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文献

作者: 单万里

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年: 2001-5

页数: 884

定价: 98.00元

ISBN: 978750433656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16开。本文献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电影文集，辑录文章70余篇，约110万字，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篇幅属国内首次发表或首次公开发表。本文献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纪录片的起源与历史、导演与作品、方法与技巧、理论与美学、电视与纪录、现状与未来等方面，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中外兼收，译介居多；影视兼顾，以影为主；古今兼谈，史论并重。另外，书后同时附有百余种纪录电影参考资料索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主编前言

本文集共分6部分，每部分约含 10 篇文章。凡分类皆有偏颇，许多篇章既可摆人“起源与历史”之中，亦可放在“理论与美学”或“导演与作品”或任何其他标题之下。所有文章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类只有相对意义，更多是出于编辑与阅读之便。辑录在同一部分中的文章，一般按照原作发表年代顺序排列，同时适当照顾内容之间的联系。每部分前面都有一篇“导言”，旨在简介文章背景和作者情况，有时难免夹杂一些主观评述，纯属个人视点。书后所附“纪录电影参考资料索引”由三部分组成:本文集所选篇目资料来源:有关纪录电影的其他中文资料:有关纪录电影的部分外文著作简介。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本文集的特点:

1) 中外兼收，译介居多。最初的设想是编辑一本“外国纪录电影文献”后来觉得这种做法不甚妥当。中国人写作的纪录电影文章尽管不多，毕竟也是世界纪录电影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中国纪录电影研究起步虽然较晚，但国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对录电影的研究不早，依照美籍以色列纪录电学者和导演阿兰·罗森萨尔的看法，大约开始于20 世纪70年代，真正开始重视也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另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的今天，应该把中国置于世界的大背景中，增强中国纪录片人的国际意识。

2)影视兼顾，以影为主。本文集收录的纪录电影文章居多，占 80%以上篇幅。所以如此，有如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电影的出现早于电视近半个世纪，有关电影的文章也就相应多些，其次，许多有关纪录片的著述 (尤其是电视普及之后) 在谈论电影的同时，其实也涉及电视，所以专门谈论电视纪录片的文章就相对少些。第三，电影和电视 (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的 DV 技术)的成像方式虽然有所区别，但活动影像的本质不变。高桌子矮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舅，黄瓜怎么变都是黄瓜，不管电影还是电视，无论录像还是何种形式的 Video，都是“因电而生的活动的影子”，汉语简称“电影”，-位美国学者将其译成英语就是 Electric Shadow。

3) 古今兼谈，偏重历史。本文献中的文章有讲历史的，也有谈现状的有些甚至涉及到纪录片的未来。相比之下，讲述历史的篇幅稍多一点，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过去的事情基本上已有定论，而且这类文章查找起来也相对容易，有关现状的文章或尚须写作或有待译介。从史与论的关系看，收录在本书中的篇目可以说是史论并重。另外，虽然关于历史与理论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但论述导演与作品、方法与技巧、现状与未来的文章亦占相当分量。从文章形式和篇幅看，既有深奥的理论文章，也有相对轻松的访谈，既有长篇的论述，也有精巧的短文，甚至简单的信息。

当然，上述几个所谓特点是往好听了说，其实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不过，编者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因为编辑过程中可供选择的中文资料非常有限。长期以来，有关纪录电影的文章国内学者少有为之，大量外文资料的翻译尚需时日。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拙夫。既然一时做不到吃什么有什么，只好先有什么吃什么了，待日后原料丰富之时再来烹制大餐。

