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

玛丽·雪莱（英文：Mary Shelley，原名玛丽·葛德文，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年8月30日－1851年2月1日）为英国著名小说家、短篇作家、剧作家、随笔家、传记作家及旅游作家，因其1818年创作之《弗兰肯斯坦》（或译科学怪人）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她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珀西·比希·雪莱之妻，她亦有帮助她的丈夫编辑和推广他的作品。雪莱的父亲是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和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葛德文的母亲在她出生后11天逝世，她和她同母异父姊姊范妮·伊姆利由父亲抚养成人。在她四岁时，她的父亲与邻居玛丽·简·克莱尔蒙特结婚。父亲为她的女儿提供丰富但非正式的教育，鼓励她追随他的自由政治理论。1814年，玛丽·葛德文与父亲的追随者－已婚的珀西·比希·雪莱开始发展关系。她们与玛丽的异父异母(仅法律上有亲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前往法国，然后欧洲大陆在旅游，最后返回英国，当时玛丽已身怀六甲。接下来的两年，他们面对放逐、负债和女儿夭折的困境。1816年雪莱的首任妻子自杀后，他们两人便正式结婚。

1816年他们两人与拜伦勋爵、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威廉·波利多利和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在瑞士日内瓦附近逗留了整个夏天，玛丽在该地开始构思她的小说科学怪人。雪莱一家在1818年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在她最后的孩子珀西·佛罗伦萨·雪莱出生前，她的第二和第三名孩子都先后死去。1822年，她丈夫在拉斯佩齐亚的海湾出海航行期间遇上风暴，他因船只沉没而淹死。一年后，玛丽返回英国并从那时起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以抚养唯一存活的儿子。她的最后十年受尽疾病缠扰，这些疾病可能由脑肿瘤引起，而脑肿瘤终结了她的生命，终年53岁。

直至1970年代，大部份人认识玛丽·雪莱的是因为她的科学怪人及帮助丈夫出书，而科学怪人一书更被广泛阅读，为许多戏剧和改编电影提供灵感。近年的学术研究为玛丽·雪莱的著作提供更全面的看法，学者对她其它文学作品的兴趣日渐增加，尤其在小说方面，包括历史小说瓦尔伯加（1823）和珀金·沃贝克（1830），未日小说最后的人（1826），以及她最后两部小说洛多尔（1835）和法克纳（1837）。她鲜为人知的作品有旅游书漫步在德国和意大利（1844）及给戴奥尼索斯·拉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的传记文章，为她属于激进政治的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玛丽·雪莱的作品常常主张合作与同情就是改革社会之道，特别是由家中妇女实行。这观点直接挑战他丈夫提倡的个人浪漫主义及他父亲在启蒙时代的政治理论。

生平

早年

威廉·戈德温日记的一页写着“晚上11时20分，玛丽出生”（左边第四段）

玛丽·葛德文生于1797年的伦敦苏默斯镇，是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二个孩子及父亲威廉·戈德温第一个孩子。在她出生后十一天，母亲因产褥热而逝世，她和同母异父姊姊范妮·伊姆利由父亲抚养成人。姊姊是美国投机者吉尔伯特·伊姆利的女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一年，威廉·戈德温以真诚和同情的敬意，出版了女权辩护作者传一书，可是书中透露了吴尔史东克拉芙的事和私生子一事，他们被人们视为十分丑恶。玛丽·葛德文读了此书和母亲的书后，提到要好好珍惜母亲的回忆。

从威廉·戈德温的管家和护士路易莎·琼斯的信件得知，玛丽最初的生活十分快乐。可是威廉·戈德温常常负债，使他认为自己难以独力抚养孩子，于是在1801年与已有两名孩子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玛丽・简・维埃尔・克莱蒙结婚。戈德温大部分朋友都不喜欢他的第二任妻子，形容她性急又爱争吵，但戈德温全心全意的爱她，证明了这桩婚姻是成功的。可是玛丽·葛德文反感她的继母，威廉·戈德温的19世纪传记作者凯根·保罗暗示她更偏心于自己的孩子。

