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无比宝贵，用价格来衡量生命似乎是愚蠢的行为。泛着铜臭的金钱怎么能跟人命相提并论呢？生命应该是无价之宝。

然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医疗机构都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病态的问题。他们用在身患疾病和垂死之人身上的资金非常有限，每当有新药上市时，他们都必须作出选择：为了多活几个月或者多活几年，真的值得花那么多钱吗？

我们的第一反应似乎很明显：应该不遗余力地让自己深爱的人在人世间多停留些时间。然而，重症护理医生兼牛津大学上广应用伦理学中心伦理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金森(Dominic Wilkinson)最近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对这些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呼吁我们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延长生命付多少成本？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BBC Future 栏目采访了威尔金森，希望深入了解他的观点，并更好地明确我们目前用于计算生命价格的方法。

高科技治疗方案令我们可以治愈很多会将我们的祖先置于死地的疾病——然而，这些技术却需要耗费巨额成本(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目前，是否使用绝症治疗药物往往根据两个因素来判断——这些药物能够延长多少寿命，以及病人在此期间的生活质量，这都可以使用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来计算。例如，如果一种药物能让你多活一年，但这一年的生活质量仅为正常情况下的一半，那么就对应0.5质量调整寿命年。“另外，如果某种药在一年的时间内，将你的生活质量从正常情况下的一半，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状态，同样对应0.5质量调整寿命年。”威尔金森说。

根据这样的方法，便可计算某种药物是否物有所值。例如，按照质量调整寿命年计算，英国建议每额外增加一年的健康寿命大约应该支付2万至3万英镑(3万至4.5万美元)。所以，0.5质量调整寿命年的价格仅为1万至1.5万英镑(1.5万至2.25万美元)。

因此，某些价格昂贵的药物不可避免地被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排除在外：例如，乳腺癌新药Kadycla价格高达9.5万英镑，但却只能延长约6个月的寿命。即便这期间的生活质量与正常人相同，依然远超NHS制定的上限。(当然，其他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或许会制定不同的标准——但也都需要在提供治疗费之前，通过某种方式权衡成本收益比。)

活动家认为，制药企业应当降低这类药物的费用，而医疗服务机构也应当投入更多药物资金，为晚期病人挽回更多宝贵的时间。由于这些观点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英国最近考虑上调绝症药物的费用上限——最高可达每质量调整寿命年8万英镑(12万美元)。

如果要因此减少没有生命危险的人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治疗预算，我们还应该为那些能够延长生命的药物花更多钱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威尔金森表示，这种观点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医生和病患本人也经常持有同样的观点。“当医生照顾病人时，我们的职业伦理会驱使我们支持病人。医生会说：‘我知道这种药很贵，但我的第一职责是救死扶伤。’”他说。

然而，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牺牲，因为其他的治疗方案肯定会因此缩减预算，例如心理健康服务或残疾人士帮扶——对于仍处在青年或中年时期的人来说，这些措施对提升其生活品质或许至关重要。

是否值得牺牲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让另一个即将离世的人多活几个月？在制定这些决策时，必须要了解公众意见。而且，尽管你可能认为多数人都愿意花费无穷的资金来额外延长几年的生命，但最近的研究却表明，我们对于绝对的生存年限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视。

很多受访者接受调查时都表示，他们更愿意花钱改善安宁医疗照护效果，而不是购买能够延长生命的新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威尔金森指出，英国对4,000位受访者展开了一项详细调查，向他们明确解释了有限的医疗服务资源都能投入到哪些领域，并让受访者选择自己的偏好。“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将更多钱用于救治绝症病人，而应该让处于其他生命阶段的人从中受益。”

最令人意外的或许当属新加坡的一项调查，该调查的研究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和癌症晚期病人。“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准备为安宁医疗照护支付大笔费用，以便能够实现居家照护，而不太愿意为延长生命的药物花太多钱。”威尔金森说。

平均而言，受访者愿意为延长一年的生命支付5,000英镑(7,500美元)的治疗费，但他们愿意为更好的安宁医疗照护支付的费用却达到这一数字的两倍——1万英镑(1.5万美元)——例如获得更好的护理服务，使之可以相对舒适地在家中去世，而不是在医院里离开人世。“这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艰难决策的全新思考方式。”

医生越来越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提高在世时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一味地延长生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很明显，这些研究并非最终答案，很难判断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受访者在面对不同疾病时，是否都持有相同观点。另外，质量调整寿命年这样的计算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地评估治疗潜力，仍然存在疑问。但威尔金森认为，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延长生命之前，我们至少应当考虑一下这些不同观点。

“尽管为晚期病人购买更贵的药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这反映了普通大众或病人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也未必就是正确的道德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之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价格的上涨，这些矛盾只会越发尖锐。美国著名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uwande)早就提出了质疑：延长生命是否比改善有生之年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生物伦理系前主任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甚至曾经表示，他将在75岁之后拒绝所有延长生命的治疗方案，避免因为无休止的高强度治疗让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几年变得毫无质量可言。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可能很少有人会作出如此激进的决定，但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或许都应当仔细考虑自己的生存价值，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充分的利用这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