“代序”部分的文字来自编者应邀为“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举办，2000年6月 16日~18)写的论文，题为《影视纪录片的未来》，用作本书的“代序”时换上了《纪录与虚构》这个题目，想法来自编者在同一时期写作的介绍西方“新纪录电影”的文章《虚构真实》(见《当代电影》2000 年第 5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综观百年影史，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纪录电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有关纪录电影的定义始终在“纪录”与“虚构”两个极点之间来回游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人对于源自 document (文献资料)这个词根的documentary (纪录电影)的定义，历来就跟“虚构”纠缠不清，不断经历着“虚构一一非虚构一再虚构”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本文集的编辑工作留下了不少缺憾，一个较大的缺憾就是没能附上中西文对照的纪录电影“名词术语人名片名索引”。这项工作虽然耗时费力，却可能有些用途:一是可以统计出专有名词出现在本书中的页码和频率，给读者提供阅读和查找之便;二是可能为以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些许参照。我在编辑本文集的译文(以及平常阅读纪录电影译文)时，经常不得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考证某些专有名词。以法国导演“让·鲁什”的名字为例，有的译作“让·胡什”在有的文章中就成了“简·露丝”:他的代表作《夏日纪事》就有《一个夏天的日记》《一个夏天的记事》《一个夏天的故事》等多种译法。我在编辑过程中尽量进行了统一，但没能做到完全统一。另外，本书现在所附的“纪录电影参考文献索引”也存在不足，主要是资料的搜索范围不够广泛，还有许多资料有待补充。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很大耐心，以及广大翻译工作者的通力协作。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做“国际专名委员会”，但它偏重于各国地名的搜集整理和考证确认工作，鉴于我国电影界历来存在译名的混乱现象，我们似乎需要一个“电影专名委员会”。

关于这本文集中存在的其他遗憾，我将在每部分前面的“导言”中加以说明。弥补这些缺憾的时机或许只有寄希望于将来出版修订本。事实上，在本书尚未首版之际，编者就已经在考虑修订本的事情了。这项工作需要编者的持久努力，更需要仰仗各位著译者的继续支持，尤其有赖于热心读者能够将意见及时反馈给编者。

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中译文占多数，所以我想在这里就翻译问题罗嗦几句。人类的语言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既有沟通作用，又有屏障功能。人们在使用语言沟通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境:能说出来的东西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东西几乎难以用语言表达，何况常言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人考证说古汉语中“知”与“”通假，所以这句话又可说成“智者不言，言者不智”然而，吾辈俗人皆非圣贤，有生之年仍需使用语言，尽管它不完美，我们仍难舍弃。总之，用语言表达已属艰难之事，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难上加难。说起语言文字翻译之难，西方人往往将根源追究到《圣经》故事，据说当初上帝打乱天下语言，目的就是制造障碍，阻止地球上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间人类的沟通，否则通天之塔早就建成了。法国人谈到翻译问题时常说这样一句话:“翻译就是篡改”(Traduire，c’est trahire)。靠翻译吃饭的人背负的罪名还不止这一个，人们在抱怨某部译著或某篇译文难懂时也往往怪罪于翻译。然而，他们常常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原文作者在用他们的母语表达时也会遇到难以言表清楚的东西。因此，怀着批判的眼光(连译者加原文作者一块批)，细心揣摩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在阅读任何译文 (包括用你的母语写作的文意)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决不能作为译者开脱自己责任的理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想当年，玄奘大师翻译佛经时要动用9道工序，可是今天的一些译者 (包括我自己)能用其中的3 道就已相当不错了，而且肯定不是后3 道。无论如何，翻译的文字应该经得住法庭的辩论，这样的译文肯定是木错的译文(我想纪录片也是如此)。关于本书中收录的译文，一方面我觉得每一篇都有改进的余地，另一方面我相信用心的读者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

本文集从最初构想到最终出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编者对纪录电影的关注始于 1986 年。那时，我正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北京电影学院读书。这期间，我曾经尝试着翻译和写作了一些介绍国外纪录电影的文字，发表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广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纪录电影》杂志，并且打算将美国学者埃里克·巴尔诺的《世界纪录电影史》(1983 年第1次修订本)译成汉语，因毕业后当一段时间内远离了电影研究工作，这个设想也就随之化作了泡影。1994 年秋，我曾撰文《先驱者的足迹一-纪念早期的几位纪录电影大师》，发表于 1995 第 1《当代电影》，以纪念世界电影百年诞辰。我在写作此文时就有意编辑一本纪录电影中文文集，因当时的有关文章太少而未能如愿。那时，我搜集到的中文资料仅 20 余篇 (可选用的更少)，虽然可以凑成一本集子，但缺乏起码的系统性。此后 5 年间，我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着手翻译，本想早些成书，由于翻译资料时找不到同盟军，只能孤军奋战，加上其间诸多事体缠身，直拖至今天才得以结集出版。

