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长江与洞庭湖，而俗称“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于两宋社会。指代自然环境的“江湖”演变出后者的意思，恐怕并非偶然。

　　那些具有反叛性的游民，不论出于自保还是求生，开始自发组织力量对抗国家秩序，从而营造出一个游离于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然而，这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江湖”，其形成与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颇有关系。顾炎武说：“滨江则有江盗，滨湖则有湖盗”。吕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为盗者，率多保据山泽”（《吕思勉读史札记》），陈涉起于大泽；桓楚亡命泽中；黥布号称鄱盗；彭越常渔于巨野；刘邦身匿芒砀山泽间；陈友谅乃沔阳渔家之子；历史斑斑可鉴，所谓“江湖”、“江洋大盗”诸词，估计都派生于此类水上“盗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汉们的江湖，最快意的莫过于水泊聚义的梁山好汉。梁山泊不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传后世的《水浒传》。

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何以聚义于此？

　　《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第七十八回开篇云：“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洄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郓。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十万军粮马草。声闻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此语道尽了梁山泊极富战略意义的水环境。梁山好汉正赖于此，方敢啸聚天下，欲完成“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宏图大业。

　　宋代八百里梁山泊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它与更早的巨野泽有密切关系。古巨野泽大致在今山东梁山、郓城、菏泽、定陶、巨野、嘉祥、济宁、汶上、东平诸县市间，位于黄河扇形冲击平原前沿的相对低洼地带。其湖积层的分布范围，东西六十公里，南北九十公里，水域渺无涯际。早在秦汉之际，盗贼已在此滋生。汉初雄霸一方的诸侯彭越，起事之初即“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决口，浸汴、曹、濮、单、郓数州之境，洪水环集梁山周围，与源于梁山东南的张泽泊（后称南旺湖）连成一片。宋天禧三年（1019）与熙宁十年（1077）的两次河决，都从澶、滑二州以东注入梁山泊，湖面又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了“绵亘数百里”、“巨泽渺无际”的梁山泊（王乃昂《梁山泊的形成和演变》）。

　　自古江湖之间多盗贼，梁山泊也不例外。《宋史》多处记载梁山泊素来多盗，堪称贼窝。除了宋江一伙之外，蒲恭敏镇压黄麻胡；宣和七年（1125）蔡居厚诛灭梁山泊贼众五百余人；建炎四年（1130）梁山泊水匪张荣据此抗击金兵。之所以如此，梁山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交通南北的战略枢纽地位是重要原因。

　　梁山泊水域辽阔，沃野千里，农林渔产资源丰富，苏辙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此地梁山与水泊相依，港汊纵横，洲渚无数，芦苇丛生，既利于进击，又便于藏身；梁山泊地处京东西路的郓、济二州，贯通黄、运两河，是连接北宋东京与东南财赋重地的漕运转输之区，四周又与泗、汶、沂诸水相联通，水陆交通极为便利。

梁山好汉

　　元以后，随着黄河改道南移和京杭大运河水资源调配，梁山泊水源补给不足，加之涸湖垦田，梁山泊水域极度收缩，全湖被切割为多个小型湖泊。清初顾炎武途经此地时，已然是“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清人蒋楷《过梁山诗》亦云：“梁山山下绿平铺，泺水于今一勺无。”而今的梁山泊故地，良田万顷，麦浪滚滚，只遗落下《水浒传》的渲染绘饰与后人的无限凭吊。

　　有人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水泊聚义事迹，于史渺茫，乃是依据南宋洞庭湖区的钟相、杨幺起义而附事（侯会《<水浒传>与南宋洞庭湖大起义》），或可备一说，但终究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梁山泊还是洞庭湖，江湖之区素来是绿林好汉藉以啸聚快活的乐园。

　　襟江带湖：总是盗贼渊薮

　　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均号称东南巨浸。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两湖之间，其水域于宋元明清时期最为辽阔，“江陵而下，地与泽半”，襟江带湖，素称泽国。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载：“洞庭水涨，延袤八百里，盗贼窃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汉沔之间，湖泊辽旷，萑苇茂密，盗贼窜匿之区也。嘉靖间，汉川风门河一带上下数十百里，群盗出没，劫杀商船。荆门州治四维，湖山相半，如沙洋等处，素称盗贼渊薮。”

　　洞庭湖区内影响最大的盗匪活动，莫过于发生于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建炎四年（1130），钟相自称楚王，率众起事，凭据洞庭湖深广险阻的地理优势，以宗教活动相联络，倡议“等贵贱、均贫富”，波及环湖地区十九州县。钟相死后，杨幺继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错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达到七十余座。另又制作大型车船无数，多次重挫官军，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浒传》有诗云：“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支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似乎就是杨幺水军利用水寨、车船进行水上作战的真实写照。不论杨幺起义与《水浒传》是否有渊源，仅就形式而言，两者相似之处颇多：皆凭依八百里旷渺烟波，“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队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种独特的水泊啸聚的游击模式。

　　古代的鄱阳湖也是一个盗贼集聚之地。鄱阳湖地处九江冲积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个巨大的水囊，吊挂在江西三面环山的平原区域。其变迁与洞庭湖相类似，秦汉时期虽非大泽，但也是水网密布的湖沼景观。秦亡之际，黥布与骊山之徒聚集于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泽），号称“鄱盗”。唐宋以后，湖区渐大，盗匪为患愈烈。章潢《图书编总论》云：“鄱阳汇合三江，波涛弥漫，盗贼舸舰率以为归，遂为豫章诸郡之患。”

