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因为欧逸文（Evan Osnos）的那篇文章，我或许根本不会去注意到自己旅行途中的一些细节。几年前，这位老兄花了2200美元跟随一个中国旅行团在十天内去了五个欧洲国家，顺便记录下这次集体欧洲行的诸多有趣细节。欧逸文所在的三十多人的中国团，处处显露着“中国特色旅游”的匆忙和潦草，团员们槽点各异的所作所为，统统被他写进了刊登在2011年4月《纽约客》杂志的那篇特写文章里。

当我陷在一辆旅游大巴车厚实的座位里，掏出手机，阅读这篇“壮游欧洲”的文字记录时，心情难免五味杂陈。“趁着还有精力，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小老板旅途中回答欧逸文的话。当时，他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来欧洲旅行呢？”

这其实也是困扰我许久的一个问题。为何要选择旅行？当独自旅行在外的我身处一票年过中年、社会地位中不溜的中国旅行者之间，他们身上时刻显现的那种如出一辙的举止会让人感到恍惚。比如常被诟病的“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似乎还可以加上一条，“见着商店就血拼，见着广场就跳舞”。今天，中国人的旅行，很大程度上变得更类似于去家乐福购物，总之是各取所需，买完走人。旅行的意义呢？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成了个既无必要追问、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隔空喊话一样，每次询问的结果都是以空无所指的沉默作为结束。

常以“背包客”身份出游、并且从不跟团的我，回顾自己往昔的行程时，有些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和那些“一到景点就拍照”的中国游客并无本质的区别。在留存在我手机、相机存储空间的那些照片里，我总是会找到如下的画面：自己在某著名建筑物前站得笔直，面露憨笑，一只手比在胸前，中指和食指分开。那个表达着一种纳粹式喜悦的手势在照片与照片之间述说着我的文化身份。

我无意于说明这种身份是一个中国人独有的地域身份。实际上，它更接近于一种社会阶级属性。我想到从前读过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尔写的一本社会批判图书。在那本书里，他提到一个观察：人们在混社会的过程中，当从较低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上升时，会最明显地显示出人们原本阶层的习性。因为习性说到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惰性，就像文化，它总是落后于经济。

旅游，在传统的欧洲原本是一种只有中产阶层以上才有情趣玩、才玩得起的活动。我看过一个说法，只有普通公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海外旅游才会兴起。而中国情况是，城市居民大约只有一半能达到这个收入标准。这个数字显然是无法满足目前旺盛的海外旅游产业的。

经济水平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这个现状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矛盾的统一”。于是，旅团们采取疯狂的打折、团购、压缩行程的办法，成本好不容易折腾下来了，但闲适的旅游也因此变成了一桩过于现实的勾当，旅行的过程就好像在米饭里掺了沙子，让人难受。那种快餐式的匆忙节奏并不亚于在麦当劳点餐。于是，我们在欧洲静谧的小镇上看到大巴车运来一批批躁动不安的中国旅游者。他们手端相机，眼神迷茫而饥渴，他们无意慢慢地深入了解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心思几乎都花在了在手机相机前摆造型，用那张闪耀在荧幕上的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旅行过。

恰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大多数旅游者都会在不期而遇的任何新奇事物面前举起照相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拍照就是了。这样就使经验具有了固定的形式：停下来，拍一张照片，接下来继续前进。”仔细聆听她在《论摄影》中的经典论述，你不觉得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旅游者的写照吗？但实际上，她所指的是过去的欧洲和美国。

这便是事情好玩的地方。今天的中国人和所谓的“中式旅游”，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欧洲工人阶级。当年他们外出旅游时，最喜欢在景点拍照，而且一定是要在风景照片中把自己照进去。旅游照片上那种喜气洋洋的笑容反复向人证明着他们工人阶级的身份。这种习俗后来成为滥觞。工人阶级喜欢具有“实用性”的东西，情趣和文化对他们来说并不起太多作用。他们需要的是，一张照片——一份足以证明他们旅游过的证件，而旅游本身，则有助于直接证明他们成功迈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行列。

我想，至此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中国式旅游”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任何一个社会出现了阶层流动和社会转型的时刻自然会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当我们在普吉岛的宾馆里吃着泡面，扎着金花，之后又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狂奔至海滩上拍了几张很有“旅游度假”感觉的自拍照发朋友圈，当大家纷纷点赞时埋怨几句当地的食物……其实，只有你心里清楚自己其实已吃了好几顿康师傅。但这时候你还得生扛着，得证明自己有品位，自己的旅游是一趟文化苦旅，而不是金花之旅，正如当年好不容易富起来的欧洲工人阶级试图用旅游照片证明自己进入了“小资”行列。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有效率的一次旅行。”连习惯了慢悠悠旅行节奏的欧逸文也这样写道。有时，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高效率的“中式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些好处包括：在更短的时间走更多的地方，迅速得到一张旅行的“证明”，路途中一定有机会疯狂血拼，对目的地浅薄却足以成为日后谈资的了解等等，所有这些并非我国独有的“特色”我认为都有充分的理由在今天得到谅解。因为那是一个“中产社会”里每个人的必由之路。当然，中国人的这条路，走得格外艰险。

无论是旅游还是蹲在家里，实用性和功利性早被我们自动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当拥堵到令人发指的十一和春节长假实际上把旅行彻底变为了一桩行为艺术，它背后的运作逻辑却隐隐透露出了集体身份的脆弱与不安，以及社会阶层认同上的焦虑与躁动。“现代中国人的旅游，就如同这个国家一样，都是基于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这种脆弱的基础，或许能让我们窥见中国中产阶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某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