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雨 王文

　　农业文明兴起后，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尝试对多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目的是从它们身上获得比野生同类更多的畜产品。在距今约10000～4000年前，农业文明尚处早期，“马、牛、羊、猪、狗、鸡”这6种广布性家畜都已经先后被驯化（因为文化差异原因，西方不认为狗是家畜），另外还有一些只分布于局部区域的大型动物也被驯化，如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羊驼，还有东非的驴、南亚的水牛以及青藏高原的牦牛等。

　　世界上的哺乳动物有五千多种，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十几种被人类驯化了呢？而且，最近4000年来科技一直在发展，但这个数字并没有随之增加多少，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曾在2002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动植物驯化的演化、后果与未来》。在论文中，戴蒙德提出了动物驯化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即“可驯化的动物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戴蒙德认为，驯化不仅仅是将野生动物驯服饲养，而且必须经过选育，使其成为能长期稳定饲养的家养动物。因此，能被驯化的目标动物必须要满足6个条件，即“能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或其他价值”、“生长速度快”、“繁殖周期短”、“性情温顺”、“不易受惊”和“能在驯养条件下交配繁殖”。

　　于是，肉食动物和新陈代谢率高的小型啮齿动物，因为饲养回报率低被淘汰了；吃草的大象和大猩猩，由于生长周期长达15年以上，至今也无人愿意从小开始饲养选育；脾气暴躁而颇具威胁性的灰熊、犀牛、河马和斑马，则没有人敢饲养选育；至于缺乏跟从头领的等级制习性的羚羊和鹿，在被圈养时容易惊慌、难以繁殖，所以也从名单上剔除了。

　　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条件并不是绝对的。比如，狗最先被人类驯化，而狗的野生祖先灰狼，则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显示，科学家们比较了狗和灰狼的基因组，发现在驯化过程中，灰狼的淀粉消化酶基因（AMY2B、MGAM）以及糖类转运基因（SGLT1）在表达量和蛋白活性上都产生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了狗消化淀粉类粮食的能力；同时，还有一系列与脑发育有关的基因受到了人工选择的改良，使得狗的性情和行为变得温顺乖巧。

　　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便所有条件都不符合，我们也可以通过人工选育，甚至通过基因工程来强行实现驯化。只不过，由于驯化代价和获得收益的不同，会使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比如，因为驯化初期总是困难重重，所以一般不会新驯化那些已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家畜的野生动物。当人类带着驯化好的牛、羊迁徙到青藏高原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习惯平原环境的黄牛根本无法适应高原环境，而习惯山区生活的家养绵羊和山羊，在极高寒地区也会出现生存能力下降的问题。于是藏族祖先决定去驯化青藏高原当地的野生牦牛，却不去驯化西亚野羊的近亲（如青藏高原当地的野盘羊、北山羊和岩羊等)，而是继续选育家养的绵羊和山羊，使其逐步适应高原生态环境。这样，通过驯化野生牦牛和选育绵羊及山羊，就实现了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