易发火，何况她的体能已经透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只能由它自己调整体力和心态。

       按计划，我们今天要赶到吾拉音湖畔，可姜姐和扬戈走得太慢，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了距吾拉音湖还有7公里的一个小溪水边。此时，海拔已是5470米，我们已经在5000多米的高度行进了27公里。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赶路了，依塔洪示意在此扎营。

       饿了一天的毛驴，低着头啃着少的可怜的牧草，但最大的那头毛驴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依塔洪盛了一盆包谷放在了它的嘴边，可它却只是嗅了一下没有吃得意思。依塔洪惋惜地说，这个毛驴不行了……。这头毛驴是阿曼妹妹家的，也是我们这10头毛驴中唯一的母驴，就因为不是自己家的毛驴，一路上这头毛驴驮得东西最重。我们明天就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了，可一路陪伴我们的毛驴即将毙命在这渺无人烟的高原，我慢慢走了过去，轻轻地摸了摸即将离开我们的毛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活动之前，也有人曾建议买10头毛驴，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把毛驴放生。这个提议当时就被我否定，我们探险是自我，决不能做卸磨杀驴的事。

       再往前走就是寸草不生的沼泽地带，毛驴没草吃，光吃包谷也难维持生命，为了减少毛驴的伤亡，为了依塔洪、阿曼两人能安全返回，明天毛驴必须返回到阿塔木草场。晚饭前，我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短会，让大家明确自身的处境，同时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做三天赶到邦达措的准备，每人带三天的食品和水，七个人带一顶四人帐篷，男队员每人带两个气罐，老刘背一个高山炉，我、扬戈、马庆分担一顶帐篷，同时我还要负责急救药品，海狼只负责背摄像机。二是尽量轻装，能不用的东西让依塔洪的驴队带回普鲁村。三是明天9点出发，我带领驴队急行军两个小时，走到哪里算哪里，依塔洪必须在11点返回。

       会后扬戈拨通了接应队的卫星电话，宋玉江、邢锐、大边已经渡过了邦达措附近的河床，明天尽量往克里雅山口靠近。

       虽说今天是几天来最累的一天，可晚上我躺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是扬戈状态很让我担心，几年前他在攀登慕士塔格时，就在这个高度上得了高山脑水肿，被及时地救下山去，这种病是很容易复发的，一旦在这里复发，根本没有救助的可能。

       夜里，朦胧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驴蹄声惊醒，霎时间，整个营地被炸开了锅，受了惊吓的毛驴在帐篷外来回奔跑，一道道手电光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杂乱驴蹄声，依塔洪和阿曼的吼叫打破了宁静的河谷。我意识到外面的驴群遭到狼群的袭击，下意识地抱着头，卷着身体趴在帐篷里。

语燃

       生死攸关的一天

       8月8日    晴天

       早晨起来听依塔洪说，昨夜两只饿狼闯入了营地，幸好我们人多不然毛驴就要遭殃了。在昆仑山，狗熊、雪豹、舍利等猛兽都很难见到，狼成了主宰这片大地的猛兽，别说是毛驴，就连体型巨大的野牦牛也难于抵御狼群的攻击。

       进入高原以来，牧草越来越少，毛驴乏力已到了极点，那头最漂亮的大毛驴已不能站立。为了再送我们一程，依塔洪选了三头毛驴，驮上我们七人的背包匆匆离开了营地。

       按照昨天拟定的方案，我领着驴队快速向克里雅山口奔去。在海拔5500米的高度急行军，憋得我喘不过起来，感觉比万米长跑还难受。行军半个多小时我率先到达了吾拉音湖出水口。盛夏季节，吾拉音湖一改往日的清澈，浑浊的湖水，从一条30多米宽的豁口溢出，形成了克里雅河源头之水。

       吾拉音湖南北长约7公里，由5－6个小湖泊串接而成，每到夏季，东西两侧的雪山融化，形成多条小溪汇入了吾拉音库勒，在湖泊周围也形成了成片的沼泽。据说这座海拔5400米的高山湖泊是于田县的维吾尔族人吾拉音发现的。在1929年春汛前，吾拉音为了探明克里雅河的发源地，率人沿克里雅河逆流而上，在穿越昆仑山险恶的峡谷地带途中，他不得不丢弃马和驴，靠人力肩扛背驮行进，到达高山湖泊时，只剩下几个随从和一袋苹果。吾拉音朝湖北边的出水口投下了苹果……半个月后，精疲力竭的吾拉音回到了于田县城，当人们将一盆从山上漂流下的苹果递给他时，吾拉音确信那座高山湖泊就是克里雅河的源头。吾拉音死后葬在了昆仑山，他发现的高山湖泊被后人称做吾拉音库勒。