同时，威廉·戈德文开设了出版社，除了售卖儿童读物外，还售卖文具、地图和游戏。可以此事业并没有获利，戈德文被迫借贷来营运出版社。戈德温贷还贷的方式使他的债务问题日益严重，终于1809年在绝望之际结束事业。他被关进负债人监狱，最终被哲学信徒如弗朗西斯·普莱斯等人借钱给戈德温，把他挽救出来。

玛丽·雪莱出生及早年生活的地方

纵使玛丽·戈德文受到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父亲为她教授各式各样的科目。他常带着孩子外出接受教育，到访父亲的图书馆和会见拜访他的知识份子，包括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前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戈德温承认他没有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念的作品如女权辩护去教育孩子，但玛丽·戈德温仍受到不寻常的先进教育。她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这位老师读过许多她父亲介绍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儿童读物的原稿。在1811年，玛丽·戈德温有6个月时间在拉姆斯盖特的寄宿学校度过。她15岁时被父亲形容为“异常大胆，有些傲慢，心态积极。拥有追求知识的渴望，对遇到的事物抱着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1812年6月，父亲送她去位于苏格兰邓迪的激进派威廉·巴克斯特家中居住。巴克斯特写道：“我很担忧，她应该成为......一个哲学家，甚至愤世嫉俗的人。”学者推测她可能以健康理由被送去，以隐瞒生意上的捉襟见肘，或把她介绍给激进政治圈。玛丽·葛德文陶醉在巴克斯特家宽敞的住宅环境里，与他四名女儿结为好友，并在1813年夏天重返该地逗留10个月。在1831年的科学怪人引言中，她回忆：“我当时写作－总是在最寻常的地方-在属于我们房子的树荫下，或在附近荒凉无树的山上。那时我真诚的创作，新鲜的空气掠过我的脑海，作品诞生并蓬勃的成长。”

珀西·比希·雪莱

1814年6月26日的圣潘克拉斯老教堂，玛丽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墓前向珀西·雪莱表达爱意。

玛丽·葛德文在她两次去访苏格兰期间，可能首次与激进哲学诗人珀西·雪莱见面。当玛丽在1814年3月30日第二次回家的时侯，雪莱已经疏远她的妻子并定期与玛丽见面，并答应帮葛德文家偿还债务。珀西·雪莱信奉激进主义，汲取了葛德文的政治正义（1793）理念，在他的经济学观点上显得特别激进。政治正义思想使他疏远了他的富裕贵族家庭，他们希望雪莱继承贵族地主的传统，但他却希望奉献大部分家族金钱帮助弱势社群。由于家人不希望他浪费金钱实行他的政治正义计划，因此他难以动用家族金钱直至他继承家族遗产。在雪莱许下承诺的几个月之后，他宣称他无力且无意替葛德文家偿还债务。葛德文很生气并觉得被背叛了。

17岁的玛丽·葛德文和22岁的珀西·雪莱开始秘密地在圣潘克拉斯老教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墓前会见，并很快坠入爱河。可是玛丽父亲试图阻止两人交往，以保护女儿的“清白”声名，但同时他也明白了雪莱不会替她偿还她父亲的所有债务。玛丽后来在信中心情复杂的写到：“我的激进与浪漫受我父亲的影响”。玛丽视珀西为她父母1790年代自由和改革主义的佼佼者，尤其是葛德文对婚姻是一种强制性垄断的观点，它在1793年版的政治正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论证，但随后即收回。1814年7月28日，两人连同玛丽的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秘密地前往法国，遗下珀西怀孕的妻子在英国。

他们说服了追赶他们到加来的玛丽·简·戈德文（克莱尔·克莱蒙的母亲），表示他们三人决定不回头并旅行至巴黎，然后以驴子、骡子、马车和双脚穿越受到战争蹂躏的法国到达瑞士。1826年玛丽回忆写道“如小说中所写的一般，是活生生的浪漫主义”。旅程期间他们阅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写日记和继续自己的写作。到达琉森时因资金耗尽而被迫折返。他们走水路通过莱茵河，用陆路到达荷兰港口马斯劳斯，在1814年9月13日到达格雷夫森德。

