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两年前在苏格兰狩猎一事，近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董事马云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洗脱“罪名”。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8月10日消息，两年前，马云曾花费近50万港元，于苏格兰一个小村落租了一座城堡，与11位朋友共同打猎兼度假。他雇用了4架直升机，踏足一连串的打猎圣地，一周内猎取了17只雄鹿。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各界议论。向来以“动物保护”、“守护自然”面目出现的马云被网民视为残忍的“杀手”。

　　11日，TNC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证实，马云在苏格兰狩猎一事确有其事，但该报道“断章取义而背离事实真相”，“有计划的狩猎活动，恰恰有利于动物保护”。

　　动物保护有效手段？

　　马云狩猎事件再次引发有关“狩猎”的争论，其焦点在于野生动物该不该猎杀？合法的狩猎真的会优化种群？狩猎的收益是否真正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传统的狩猎活动是以获取野味、皮张、角、香腺等为目的，很少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猎捕，几乎没有将狩猎与保护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家时说。

　　蒋志刚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其学生众多并且大多工作在最基层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记者注意到，在蒋志刚等专家的口中，“狩猎”被规范地称为“运动狩猎”。

　　专家们解释说，狩猎这个生产过程，除猎捕野生动物，开发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以外，还起到控制野生动物种群，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作用。此外，现代社会的狩猎组织也是兴趣交流、户外运动、休闲、旅游等综合型的娱乐活动。

　　在国外狩猎不仅是一种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效手段，由此形成的狩猎产品和狩猎服务，还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产业。

　　狩猎活动需要一条龙服务，装备需要专业的猎装、猎枪、猎刀、背包、汽车；行程需要旅行社安排；后期还要专门公司负责制作动物标本等等。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网站公布的一份《世界狩猎业管理漫谈》资料显示，仅2002年，美国就有1400多万名18岁以上的公民参加了狩猎活动，狩猎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多达220亿美元。狩猎服务解决了70万人的就业问题，由此而带动的消费市场高达650多亿美元。

　　狩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上世纪70年代初，乌干达国家公园每年接待国外狩猎者的收入就已达到了1500万美元，仅次于该国出口咖啡、棉花的收入，居第三位。

　　12日，本报记者在阿里巴巴网站上也找到430条有关“运动狩猎”的信息，主要产品包括专业狩猎的伪装衣、隐蔽车体迷彩3D遮阳网、狩猎诱饵鸭等，甚至还有店家推出的“南非奢华狩猎独家之旅”。

　　蒋志刚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对国外狩猎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国内越来越多的保护学者已经认识到，狩猎有可能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有效的管理手段。

　　“通过完全保护并禁止狩猎的政策，来实现长期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并不现实。”蒋志刚说，民众反对狩猎，可能是由于对狩猎与保护的关系缺乏了解和误解造成的。

　　根据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约定，现代狩猎是在认真保护、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通过猎人交纳一定的费用后，猎杀狩猎场内不超过合理猎取量的、已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的一种狩猎活动。在狩猎过程中严格遵循“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

　　资金被层层扣除

　　从理论上说，猎取一只动物所获得的资金，可以保护同种动物3000个野外个体。同时，多个国际狩猎场的实践表明，通过狩猎还可以将一部分狩猎收入补助给周边牧民，让狩猎场周边社区和群众得到经济收益。

　　正安赛法瑞狩猎俱乐部总经理王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农民在其土地上“饲养”的都是野生动物，狩猎的收益比种庄稼还要高，农民的生计解决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扩大了，保护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王巍说，在偏僻的山区，比如非洲的旷野，现代狩猎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这是国际上野生动物管理的通行的做法，也是可持续利用的先进理念。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生长，多半是在完成其繁衍的生态使命之后，再为人们贡献出其额外的资源价值。如果没有狩猎活动，生态价值之外的这种高额的附加价值就不会实现。

　　“从表面上看，人家在保护，避免动物的死亡，我们在这里射杀，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们进行的是现代狩猎运动，是在保护和严格的管理下进行的。”王巍说。

　　他举例说，1994年，南非白犀牛有6700头左右。为了以利用促进保护，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决议将白犀牛由附录一级降为附录二级，准予狩猎。

　　南非政府向私人庄园主拍卖了494头活犀牛，获得相当于人民币7000万元的收益。由于犀牛栖息地扩大以及解决周围土著居民的民生问题。私人庄园纷纷将犀牛繁殖后，向狩猎者和世界各大动物园出售，使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已增长到目前的17600头。

　　“可见，只要管理措施到位，即使种群数量不多，哪怕是濒危的，也可以狩猎。”王巍说。

　　我国目前已建立了25个国际狩猎场，狩猎物种涉及盘羊、野猪、狍子、獐子、猞猁、水獭等51种兽类，以及榛鸡、山鸡等250多种鸟类。在甘肃、青海，每只盘羊的价格为21500美元，岩羊为7900美元，新疆的北山羊价格为每只4900美元，甘肃、青海白唇鹿的价格为每只14400美元。

　　1992年，青海省都兰国际狩猎场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狩猎业务。该场工作人员井发菊告诉记者，20多年间，狩猎场共接待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猎人916人（次）。猎取各类动物882余只，其中岩羊571只、藏原羚272只、盘羊14只、白唇鹿13只、马鹿9只、野牦牛1只、藏羚1只、狼1只，累计创造经济效益2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其中，猎场直接上缴的地方税收约400多万元，用于拨付各猎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草原补偿费、巡山护猎费等约280多万元。“这说明开展狩猎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对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井发菊说。

　　不过，据动物保护专家理查德·B·哈里斯所做的调查，由于狩猎收入会被国家、省、市、县层层扣除，加上扣除狩猎场日常的经营管理费用，真正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并不多。

　　哈里斯介绍，外国狩猎者每次打猎的野外费用大约为1500～2500美元，或大致相当于狩猎场能得到的整个狩猎收入的12%～16%。因此，在上述资金分配的制度下，只有打到盘羊（2～3万美元/只）时，狩猎场得到的资金才够支付打猎的服务费用。“而有的时候，资金并不能及时兑现。”他说。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严旬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家林业局已考虑制定狩猎管理办法，对狩猎行为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