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儒教，以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为先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神道设教。儒教正统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以春秋决狱。汉代末年，儒教广泛传播，“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其后各主要朝代或历史时期，都是官方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文明和军事实力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后因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与此同时，以学衡派为首的一批认为传统儒家思想通过更新能够适应现代文明的学者，则力图用现代观点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创造“新儒家”。新儒家与康有为和陈焕章的孔教是不同的。

中华之古教曰儒教，与古道教并存，东汉时立宗教之道教；儒教至清代分枝为孔教，孔教分了三家：孔圣会(1909年)、孔圣堂(1912年) 、孔教学院(1930年) 。

儒教的由来与发展

儒教发源自尧舜禹的五教。尧舜即注重“敬敷五教”。“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五教即五礼,全是家庭之礼。其中"五教" ,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即孟子所解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尚书·皋陶谟》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尧、舜、禹、汤之执中，与孔子所本于尧舜之执中者，于何见之？见之于庸德、庸言而已。故中字属于理境，而庸字属于行为。讲儒家之学，必须注重伦理，始可见其自契敷五教以来，一脉相承之统系，否则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之说，亦不能得其解。”这也是太史公说儒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原因。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夏商周诗书礼乐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周朝“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典章、制度取于夏朝、商朝，并且发扬光大，是儒者心中理想的制度。诗书礼乐是周朝的王官之学，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和《世》都是史书，《令》是关于时令节日天文历法，比如《礼记·月令》。《语》是指《国语》《家语》，比如传世的《孔子家语》。《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训典》则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伊训》之类。孔子把周朝的王官之学带入民间，儒教就是基于诗书礼乐发展而来的礼教，并经过孔子的传承以及后来历朝圣贤对于五经的阐释不断完善。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者汉学，此后成为中国的正统。唐朝制定了《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叫做“圣教”。

南朝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天地万物说起，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同时也是他的施政方针。他用毕生精力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代以后官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教科书。理学以及心学又被称为宋学。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国早年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1949年后，中国大陆否定儒家思想，并曾有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台湾则有相反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国大陆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儒教重新逐渐得到重视。儒教至今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现在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家经典

儒教经典指的是孔子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诠释五经，完备礼制的经学是汉晋隋唐的主流。著名的经学家有郑玄、王肃、孔安国、赵岐、何休、王弼、韩康伯、范宁、何晏、郭璞、孔颖达、贾公彦、徐彦、邢昺、孙奭等。
五经
《诗经》
《尚书》
《仪礼》
《易经》
《春秋》

《乐经》

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朱熹认为古礼不可考，倡导道统之说，自创《朱子家礼》。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标志理学成为主流。著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张载、王阳明等。
四书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儒教礼仪

儒教礼仪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以就是“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嘉礼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华夏王朝秉承《尚书》华夷之辨之旨，《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均有礼仪志或祭祀志，以示继承周礼。

吉礼的甲骨文证据

吉礼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根据《尚书》则能追溯到尧舜禹时代，是真正古老的华夏传统。甲骨卜辞中已见“帝、鬼、巫、褅、雩、蒸、祝”等字。甲骨卜辞所记的商代人崇拜的东西，第一是上帝，其次是日、月、雨、云、雪、四方、山、水等自然神祇。比如有“丁丑卜，嗔贞：其壬丁宗门告帝甲暨帝丁，受又”。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求雨的巫术一是焚人祭天,一是用龙参加祭祀。前者焚的是“巫”（上天使者）与“旌”（不祥之人），目的是感动上帝哀怜亢旱而赐雨。甲骨卜辞中的求雨之祭均伴随舞蹈，在甲骨文中有“辛卯奏舞，雨。癸巳奏舞，雨。甲午奏舞雨。”甲骨卜辞记：“庚寅卜，辛卯隶舞雨；壬辰隶舞雨；庚寅卜，甲午隶舞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贞我舞，雨”，“兹舞，人从雨”之类的文字。在甲骨文中，“舞”写作“丧”或“铤”，像人舞若两袖形。

又有“贞：有鹿？亡其鹿？”在这些卜辞中，“其鹿”的用意是占问是否用鹿来献祭上帝的意思。

“傩”在商代已有，在甲骨文中写作“寇”。商代甲骨文对四方神的祭祀分为三类，其中就有祓禳。

另如田狩，甲骨卜辞有“戊午卜敖贞‘我狩砌禽’”，说明了武乙同帝辛时代举行次故之多而已。武丁时一次打猎，就捉到了一头老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狐狸，一百五十九头小鹿。

儒教服饰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因此历代华夏王朝的史书都有继承周礼的舆服制。儒教服饰体现了“象天法地”“绝地天通”的信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通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等级化而来。天子六服象征天，有三辰昭其明；王后六服象征地，而有五行相生。

儒教历法

儒教历法来自《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除夕送寒气而有大傩之礼。

基本教义

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达德”：智、仁、勇。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
“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孟子）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周敦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