       虽说是盛夏，高原的清晨气温也在零度以下，克里雅河边上也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由分说脱去鞋子和裤子走进了冰冷刺骨河里。短短的几十秒，我们的腿霎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上岸后，大家急忙用手摩擦失去知觉的腿脚，骑毛驴过河的依塔洪见此情景，解开了棉衣，把小侠的双脚抱在怀里。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心情很焦急，想在预定的2个小时内赶到克里雅山口。渡过克里雅河后我没等大家调整过来就催促驴队前行。可是没走多远，阿曼突然趴在地下呕吐起来。依塔洪说，昨天夜里怕狼再来袭击毛驴，他俩一夜没睡，早晨起来阿曼头疼的厉害，也吃不下饭。看着阿曼痛苦的样子，我只能让队伍停了下来，当即决定让他俩返回。

       整整十天的同甘共苦，我们就要分离了，前方未知的艰险在等待我们，而依塔和阿曼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此刻，我们都哭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依塔洪含着眼泪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的人，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你太累了，看着你我很心疼”。阿曼已泣不成声，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用生硬的汉语，一个劲地重复着“王队长”三个字。

       离开了依塔洪和驴队，空旷的山谷就剩下我们七人，霎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涌上心头，我再次感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我深知，之后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了，但愿大家能安全翻过克里雅山口，尽早和接应队汇合。

       吾拉音库勒东岸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涓涓流淌的雪水穿过沼泽汇入湖中。我们无法绕行，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克里雅山口走去。虽说进入高原已久，但负重在高海拔行军了反应还是很大的，没走多远就感到胸闷，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2个小时后我们穿过沼泽和吾拉音库勒附近的几个水潭，向两山间的一片高地走去。连续几个小时的行军，直到2点左右我们到了的一个小溪边，此时海拔已达5446米，根据地图的判断这个制高点应该是克里雅山口。

    克里雅山口是新疆和西藏的交界点，跨过去就进入了西藏。这个山口在很多地图上都没有标定，这也许是它和通常意义上的山口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个山口不但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也看不出是个隘口，似乎只是克里雅河谷的一个起点。

       今天正是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我们作为第一支中国探险队首次达了人迹罕至的克里雅山口。我感到欣慰，为我们这支队伍感到骄傲，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为这次穿越付出辛勤劳动的驼工和关注这次活动的朋友和亲人。我们拿出了队旗，面朝克里雅河谷留下了历史性的照片。

       马庆见我非常疲惫，主动为我分担了帐篷的外帐，虽然老刘也很疲惫了，但看着扬戈行动迟缓的样子，我还是让老刘分担了扬戈背的帐杆。翻过克里雅山口进入西藏地界后，出乎我的意料，海拔一点都没下降，我们的行军也变得异常的艰难。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地上除了黄土和石头，几乎看不到一根草。中午，寂静山谷中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和老刘、马庆三人默默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条小河边，我惊奇地发现，河水是朝着克里雅山口方向流去，难道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海拔还在上升吗？我急忙让老刘停下来查看GPS。结果发现，翻过山口后，海拔高度并没有下降，我们一直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行军。

       我们就地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扬戈才走了过来，他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他见了我们只说了一句话：“克里雅山口还没到吗”？ 当时我没太注意，继续前行几十米后，突然觉得不对，我们分明在克里雅山口合过影，他怎么能不知道呢？难道我听错了？我急忙赶上老刘和马庆，他们也确认扬戈是说了这话。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山脑水肿的前兆就是记忆力极度衰退，扬戈几年前在慕士塔格患过高山脑水肿，此刻，他体力已到达了极限，极易旧病复发。后来听和他一起走在后面的的姜姐说，从克里雅山口开始他一直不停地给接应队员宋玉江拨打卫星电话，他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话上，想让接应的汽车尽快地上来。

       十几天来的艰难跋涉，加上今天在5400多米的高度连续负重行军，每个队员的体力都接近了极限，谁都不愿意再多背一点东西。此刻，我没有别的办法，拉下了脸，郑重其事地告诉老刘和马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接应队现在到达什么位置我们也不知道，按照事先的约定点，我们离接应点的直线距离还有30公里，快速行军也要两天。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把扬戈背的东西分担了，一旦扬戈走不出去就会拖垮整个队伍，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

       我也有个不好的毛病，往往在危急关头失去冷静，看着扬戈的背包里装了一大堆累赘的东西我就发起火来。埋怨他没把这些累赘让依塔洪带回去。我和老刘、马庆分担了食品、气罐、相机等杂物，小侠也过来拿走了一公斤多的长焦镜头。最后在背包的顶盖里发现了一个很厚的笔记本，我一气之下把写过字的撕了下来，本子重重地丢在了地上。

       下午四点，我们沿着小河边上的一条野牦牛踏出的小道，来到了一个山梁下，发现小河开始渐渐向东边延伸，沿着河走势必离开我设定的线路越来越远。在一边查看GPS的老刘告诉我，我们已偏离了预定线路2.5公里，这意味着我们要多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线路上。本身焦急万分的我，又开始埋怨起老刘。老刘告诉我，在分扬戈东西的地方有个岔路口，从那里翻过山梁去就进入了另外一条宽阔山口沟，我们的预定的线路就是顺着那条山沟一直到达邦达错湖。