时过境迁，如今鄱阳湖进入枯水期，位于湖底的一座明代古石桥也随之露出真容。

　　元末陈友谅起事于江夏水域，控扼九江，地险势盛，最终却在鄱阳湖大战中一败涂地。明代的鄱阳湖，浸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四郡之境，丰水、枯水期湖面变化很大，春夏水溢，湖面渺茫无涯；秋冬水落，港汊纵横之势立显。盗匪据此进退，鬼伏神藏，踪迹莫测，实在令官府头疼。

　　太湖同样如此。太湖古称震泽，横跨江浙，是长江下游平原上的大型碟状浅水湖泊，湖区四十八岛，七十二峰。北宋以后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的财赋重地与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环湖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名城，四府交界处尚分布着乌镇、青镇、黎里、震泽、周庄等诸多繁华市镇。经济发达，渔产丰厚，地形复杂，盗贼皆以此区为利薮，趋之若鹜，使其成为盗贼滋生的温床。金友里《太湖备考》载：太湖“支流细河，处处皆盗贼可出可入之地，来去甚易，捕获最难”，而其中苏州、嘉兴、湖州三府受祸最烈，“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故有“吴盗浙窝”之说（冯梦龙《甲申纪事》卷11）。

　　清初，太湖中已是“最称不靖”，赤脚张三等盗贼以宜兴为巢穴，“啸众数百艘”，横扰三州，“流毒累年”。清嘉庆年间，太湖吴江、震泽两县又兴起有名的枪船匪帮组织，逐渐蔓延到嘉兴府桐乡等地。枪船匪帮以枪船为主要作案工具，枪船头艄俱尖，体型轻便，受水最浅，行驶迅捷，船上尚配置有鸟枪、火药等武器。鸦片战争后，部分枪船上且备有西洋火器。枪船势力至太平天国东征苏常时期达到鼎盛，其周旋于太平天国与清军之间，时而勾结，时而合作，最终经太平天国给枪船以致命打击后，又经江浙两省地方官吏联合剿灭，“枪船之名始灭”（吴竞《试论枪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太湖匪患也异常猖獗，形成以巢湖帮、河南帮、湖南帮等诸多帮派。

　　江湖何以成就“江湖”？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充满意境的话用在这里似乎不大合适，但盗匪与江湖确实是“相濡以沫”的关系。根据王日根等人的研究，江湖盗匪主要有四种来源：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又大致分为半职业和职业型盗匪。职业盗匪毕竟数量有限，反而是兼备渔户与盗匪双重身份的现象大量存在。雍正六年（1728），湖广总督迈柱曾上疏言明江夏县一带水上盗匪之情形：

　　查楚省江河渡驳、江划小船与茅蓬船只，此等船户皆穷苦无赖之徒，或系沿江、沿湖附近村庄，或系四处混聚，未知来历，亦无牙埠约束。黄昏深夜，巧以捕鱼为名，乘空即将过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鱼，不便拿缉。甚有窃劫乡村，盗已获而无窝家，借船以为巢穴。如臣属江夏县之八吉堡，地方素称盗薮，其故皆由附近村庄，多以捕鱼为业，家设划船茅蓬，借名为匪，碍难查缉。

　　旧有谚语云：“十个船家九个偷”，他们亦民亦贼，“昼则在港捕鱼，夜则出港行劫”，或者见财起意，利用熟练的水性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伺机作案。这种说法似乎有行业歧视之嫌，但或许可以窥见个中情实。只有不道德的社会，没有不道德的人。一个游离在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自有其江湖内部的秩序在发挥作用，渔户置身其间，自受江湖法则所支配，亦无常理可讲。这或许就是“人在江湖，生不由己”的道理。

　　盗匪之所以乐于选择江河湖泽落脚，这与江湖水环境的复杂性关系莫大。湖面辽阔，四通八达，港汊交错，沙洲纵横，芦苇丛生，江、湖、山、屿、洲、荡等多种地理景观往往勾连环结，构成一个水网密集的泽薮景观结构。加之天有阴晴，潮有涨落，滩涂暗礁之分布各有规律，只有久据水域者方可把握，对于官府和行商富贾而言，处江湖之远还真是一个大陷阱。江湖盗匪利用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往往“驾舟扬帆，飘逸无常，溪港错杂，奔逸难定”。杨国安曾总结出江湖盗匪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和分散性的特征（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其藉江湖之险，进退可据，铤而搏命，与官府之间如同猫鼠游戏，深得游击战精髓。

抗战时期，冀中人民抗击日军，藏身芦花荡，也是利用了有利地形。

　　江湖多处发散型的水陆交通网络之上，交通便利、物资供应充足则是造成“江湖多剧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转移东南，盐、粮乃国之重利，东南系王朝财赋之命，以漕运水系相维系构成财富网络。东南财赋与漕运，恐怕就是宋以后长江下游、运河、湖泊盗匪充斥的重要背景。盗匪视江河湖泽为利薮，除了丰富的渔产和农业富庶之外，与运河相维系的盐、粮等大宗货物商品也是盗匪们垂涎的目标。内地封闭型的高原湖泊，自古甚少有严重的湖匪之患，恐怕就在于不具备丰厚利源和便利交通使然。

　　当然，很多学者也认为：历史时期人口增加，土地流失，大量流徙之民涌入江湖之间，不得已弃耒耜而亡命于湖泽，沦为盗贼。生计之艰难，加之大型水域向来是官府管理的薄弱环节，导致江湖之区成为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的场所。这自然也是江湖多盗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但这个原因似乎过于宏大了，几乎是各种盗贼滋生的共选答案。因此，在水言水，造就“江湖”的江湖，那个与盗匪们“相濡以沫”的江湖，折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暗两面：除了烟波浩渺的好水色值得我们凝望，还需要我们深入省思往昔江湖之间的恣纵、快意与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