儒教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很重要。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当中就有很多关于伦理关系的主张，比方说“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张节俭、富贵不淫等等。在性别上，认为男女有别，阴阳互补，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儒教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进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并且把这看作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主张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建功立业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应的“选贤与能”的制度。

儒教是否宗教的各种观点

中国宋代以来常把儒道释三教并称（此外还有胡人信奉的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吴尚书令阚泽对吴主孙权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优劣远矣。何以言之？孔老设教，法天以制，不敢违天。诸佛说教，诸天奉而行，不敢违佛。’”可见古人眼里儒教是与道教佛教一样的宗教。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试图通过“驱佛补儒”，篡改儒教教义（比如偷换上帝概念）基督化中国，策划通过“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图超越儒家，取而代之，达到以夷变夏目的，遂倡儒教非教说。他甚至偷换儒家圣教中“上帝”“圣经”的概念。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和佛教徒极度不满。崇祯年间《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利玛窦一死，继任者立即认为儒教是宗教，引发礼仪之争，教皇克莱蒙十一世发布教皇敕令《自那一天》绝对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孔祭祖。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在教皇敕令《自上主圣意》“禁止传教士对敬天祭孔祭祖问题进行再议，并坚决否定克莱蒙十一世特使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的八条变通办法，要求坚决执行《自那一天》禁令。20世纪初，满清还颁布《学务纲要》：“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

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第一个提出了儒教非教说，否定了自己早先在《西学书目表》的儒教说，认为孔子所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子应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能与释迦、耶稣并称，“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蔡元培、陈独秀发展了梁氏的儒教非教说，否认孔教是教，但不否认汉武帝之后存在过儒教。陈独秀正告康有为：“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奠定了“中国古代无宗教说”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获得了五四时期学者的全体支持。1982年崔大华发表于《哲学研究》第六期的《“儒教”辨》以及锦全发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认为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因为儒学没有人格神，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把孔子当作神。儒教不像道教那样可以成仙升天或者像佛教那样讲究来世，也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天国。但这是各大宗教的不同特点，并非宗教的构成要素。而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神道教也是没有天国的概念，旧约里甚至没有“天国”一词。早期中国原始宗教具有上帝、四岳、祖先等诸神崇拜，儒教承认存在神、鬼，但不关心其世界的事，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现实世界，儒家左丘明的左传说“神无福也”，按照儒家历史观，神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发展或者衰败等等一系列人间世事的主宰，儒家认为“先王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所实施的政策和治国理念）才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昌盛的根本因素。然而根据出土金文化考古材料，周文王、武王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儒家的“先王之道”更像是一种基于西周早中期社会的理想模式。汉武帝以后儒教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结合，出现了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等个别中国原始宗教的仪式，不过中国原始宗教的很多内容已经失传（有一些内容保存在道教科仪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通过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献去了解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原始宗教。儒教虽然和亚伯拉罕诸教有很大的区别，但毫无疑问儒教是东亚古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80年起，任继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张。儒教是教说的第一篇文献是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此后就是《儒家与儒教》等论文。儒教是教说的依据是儒家经典神圣化建立了儒教神学体系。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儒教体系，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儒教的来源，一是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一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宋代创立的理学标志着儒教的成熟。儒教崇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有神灵系统和祭天、祀孔的仪式，儒教的经典是六经，中央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学官就是儒教专职的神职人员；儒教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天国，而把成贤成圣作为宗教的最高追求；其教义就是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神化和宗教化。朱熹对神灵非常虔诚，每遇大事，要向孔子报告；天旱少雨，向山川等神灵祈祷。朱熹的宗教感情，是儒者宗教感情的典型体现和集中代表。人神关系在儒教中的表现，就是天人关系。在儒教中，天是人命运的主宰，人必须顺从天的意志。董仲舒说天有意志，有喜怒，可以赏善罚恶。朱熹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天理性化，也把天人性化。认为天又道德的属性——至善，从而使天人一理，天人贯通；对上帝意志的顺从，就表现于对天理的遵守。

何光沪指出儒教的天是佑民、讨罪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儒教的政教合一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致的。赖永海指出天即上帝是儒家的至上神，天的意志是儒家一切政治、伦理原则根本出发点。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神灵系统是儒教的信仰系统。上帝最初乃是上古的祖宗神。宋代儒者把天、理、帝（上帝）等说成同实异名的概念，只是改变了上帝观念，并没有改变上帝是世界主宰的实质。孔子及优秀的儒者，死后都被祀为国家的公神。君主和儒者是尊奉天命治理和教化民众的君和师。宋代开始，儒者们用哲学的理气关系、心性之论，论证仁义礼智之教，忠信孝悌之德，都是天赋予每个人的本性，因此遵守这些原则，乃是自己的本分。儒学本质上就是释经之学。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不仅儒，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无神论宗教。中国人重视葬礼，重视家族的延续，重视孝道，重视落叶归根，对祖先的尊敬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当代中国人部分会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在言行上拒绝接受宗教，因而往往也不认为儒为宗教。