       此时，乌云遮住了太阳，阵阵的狂风横扫着干燥的山谷。走还是就地扎营，队员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扬戈是坚决不走了，说出了很多理由，其中一点就是继续走不一定能到有水的地方，小侠则说如果翻过山梁有水我就走，没水就不走，姜姐只说了一句：走与不走让男人决定。老刘和我坚决要走，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接应点还有两天的路程，现在才下午４点，现在不走，等把我们所带的给养耗尽也赶不到接应点，二是，我们已经偏离预定路线，一旦接应队的车上来了我们也会错过，至于水的问题，我们就地灌满也能坚持一天多。我同时也深知扬戈的痛苦，他的确是走不动了，再走体力会进一步地透支，也可能会引发高山病，但是，如果住在5400多米的海拔，很有可能当天晚上他的高山病就会复发。几年前扬戈在慕士塔格峰海拔4300米的大本营得了高山脑水肿，已经失去了记忆，幸好交通方便，几个小时就下到了低海拔，挽救了他的生命。我在97年登山时得过高山病，对高山病的起因和预防可以说是半个专家。扬戈一旦在这个高度高山病复发，如果不能在几个小时内降低海拔高度，生还的可能就性微乎其微。在救援体系极不完备的我国，即使我们用卫星电话求救，飞机能不能来还说不准，即使政府调动直升机营救，层层审批，最快也得十几个小时，对高山病人来说已经死亡了。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前进降低高度。我坚信自己的决定，立刻派马庆登上对面的山梁查看线路。正当和扬戈理论走与不走的时候，突然对讲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老王，老王，你们在哪里？我是宋玉江”。真是老天有眼，天不灭我也。我激动地手都颤抖了，在小侠递过来的餐巾纸上记下了宋玉江的GPS坐标。输入坐标后，由于看不到太阳无法决定方位，我急得在原地跑了几圈，最终确定了宋玉江在我们东南方向2.3公里处。

       原来，接应队昨天就渡过了邦达错附近的大河床，今年一大早，哈佛和丰田车一前一后沿着河道向克里雅山口方向摸索前进，哈佛车多次陷入泥潭都被丰田车的绞盘拽了出来。在离克里雅山口6公里的时候，宋玉江为了能和我们电台沟通，他竟然把哈佛车开到了海拔5450米的片石山的顶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城市越野的哈佛车穿过了羌塘的沼泽，渡过了一个个宽阔的河床，最终登上了高高耸起的片石山。

       我们用尽全力向片石山奔去。在接近山顶时，当我看到夕阳下泛着银光的汽车和随风飘荡的彩旗，我激动万分，发自内心地感谢宋玉江、邢锐和大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成功穿越，我们也难以安全走出昆仑山。

       天黑前我们还没驶出山谷，在海拔5000米的一处小河边停了下来。风越刮越大，我们勉强支起了帐篷。此时扬戈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下车，晚上我硬是让他吃了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夜里风刮得帐篷哗哗作响，劳累了一天的队友早已进入了梦乡，我静静地躺在睡袋里，仰望着微微泛亮帐顶陷入了沉思。我真该好好反省一番，要接受大家的劝告，不能再组织类似危险的活动了，队友的生命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它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

       但愿扬戈能平安度地过这一夜……

语燃

       后记

       8月9日  晴转小雨

       天刚亮我就爬出了帐篷，敲了敲车门，扬戈答应了一声。他安全渡过了一夜，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松了一口气。

       在穿过羌塘草原时，遇到了一家牧民，我们把所带的食品都留给了他们。在这家牧民中有个小姑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姑娘身裹羊皮袄，可爱的小脸蛋被紫外线晒掉了皮，常年的高山缺氧和营养不良使得她的嘴唇发紫面容憔悴。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如果自己的孩子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到达三十里营房时，检查站戒备森严，毫不夸张地说，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的枪口直接对准我们的胸膛。由于军事演习219国道已经进入半封闭状态，车辆只有等天黑后才能放行。我急匆匆地赶到哨卡，谎称我们的队员得了高山病需要立刻下撤，守卡的一个长官，看着我们蓬头垢面的样子也就网开一面。

       凌晨2点我们到达了库地检查站，这里同样是荷枪实弹，杨指导员告诉我们，宗教极端分子在喀什杀害了16名武警战士，目前局势非常紧张，让我们不要在南疆停留，尽快回乌鲁木齐去。

       凌晨5点我们安全到达了叶城县，第二天一早，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依塔洪从普鲁村打来的电话。原来，在吾拉音库勒分手后，他们夜以继日用了75个小时回到了普鲁村。

       8月10日我们安全回到了于田县，王县长和曹书记为我没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当晚，我又喝多了。

       8月11日，我和海狼、姜姐、小侠来到了普鲁村，小侠给村里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带去了漂亮的衣服，还承诺要给她治眼病。依塔洪已经处理完了毛驴的赔偿一事，最后还是给依塔洪补偿了2300元，不管怎么说，我们成功穿越的一半功劳应属于他们，我们不能亏待自己的朋友。

       8月12日，我们踏上了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