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年从陆地和海洋捕获的野生动物的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全球15%的人口以这一产业为生,总计超过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以这些野生动物作为主要动物蛋白来源。人类一直依赖着野生动物资源，但是由于现在对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市场全球化，野生动物资源急剧减少，这种减少所造成的影响十分严峻，直接影响了地区的稳定，并助长了恐怖主义行为。

　　接下来，我们将举例说明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导致的劳动力剥削、暴利组织利用暴力控制违法野生动物贸易以及“义务执法者”产生的问题。

　　人口贩卖，有组织犯罪以及义务执法组织

　　野生动物资源减少通常会促使劳动力需求增长，以维持原有的产量。野生动物捕猎者通过购买被拐卖的人口（包括成人与儿童）来获得劳动力，同时将生产成本最小化。一条黑色产业链随之形成——资源减少导致捕猎者采取增加强迫劳动的方法，以维持其竞争力。

　　全球范围内，因水产品产量下滑导致的人口贩卖日益严重，这暴露出渔业资源下滑、贫困以及人类对水产资源的开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见下图）。很多渔民必须航行更远的距离，忍受更加艰难的作业环境，并且增加捕捞作业时间，才能与上辈人收获的产量相持平。例如在泰国，有越来越多的缅甸、柬埔寨还有泰国人口被贩卖给渔船主。这些人可能在若干年内都要漂泊在海上，每日劳作18-20个小时，而且没有工资。饥饿、体罚和谋杀在这些船上比比皆是。

2010年加纳-布朗阿哈福地区，被强迫捕鱼的童工。

　　渔业上对于童工的剥削日益增加这一事例，证明了野生动物资源减少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观点来制定政策的必要性。事实上，各学科间互相渗透不能只用简单的分类来进行解析，每一步都需要运用多种透视解析方式。政策执行必须综合各学科考量，结合鱼群减少、管理薄弱、资源占有权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需求的压力来确定结论。

　　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导致的雇佣非法劳工现象不仅出现于渔业。在北非，陆地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导致了对童工的剥削。数千年来在附近森林里以捕猎为生的部落群，现在必须长途跋涉数日才能找到猎物。该地区的主要动物蛋白和鱼类的来源都有所减少，结果就造成该地区对陆地野生动物资源更加依赖。为了控制狩猎成本，狩猎者会使用廉价童工来榨取这一地区剩余的野生动物资源。

　　此外，用作奢侈品的稀有野生动物的价格上涨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例如不断抬高的市场需求和日益减少的产量导致大象与犀牛制品价格高昂。象牙目前的售价高达3000美元/千克，而犀牛角则达到6万到10万美元/千克。和毒品贸易一样，巨额的利润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影响。野生动物奢侈品非法交易带来的巨额暴利吸引了全世界的盗猎者团队和犯罪集团。在非洲，金戈威德民兵武装（the Janjaweed）、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和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都在以盗猎象牙和犀牛角来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环保人士对因奢侈品交易而受害的物种哀恸不已。但除了常规的保育生物学知识，我们还必须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法和生态视角结合起来综合考量，才能够真正理解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

索马里青年党通过非法象牙贸易获得资金来购买军火。

　　不过，有组织犯罪并不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唯一因素。当政府在保护日益减少的野生动物资源上无作为时，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就有可能插手干预，有些时候甚至会诉诸暴力手段。这些“义务执法者”的手段最后通常会升级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例如在索马里，由于1991年起就缺乏有执行力的中央政府，海岸警卫队不再负责保卫国家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导致外国捕渔船在索马里水域大肆捕捞，当地渔民只能自己动手，抓捕外国船只并要求赔偿。随着外国渔民数量越来越多，导致暴力事件逐步升级。

　　现在，每年有数十只船被从全副武装的海盗手中赎回。海盗辩护称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近海渔场主权。这种从资源保护升级为暴力冲突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贝宁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和尼日利亚。正如一名塞内加尔渔民所言：“在10年内，人们就会开始携带枪支捕鱼了……我们必须为了能在海里捕鱼而战斗。如果饭都没的吃了，你还指望我们怎么做？

　　综合性政策才是解决之道

　　目前的反盗猎和反走私法律这尽管有效，但是成果有限，因为它们针对的更多是盗猎的结果而非诱因。盗猎的根本诱因在于人们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需求。考虑到生态学、社会经济学以及社会冲突产生的制度背景，打击走私应当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项目已经产生了几个相关模式。

　　目前已经有一些跨政府、跨学科的平台，致力于解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幻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项目。然而，这样的全球合作项目只能在有充足的资金和稳定的政策的前提下才能运转。

　　在局部与地区范围内，加强资源占有权的政策或许可以解决冲突的根源，并缓解其影响。当地政府资源可以通过消除占有权的不确定性来缓解社会压力，通过提供给渔民及猎人专属权使他们能够合法渔猎。通过这种方法来减少或阻止野生动物资源减少造成的冲突具有普适性，但是需要强大的管理力度，以及国际范围内对这种占有权的承认。致力于阻止社会矛盾的组织必须认识到，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是一个可能的推动力；同样，致力于解决野生动物资源减少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野生动物资源使用的社会背景，以及野生动物资源稀缺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决策制定者不应将眼光局限在解决大象与犀牛盗猎这些表面的问题上，而是必须考虑到这背后，数十亿依赖这些快速消失的野生动物资源的那些人的命运。

　　由于国家制度崩溃， 加上外国非法越界捕捞的渔船经常在索马里领海捕捞渔业资源，当地的渔民、商人、叛军发现他们可以透过海盗的行为阻止别国非法捕捞，同时获取更多利益。索马里图为一名索马里海盗。图片来源：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