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爬学界最近迎来了一件喜事：发现了一个新种蝾螈，并因此成功解答了一个演化上的谜团。然而这个新种却很快陷入了一场波及动物学界许多领域的大争论：该不该对它的真实产地保密？这都是因为，这种蝾螈不幸生在中国。

　　发现缺失的一环

高山棘螈的照片，请注意它们“脸颊”上那个硕大的方骨凸起。图片：参考文献1

　　近期，一个中国研究团队在专注于动物分类学的顶级期刊《动物分类学》（Zootaxa）上发布了一个两栖动物新种：高山棘螈（Echinotriton maxiquadratus）。这种棘螈拥有较大的方骨凸起，因此获得了种加词maxiquadratus。

　　棘螈和它们的姐妹类群疣螈属（Tylototriton），是蝾螈中的原始类群。它们也本是一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者才从疣螈中将棘螈给分了出来。122年前，人类发现了第一种棘螈——琉球棘螈（E. andersoni）； 81年前，人类发现了第二种棘螈——镇海棘螈（E. chinhaiensis）。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两种棘螈，一个生活在琉球群岛上，一个生活在浙江东部，隔海相望。蝾螈是淡水动物，不能泅渡汪洋大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分布？如果棘螈起源于中国，它怎么前往琉球的？

　　动物学家假设，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琉球群岛整体屹立于海平面之上，台湾和大陆之间也没有海峡作为天堑，动物们可以毫无阻碍的穿行于南中国和台湾、琉球。高山棘螈的发现地，就位于琉球棘螈和镇海棘螈之间，成为了这个假说的证据。

　　高山棘螈，就是生物学上缺失的一环。

　　非常规的新种发布

　　这样一个新发现，无疑是两栖动物学界的一个大事，但如果放大到整个动物学界，它所引发的激动也不会比两栖动物学家们自己的激动要大。然而，高山棘螈新种发布引发的争论，获得了鱼类、鸟类、哺乳动物、昆虫等多个领域内研究者的参与。

　　而争议的焦点，是这个新种发布时一反常规，没有公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点。

　　按国际惯例，新种发布时必须公开模式标本采集地，否则严肃的期刊绝不会允许发表。在《动物分类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出现一篇标题里明说“没有栖息地的地理信息”的新种描述文章，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

　　但这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黑幕，而是研究者明确声明的故意之举。本篇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康奈尔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院博士后吴耘珂表示，不公开采集地是为了保护高山棘螈，尽可能不被标本贩子和宠物贩子骚扰。

　　图中粉色的阴影，覆盖了高山棘螈模式标本的发现地（论文描述即如此）。图中还标注了镇海棘螈和琉球棘螈的分布地区，这两个地区隔海相望。图片左上角的黄框内绘制的是科学家假设的第四纪冰河时期华南、台湾、琉球群岛因海平面下降而连接在一起的情况，理论上来说，阴影部分都至少可能曾经有棘螈分布。 图片：参考文献1

　　近些年来，疣螈——棘螈的姐妹类群——在异宠市场上非常普遍，其来源基本都是野外捕捉。而棘螈常被人认为是“更稀有的疣螈”，成为了很多人的终极目标，身价更高。琉球棘螈数量“较多”，处于濒危（EN）等级，由于有人工繁殖，大约一条卖价200美元。镇海棘螈更为稀有，处于极危（CR）等级，在国外只公开售卖过一次，卖价达到了1400美元。一个新种棘螈的发现，这个种的地位还如此重要，势必会引发各种贩子的追逐。

　　另外，研究团队没有公开采集地位置，并非不知道采集地位置。在论文送审时，他们已经把采集地的GPS数据呈送给杂志编辑。高山棘螈的模式标本存储在沈阳师范大学的标本馆内，标本上附有产地信息。吴耘珂说：“任何正经的学者都能去查阅资料，获取产地信息，这样不会阻碍正常的科研。而贩子理论上没有这个渠道，因为他们没有科研身份。”

　　反对的声音

　　对于吴耘珂的做法，许多动物学研究者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反对。

　　国家动物博物馆兽类分类学者张劲硕博士认为，公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点这个国际惯例最好还是应该遵守。国际惯例的存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描述新种和分类研究来说，发现地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只有公布了采集地点，其他的研究者才有可能采集新的标本，进行分类、生态或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而这样的深入研究，甚至有可能推翻旧研究的结论。张劲硕博士说：“即使要保护，需要有足够多的种群现状的调查或生态数据，需要新种发现后制定一系列保护措施，这个需要后期保护管理、执法等工作的跟进，而不仅仅是不公开标本采集地。”

　　昆虫学者、科普作家张巍巍是最为强硬的反对者，他认为，虽然国际动物命名法没有强制公布新物种的具体产地，但这毕竟是故意隐匿，违背了国际惯例，带了一个很坏的头。他担心在未来可能会有研究者以这个先例为据，以保护新种的名义，隐匿发现地点。张巍巍在接受果壳网的采访时说：“我对这事情的评价就是感情战胜了理智。如果以后大家真的都这么做，都认为自己很有道理，那就乱了。”他还表示在昆虫学界，就曾有过编造发现地，垄断标本采集并倒卖生财的事例。想到自己研究的领域内的这样不道德所谓“研究者”，以后有可能以“保护”为名正大光明的隐匿发现地而名利双收，他感觉很痛心。

