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陪伴了我们近10天的生活，从早到晚，拍我们的生活。他非常关心我们，现在还几乎天天都来，还送些吃的给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么正义的人，敢仗义执言，敢做真实的纪录片，真是太少了。

倪玉兰叙述说，她第一次在监狱中服刑时遭受毒打，医治不及时造成腿部瘫痪，现在她行动要靠轮椅。两年前第二次服刑时，再次遭受警察刁难和折磨。倪玉兰在没有轮椅的情况下，在监狱中行动基本靠爬行。倪玉兰夫妇现在的生活靠丈夫的退休金和亲友的支援。被强拆的住房没有政府赔偿也没有周转房。丈夫老董多次找北京西城区政府说明遭遇均未果。

倪玉兰的遭遇引起了一位电影人的注意。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何杨拍摄了一部以倪玉兰夫妇生活为主题的纪录片，名为《应急避难场所》。倪玉兰介绍说：”他陪伴了我们近10天的生活，从早到晚，拍我们的生活。他非常关心我们，现在还几乎天天都来，还送些吃的给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么正义的人，敢仗义执言，敢做真实的纪录片，真是太少了。”

倪玉兰：”我这次再次被判刑，再次活着回来了，就是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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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陪伴了我们近10天的生活，从早到晚，拍我们的生活。他非常关心我们，现在还几乎天天都来，还送些吃的给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么正义的人，敢仗义执言，敢做真实的纪录片，真是太少了。

倪玉兰叙述说，她第一次在监狱中服刑时遭受毒打，医治不及时造成腿部瘫痪，现在她行动要靠轮椅。两年前第二次服刑时，再次遭受警察刁难和折磨。倪玉兰在没有轮椅的情况下，在监狱中行动基本靠爬行。倪玉兰夫妇现在的生活靠丈夫的退休金和亲友的支援。被强拆的住房没有政府赔偿也没有周转房。丈夫老董多次找北京西城区政府说明遭遇均未果。

倪玉兰的遭遇引起了一位电影人的注意。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何杨拍摄了一部以倪玉兰夫妇生活为主题的纪录片，名为《应急避难场所》。倪玉兰介绍说：”他陪伴了我们近10天的生活，从早到晚，拍我们的生活。他非常关心我们，现在还几乎天天都来，还送些吃的给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么正义的人，敢仗义执言，敢做真实的纪录片，真是太少了。”

倪玉兰：”我这次再次被判刑，再次活着回来了，就是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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