玛丽·葛德文在英格兰的情况十分复杂，不是她所预知的。在旅程前或旅行期间，她已怀孕了。他们两人发现自己身无分文，玛丽更惊讶她父亲拒绝伸出援手。他们与克莱尔搬到苏默斯镇，后来到尼尔逊广场。他们继续阅读和写作，及款待珀西·雪莱的朋友诸如托马斯·杰斐逊·霍格和作家托马斯·洛·皮科克。有时珀西·雪莱会短暂离家以躲避债主追讨，从他们的信件中得知两人分离的痛苦。

在玛丽怀孕和生病期间，帕西与妻子哈里特·雪莱的儿子出生，面对帕西此时愉快的心情，以及他与克莱尔的频繁外出。她将霍格的探访当成某种程度上的安慰，她由最初对他的反感转而视他为挚友。珀西似乎希望他们发展成为恋人，而信奉自由恋爱的玛丽亦没有忽略此建议。实际上，尽管如此，她似乎仍然只爱珀西·雪莱且没有与霍格进一步发展的念头。1815年2月22日，她诞下早产两个月的女婴，如预料般夭折。3月6日，她写给霍格：

“亲爱的霍格，我的孩子死去了－你可以尽快赶来看我吗。我希望见到你－ 一切在临睡之前看上去都很好－我晚上醒来喂她，当时孩子睡得那么安静我唤不醒她。其实那时候她已经死了，但我们直到早上才发现。从外表上看她是死于痉挛－你会来吗－你是个冷静的人，而雪莱则事事害怕。此刻我不再是一个母亲了。”

玛丽对孩子抱有憧憬，但她的夭折使玛丽感到极度伤心，在夏天她再度怀孕并得到了恢复。珀西·雪莱的祖父比希·雪莱爵士去世后，他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在托奎度假，然后在温莎大公园旁租下一栋两层别墅。由于玛丽的日记无法再找回，人们对于他们在1815-1816年的生活认知不多。她写了一首诗阿拉斯托耳（Alastor），然后在1816年1月24日，她诞下了第二名孩子，取名威廉，是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昵称Willmouse。后来她在小说最后的人中，把温莎大公园想像为伊甸园。

日内瓦湖与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手犒

1816年5月，她们两人与儿子及克莱尔·克莱蒙前往日内瓦旅游。他们打算与拜伦勋爵一起度过夏天－克莱尔身怀拜伦勋爵的骨肉。他们于5月14日到达日内瓦，当时玛丽自称为“雪莱太太”。5月25日拜伦与他年轻医师约翰·威廉·波里道利加入他们，并在日内瓦湖附近的科洛尼租下一栋房子。雪莱一伙则在滨水区租下一栋较小的别墅。他们以写作，游湖及畅谈至深夜来打发时间。

“那是一个潮湿，难熬的夏天。”玛丽·雪莱在1831年回忆道，“接二连三的雨常把我们整日困在房间里。”闲谈之中，谈话转向18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及诗人伊拉斯谟·达尔文，他曾经提到过，将已死但新鲜的机体组织施以电击，使一具尸体或组装起来的身体部位重获生命的可行性:

“我看到这渎神技艺的信徒脸色苍白的跪在他放在一起的东西边。我看到那如梦魇般的景象，一个男人探身而起，随后，伴着那些动力设备的工作，显现了生的迹象，混合着僵硬、半生半死的运动。这当然很可怕，因为再没有什么比人类试图以创造发明，嘲讽并仿效造物主的伟大规则更恐怖。”

她开始动笔时认为这将是一个小故事。在帕西·雪莱的鼓励下，她拓展了这个故事使它成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于1818年出版。她后来描述在瑞士的那个夏天，是“我第一次走出童年进入生活”的时刻。这篇小说被数次改编并成为多部电影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