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中为什么会出现“平民英雄”
作者 / 大卫·罗布森(David Robson)2015-11-26 10:00点阅:1285小 中 大 繁体
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很容易看到人性的阴暗面——恐惧和怀疑主导了我们的思维。但博姆巴斯、特莫斯和“卡内基英雄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却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利他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这种本能也不会丧失。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上周五,卢多维克·博姆巴斯(Ludovico Boumbas)原本想在巴黎跟朋友享受一顿安静的生日晚餐,但却在Belle Equipe不幸遭遇了恐怖袭击。他完全可以躲过这场灾难,但当他看到枪手向附近的一位女士开火时,本能却战胜了理智。朋友们说,他飞奔过去挡住了子弹——那位女士得救了,他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前一天,在距离巴黎东部近2,000英里的贝鲁特,阿黛尔·特莫斯(Adel Termos)也展示出了奋不顾身的勇气。当看到一名身穿炸弹背心的男子接近人群时,他将其按倒在地,引爆了炸弹,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他们两个都是普通人,但却在暴行发生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最近几天,巴黎恐怖袭击案搅动着全世界的神经,所以我们或许还会听到更多平民英雄的故事。
有些人为什么会展现出如此惊人的勇气?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平民英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但耶鲁大学的大卫·兰德(David Rand)却对很多平民英雄的事迹展开了细致研究,试图理解这些无私行为背后的原因——他的发现或许可以在如此黑暗的时期为我们点亮一丝曙光。
在悼念受害人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学习他们的勇气(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当被迫依靠直觉快速决策时,我们往往都会作出最无私的举动。”
兰德之前的研究探索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人类的天性是自私还是无私?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下意识的反应肯定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有当我们认为能够在日后获得更大的回报时,才会做好人好事。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必须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故意压制心底最邪恶的冲动,才有可能做好事。
然而,兰德却在实验中发现了相反的现象:参与测试的志愿者用于思考的时间越短,越有可能作出无私的举动。例如,他要求志愿者玩一个简单的金钱游戏。结果发现,如果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与其他参与者分享自己的钱。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行为主要依靠直觉,而没有进行细致分析。同样地,如果在玩游戏时让志愿者记忆一个数字——压制他们的意识思维——也能让他们变得更加慷慨。当然,不同的志愿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平均来看,他们的天性似乎更加偏向合作与宽容。他们不必认真思考,而是依靠直觉行事。“我们的天性就是合作。”兰德说。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不会带来长期利益;喜欢合作的人或许更有可能在未来获得回报,所以我们可能只是从心底明白了与人为善的好处。但认为人类在直觉状态下天生就很慷慨的想法,似乎仍然比前文提到的观点更加乐观——后者认为,我们的自私欲望只是被精心的算计和理性的思维压制了。
有报道显示,创伤性事件——例如图片里的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幸存者往往对陌生人极其友善(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我只有两个想法:第一,我必须把他赶出门去;第二,‘老天,这个家伙会杀了我。’——克米特·库比茨”
但兰德感兴趣的不只是分享金钱这一方面。“我想知道当风险更大时,这种情况还能否延续。”他说。所以,他接着对巴黎和贝鲁特发生的各种出人意料的“极度利他主义”案例展开了研究。为了寻找资料,他把焦点转向了曾经获得“卡内基英雄奖章”(Carnegie Hero Medal)的人,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见义勇为的普通公民。例如,他指出,克里斯汀·马蒂(Christine Marty)就曾在宾夕法尼亚游过深不见底的洪水,救出了一位被水困在车里的老人。还有克米特·库比茨(Kermit Kubitz),他曾经在当地的面包店里目睹了一起持刀行凶案。“我只有两个想法:第一,我必须把他赶出门去;第二,‘老天,这个家伙会杀了我。’”他事后回忆道,“最后,我背上被刺了一刀,刚好扎到肋骨里。”
通过相关的媒体报道,兰德汇总了50位“卡内基英雄奖章”获得者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所发表的声明。之后由一支独立团队利用多种不同的心理学因素对这些描述进行分析,以判断他们的行为究竟是直觉使然,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达里尔·斯塔尼斯”
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约90%)的行为似乎都是出于直觉。关键在于,即使当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迟疑不决或深思熟虑,甚至说服自己不要出手相助时,他们依然决定挺身而出。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些顾虑;就在一霎那间,他们知道自己必须伸出援手,即使有可能因此威胁自己的生命。“几乎所有人都是依靠直觉作出的反应。”他说。
达里尔·斯塔尼斯(Daryl Starne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70岁的老人曾经冲入一辆燃烧的汽车救出了里面的一位女士。“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后来回忆道。马蒂救助溺水男子时的反应同样是自发的。“我很欣慰自己能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她说。
兰德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大脑有两套运行模式,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快速思维模式和慢速思维模式。慢速思维是有意识的思维,讲究严谨的分析和逻辑;而快速思维是一种自动化的思维,以行为习惯为基础,是对所处状况所作的迅速反应。
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聚到一起共同悼念这起惨剧中的死难者(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尽管英雄主义看似突如其来,但兰德认为,极度利他主义者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培育这种无私的倾向,所以帮助他人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快速思维模式”。这或许还会与普通冲动结合起来,而且能够提升人们换位思考的能力——来自其他的极度利他主义者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大脑对于恐惧和危难等表情的反应非常强烈。
“当你拥有这些直觉时,情绪会成为促使你采取行动的动力。”兰德说。于是,当他们目睹他人陷入险境时,这种快速思维模式就会占据主导,使之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
关键在于,兰德认为我们都可以向这些好人好事学习。“如果你形成了合作的习惯,这种习惯就会融入你的血脉,于是就更有可能在其他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行为。”他说,“你可以培养美德。”
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很容易看到人性的阴暗面——恐惧和怀疑主导了我们的思维。但博姆巴斯、特莫斯和“卡内基英雄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却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利他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这种本能也不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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