说起我国的纪录电影研究状况，我想援引《电影艺术》杂志 1997 年第5期“专题研究”栏目编者按中的一段话:“本期的专题研究，选择了纪录电影意在对沉寂的纪录电影研究探索出一点头绪，更何况纪录电影与电影的本性的关系密切。由此，我们尽可能地确立了比较广泛的选题范围，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历史描述，中外兼顾，力求全面。但是，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有关纪录电影的理论研究不仅中国少有人为，就连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鲜为人知(尤其是 80代究料就更少了)，甚至对国外 70 年代以后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了解都不多，更论系统研究······这些情况不能不令我们忧虑。事实上，纪录电影创作和研究的现状，不仅仅与整体电影的形势有关，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纪录电影的认识。这里渗进了意识形态电影传统和美学认识等诸多因素。”

读到上面这段文字时，我刚从加拿大访学归国，带回了一些外文资料，又刚刚为“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我感到了一个翻译工作者的责任，更加感到了编辑一本纪录电影文集的必要性，于是加紧了资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1999 年春，在新影厂组织召开的一次纪录片研讨会上，我向与会的专家学者 (其中包括电影学院的司徒兆敦老师)征集资料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是年秋，我又搜集和翻译了不少新材料，同时也遇到了新问题:在非赢利性书籍出版难的今天，谁愿冒险出版这本明显无人问津的文集呢?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不免心灰意懒，编辑速度也放慢了。这一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司徒老师来电询问文集的情况，说班上不少同学在等待这本文集····..当时，我无言以对。

如今，历经数载周折和磨难，这本文集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如果用两句话来表达编者此刻的心情，那就是:蓦然回首，往昔岁岁艰;举目前瞻，来日事事难。然而，人门既不难，深造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卷百余万言文集的面世是难以想像的，编者在此表示真诚感谢。首先要感谢每一篇文章的作者和译者，虽然他们的名字都已出现在书中但我仍想在这里重复提到其中的几位: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林旭东副教授在总体策划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司徒兆敦先生使我感到了编辑本文集的迫切性，文学系教授胡濒先生提供了尚未发表的译稿，我国新闻纪录电影界老前辈高维进老师的热情帮助令我获益匪浅;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任远教授及其弟子们提供了大稿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张同道博士给予了热情鼓励，他的研究生赵蓉认真校对了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文字;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吕新雨博士提出了宝贵意见;上海同济大学文化艺术系聂欣如副教授专门著译了几篇文章;云南艺术学院宋杰教授和他的几位同事特意翻译了一些文字。一些年轻的纪录片制作人，如吴文光、傅红星、季丹与沙青都把本文集的编辑工作当做了自己的事情。我国影视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如著名新闻纪录电影编导陈光忠先生，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会长陈汉元先生，中国电影出版社总编崔君衍先生，香港电影史专家余慕云先生，台湾著名纪录电影学者李道明先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教授钟大年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小蒸先生，都以不同方式对编辑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原外国电影研究室的同事们，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是难以言表的，尤其是尊敬的李恒基老师，虽然他已看不到这本文集了，但这里凝聚着他的心血。

有些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目录上，他们对本文集的贡献是无形的: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的宋诗云老师和郭青老师;《世界电影》编辑部的陈宜年老师;《电影艺术》编辑部的左舒拉先生;《纪录影视》编辑部的韩小俊女士;《当代电影》编辑部的各位伙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刘捷女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的李迅研究员，中国电影资料馆文图编目研究部的朱天纬研究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张建华副厂长，韩君倩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王竞，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博士，以及金贵荣、单东炳、李伟、桑吉·扎西诸位好友。本文集的编辑工作还得到了一些机构的热情支持与帮助，除上面提到的几家杂志编辑部、图书馆和教学机构之外，还有加拿大驻华使馆文教新闻处和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它为我提供的良好环境、各级领导的大力关怀以及同事们的热情帮助，所有这一切对于保证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都是

必不可少的。最后，本文集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大型电影学文库》主编张红军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慷慨相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辑刘跃钊先生以及所有相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在结束这篇谢辞之前，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在编辑本文集的过程中，有些文章的作者和译者我一时没能联系上，今后我将继续寻找，另一方面也希望您在见到本书后与编者取得联系:邮编 100088，北京市海淀区小西天文慧园路3号，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

2000 年12 月

北京小西天听雨阁

百度网盘 / 迅雷网盘 / PDF扫描版（59.5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