台湾儒教与宗教

“儒教”一词不必然是指“宗教”，有时只是指“教化规范”，而其“祭祀行为”亦有宗教性格。日治时期台湾山本曾太郎就指出：儒教是否为宗教？目前学者的研究尚无一致的看法；要断定儒教是否为宗教是不容易轻下结论的。山本曾太郎认为儒教是一种“纯然的宗教”。“儒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之所以为很多人士争论根源在于“宗教”的定义。一些人支持来自于欧美的以基督教为样板的“宗教”的定义，由此意义上来説，儒教不是宗教。一些人只是把“宗教”一词当作中国固有的“教化”来理解，由此説来，毫无疑问，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不论“儒教是不是宗教”，但《台湾民报》的作者群常拿“儒教”与各宗教作比较，如吴三连说“孔子曰、大同、老子曰、无为而治、佛曰、极乐世界”，是宋代以来的儒、释、道并论的“三教观”。

台湾社会虽然是各种宗教荟集之所在，然而还是以闽粤族群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揉和三教的民间信仰等这些传统宗教最为凸显。信徒遍及台湾主流人群的妈祖庙有被归入儒教，但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并融入了道教乃至佛教色彩的民间信仰。台湾日治时期的宗教分类曾将“人格神”的信仰画入儒教，因此妈祖信仰亦属儒教，儒教成为台湾最大的宗教，战后则将“人格神”信仰归类为道教或台湾民间信仰，有时亦不承认儒教为宗教，现时有组织的儒教如中国儒教会、中华圣教总会等则承认为宗教团体。儒教中，在一定时期内被公认最有高尚品格的人称作“儒宗”，如曾子、朱熹、二程、王阳明等。

印度尼西亚孔教会

印度尼西亚孔教会发展开始于1900年，当年成立“中华会馆”，潘景赫和陈金山分别担任会馆主席和秘书；中华会馆领袖李金福著《华人宗教》一文，肯定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学说是华人宗教的精髓。1923年，各地孔教会代表在中爪哇梭罗市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设在万隆，后来在1924年正式成立，推选张震益和胡英恭为总会主席和秘书。日本侵占印尼，认为孔教总会反对日本而下令冻结其一切活动。1955年，重新成立了全国性的孔教总会（MATAKIN）。1966年苏哈托军事政变上台后，华文教育被禁止，孔教会转入地下和家庭活动。1972年统计，印尼有300万孔教信徒，占印尼华人的大半。1999年瓦希德当上总统后，孔教会才重新合法。2006年，印尼孔教会重新公开活动，印尼身份证上允许将孔教登记为自己的宗教信仰。2006年，苏西洛总统出席春节活动承诺，在进入改革时代后，要根据宪法精神，解决印尼华人身份地位问题，让华族与所有民族享有同等的权利，让孔教同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

目前，印尼孔教总会在印尼各地设有200个左右的分会——孔教会（MAKIN）。孔教会组织教徒定期以礼堂为主从事宗教祈祷、唱圣歌和学习经书等活动，还开展的活动有华夏传统节日、圣诞日的祭孔仪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结婚公证和举办婚礼，老人故去的丧礼举办，慈善、赈灾等活动。孔教会出版各种儒家经典以及《孔子圣迹故事》、《孔教圣歌》、《礼仪手册》、《中国文化》等书籍，并制作圣歌盘片、龙和麒麟图案等各种用具和纪念品。由于曾经几十年禁止华文，因此目前出版的书籍几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学会华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圣地”，希望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

儒家文明与世界

儒家文明指儒家思想下的文明。

许多学者把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三大文化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文明。儒家文明的主要区域范围为东亚，基督教文明的主要区域范围为欧美，伊斯兰文明的主要区域范围为西亚、中亚、南亚和北非。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一神宗教，并且对其他宗教、信仰具有非常强的排斥性，圣战、异教徒在这两种宗教历史上都是重要的课题。

儒教与神道教的关系

日本神道教吸收了儒教的信仰和礼仪。祈年祭、镇花祭、神衣祭、三枝祭、大忌祭・风神祭、月次祭、镇火祭、道飨祭、镇魂祭、神尝祭、相尝祭、新尝祭、践祚大尝祭、追傩、奉币均来自周礼的规定。神道一开始就受儒学的影响。每年4月的神衣祭，在《礼记·月令》中也有“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的记载。

宋明理学传入日本后，藤原惺窝以及德川家康的老师、大学头林罗山认为神道即尧舜之道，阳明学者熊泽春山主张“以神明之本体为良如”，把“良知”与神道相柔和。山崎暗斋之后，又有荷田春漫、荷茂真渊提倡复古神道，主张以孝道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这显然也是受到了儒教的影响。在日本神道的仪式活动中，亦可以找到儒教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