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佐治亚州，朱丽叶镇。蒸汽和浓烟从冷却塔、烟囱中滚滚冒出。这里是罗伯特·W. 谢勒发电厂，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全美第一，每年要烧掉1200万吨煤。

　　看看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就知道——人们为了开采阿巴拉契亚山脉下的煤，把整座整座的山峰炸碎、填进峡谷，溪流被酸性的污水染成了橘色。或者看看北京市区：有些日子里的空气简直比机场吸烟室还要呛人。中国的空气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烧煤，据称每年使上百万老人不能尽享天年。何况还有世界范围内死于煤矿事故的成千上万矿工。

　　这些都不是新鲜问题。早在17世纪晚期，当产自威尔士和诺森伯兰的煤炭燃起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轮烈焰，英格兰作家约翰·伊夫林已在抱怨伦敦上空缭绕着“刺鼻而昏黑”的浓烟。三个世纪后的1952年12月，一大团饱含煤烬的厚重烟雾降临伦敦，逗留了整个周末，引来呼吸道疾病蔓延，多达1.2万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病故。美国的城市也没少受烧煤的伤害。194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多诺拉看一场高中橄榄球赛的观众意识到，他们既看不清球员也看不到球了——从附近一家冶锌厂飘来的煤烟笼罩了球场。之后那些天有20人死亡，6000人患病，几乎占小镇人口的一半。

　　煤炭，用经济学家们隐晦婉转的话说，有着很大的“外在问题”——它加诸社会的沉重代价。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脏、致死性最强的能源。但以大多数标准来衡量，它也是最廉价的，我们离不开它。所以当前的大问题就不是煤炭能否有朝一日变得“清洁”——永远不能。问题是，煤炭能否有朝一日变得不那么脏，不至于制造局部灾祸乃至剧烈改变全球的气候。

　　去年6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做了有关气候的讲话。这场讲话自他2009年就职以来，是美国的煤炭及电力企业一直在惧怕、而环保活动者们渴盼已久的。身着短袖衬衣却仍不时伸手抹汗的奥巴马宣布，该国环境保护局（EPA）会于2014年6月起草出新规定，以“终结我们的发电厂无休止排放的碳污染”。这些规定将成为“清洁空气法案”的条文，而后者正是由多诺拉的毒烟惨案促成的。该法案已大大限制了美国电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排放，但全球变暖的主要肇因——二氧化碳，则完全不是同一级别的问题。

　　2012年，全球源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创新高，达到345亿吨。燃煤占的份额最高。廉价的天然气最近已使美国对煤炭的需求下降，但其他国家的需求量都在剧增。接下来的20年里，世界上将有几亿人首次获得电力，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其中大多数人用的电都将是来自燃煤。再怎样大力推广替代性能源和环保措施，都无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至少短时间内办不到。

　　北极冰川融化得多快，海平面上涨得多高，热浪来得多猛烈——我们不确定的未来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取决于全世界对煤炭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我们要继续烧煤并将二氧化碳不打折扣地排入大气吗？还是要像对待含硫、含氮废气一样找到捕捉碳的方法，再把它封禁在地下呢？

　　“我们需要尽全力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同时减少来自煤炭的碳排放。”斯坦福大学的碳储存专家萨莉·本森说，“我们需要同时在许多方面加快前进——如今已不是‘单选题’的时代了。”碳问题之巨已不是单一措施所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