　　张劲硕和张巍巍的反对虽然都颇为犀利，但他们也都对高山棘螈的发现者为了保护目的出此下策的行为表示理解，并为国内的野生动物保护现状而揪心。

　　事情究竟有多糟？

　　“两爬不比其他动物，是个弱势群体，经受不住人类的采集。尤其两栖类，一动就完蛋。”专业级两爬爱好者RickySD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说。

　　Ricky介绍了两个被贩子盯上而遭了秧的物种。第一个，是东南亚的麦氏长颈龟（Chelodina mccordi）。1994年，科学家发现了它们和新几内亚长颈龟的区别，于是将其独立成种。但到了1997年，它们就因为人类的采集而极度濒危。2000年，IUCN将它们的保护等级上升到极危（CR）。另一个例子是产自中国广西的凭祥睑虎（Goniurosaurus luii）。1999年，研究者发表论文正式描述了这个物种，并且公布了模式标本采集地。几年后，另外一位研究者重返模式标本发现地后，写道：“这个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被人翻了一个遍，这里再也找不到凭祥睑虎了。”这样的例子，在两爬领域内屡见不鲜。

　　“这事儿，甭管外国人、中国人，都是一个德性。”Ricky说。

　　凭祥睑虎，因美丽而稀有深受异宠爱好者的追捧，在新种发布后不久就遭到了毁灭性的采集。更糟糕的是，人类只知其稀有不知其究竟有多稀有，目前，IUCN红色名录还没有收录这个物种。 本图由Nadilyn Beato绘制。目前，网络上几乎所有的凭祥睑虎的照片都是由异宠饲养者拍摄的。

　　混乱的宠物、标本市场，也对科研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一些物种在科研人员正式描述之前，就已经在走私市场上流通了。吴耘珂提到了这样一件咄咄怪事：日本京都大学助理教授西川完途（Kanto Nishikawa），曾利用日本宠物店里走私来的肥螈发表了新物种，论文只有两页纸，研究做得非常烂，产地一栏赫然写着“从中国进口”。

　　面对这样糟糕的现状，高山棘螈的发现者们在论文中写到：由于新种棘螈的珍稀，我们强烈呼吁所有的爱好者不要去采集这种蝾螈，偶尔遇到了也不要泄露产地，并且抵制任何买卖！

　　如何让尴尬的保护不再尴尬？

　　为了保护而打破国际惯例，不公布模式标本采集地就发布新种，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随着移动网络的愈发发达，更多的恶劣事件暴露在公众眼前。只说今年，就有藏野驴被虐杀事件、广西豹猫偷猎事件、未破获的白鹤偷猎事件、上海卷羽鹈鹕偷猎事件等多起恶性案件在网络上激起极大反响。而在这些出名的偷猎者背后，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人。

　　为什么中国的动物保护如此尴尬？究其原因非常复杂。

　　近期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的4起偷猎案件，这些案件也只是中国尴尬的动物保护现状的缩影。顺带一说，截止发稿时，后两个案件依旧没有侦破。

　　其中一方面在于中国的保护教育。每当国内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离奇的物种，总会有人第一反应是“能好怎”；而出现一种好看或是特别可爱的动物，也总会有人想养上一只。这和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中国的教科书或是字典，提到某种生物时总是会介绍它“皮可衣，肉可食，骨可泡酒”。还好，这一点已经发生了改变，新版的字典、词典往往已经删掉了这样的信息。更年轻的90后、00后们能从网络上获得信息，他们还是可以期待的。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动物保护执法并不好。在国内，像云南森警这样执法较为积极的管理者不是多数。那些流传很广的偷猎事件，都是在网络上发酵了很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之后，才倒逼执法者去解决的问题。

　　执法差的重要原因，是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够好。这部法律的主体颁布得太早，已经跟不上这个日益复杂的时代。而执法所依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又过于陈旧，自1989年颁布之后鲜有修改，所依仗的数据严重过时。如今，已经有很多动物进入濒危之列，但没有进入名录当中。这也使得一些有心的执法者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评论说：“如果我们想在全国范围依法保护高山棘螈，最重要的一步是将其升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现行野保法或保护条例中缺乏依据或机制可以用于紧急修订名录，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对何时和如何修订《名录》都没有机制。希望野保法在修订后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这就是当下中国野生保护动物的现实：一些动物足够珍稀、急需保护，但却无法加入到中国的保护物种名录当中，而那些列入了名录的生物，也无法得到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一边挥洒热血发现新物种，一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发现的新物种走向灭亡。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一场学术规范之争，但争论背后却是制度性的漏洞。为这个漏洞买单的既是研究者，也是那些没有得到保护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