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精妙而令人叹服的“自然阶梯”理论（the ladder of nature）从人类本能出发，描绘着世界运转的方式。这一权威理论之中，上帝位于顶端，接下来是天使、人类。接着才是动物，从“高贵的”野兽往下，到家畜家禽，最后是昆虫。人类之中，排序也是如此：女性居于男性之下，儿童则位于最下方。自然阶梯不仅是一幅科学图景，也有其道德性和政治性。高级生物对其下方的生物拥有统治权，是自然而然的。

对上述观念作出狠狠一击的，是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自然选择是一种剥离了道德层级的、隐蔽的历史进程。例如，正如我可以适应周围的环境，蟑螂（cockroach）也可以；实际上，它可能适应得更好——蟑螂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而且很可能会在人类灭绝后继续存活下去。不过，“进化”这个词含有“前进”的意思——新一代人总说自己“进化了”——十九世纪时，进化论的一些想法还在用自然阶梯理论中的一些术语来表示。

大体而言，现代生物学否定了自然阶梯。但这幅深入人心的图景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具体说来，“儿童和动物都比较低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甚至科学家也会表现出这种倾向，鉴于成年人具有某些儿童或动物不具备的能力。例如，神经系统科学家（Neuroscientists）有时就会把遭受过脑损伤的成年人类比为儿童或者动物。

我们本该一直对自然阶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现在，是时候跟它说再见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儿童和动物独特的思考方式，相关发现给了自然阶梯理论致命一击。灵长类动物学家（primatologist）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就站在动物研究的前沿，也是这一学科在公众面前的最佳代表。在《人类够聪明去了解动物的智慧吗？》（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一书中，他对动物大脑的复杂程度做出了一系列热情洋溢又令人信服的分析。

德·瓦尔概述了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回顾了挫折重重的研究史。动物大脑的研究分为两派：打压派（scoffers）和支持派（boosters）。打压派否认动物可以思考：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科学家不该探讨思维，而应研究“刺激stimuli”和“反应responses”）丧失了在其他心理学领域的威信之后，卡在了动物研究上。支持派则更多地依赖趣闻、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以人的能力、行为或经验的术语来解释动物或非生物的有关特性），而非科学实验。德·瓦尔提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甚至都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学科名称。动物认知派（Animal cognition）忽视了人类也是动物的事实，德·瓦尔则针对进化认知展开了辩论。

心理学家往往认为，存在一种独特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类与动物不同。这件“秘密武器”有很多种可能性：工具的使用，文化传播（cultural transmission），预计未来、理解他人的能力，等等。但是，每一条都会以至少一种方式，表现在至少一种其他物种的身上。德·瓦尔列举了许多例子，而这还远没结束。新苏格兰乌鸦（New Caledonian crows）可以用树枝做成尖头的、有刺的工具，用来捕捉白蚁。有些日本猕猴（Japanese macaques）会清洗甘薯，甚至把甘薯浸入海水使其带上咸味，并且把这项技巧传给后代。西丛鸦（Western scrub jays）是“储藏能手”——它们把食物藏起来，以备日后之需——研究表明，它们能够预计未来所需，而不是只关注眼前的需求。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些人类的本领出现在其他物种身上也并非绝无可能。毕竟，自然选择的核心思想就是，现存有机体的细微变异可以最终促成一个新物种出现。人类的手部和臀部就来自我们的灵长类亲戚，逐渐由最初的祖先进化得来。那么，为何我们拥有一些独特的认知技能，而其他物种则完全没有呢？

德·瓦尔认为，认知能力没有等级之分。不过，他书中有种含蓄的张力，正好说明了自然阶梯观念依然十分强大。“低级”生物与所谓的高级生物拥有同样的能力，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阶梯”的性质——大猩猩、乌鸦和儿童比我们想象的地位要高。因此，他的研究可以总结为：我们曾经以为，只有成年人可以使用工具/参与文化活动/设想未来/理解他人，但实际上，大猩猩/乌鸦/儿童也一样可以做到。德·瓦尔著作的大部分都带有这样的口吻，不过我们也无法就此责怪他，因为，惭愧的是，发展心理学家（像我一样）也常常使用类似的说法。

正如德·瓦尔所指出的，研究其他物种的更好方法是问问自己，不同物种如何进化出了不同的大脑，来解决不同的适应难题？当然，重要的不是“章鱼或乌鸦能否向人类一样做什么”，而是这些动物如何解决认知问题，例如，如何伪装成海床（the sea floor），如何用喙（beak）来制作工具。儿童、大猩猩、乌鸦和章鱼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并非因为他们像低一等的人类，而是因为他们陌生——并非因为他们像成年人一样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聪明的方式我们无法达到。比如说，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假装出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而假如我们看到一个成年人像三岁小孩一般行事，我们应该会拉他去看医生吧。

对这些陌生思维领域的研究，可以提高成人的认知水平。儿童的扮演游戏或许会帮助我们理解长大后的观影口味。德·瓦尔的研究还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人类通常认为，我们的社会关系来源于我们的观念、信仰和需求，以及我们对于他人观念、信仰和需求的理解——即心理学家说的“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上世纪80、9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我也在内）发现，学前儿童，甚至婴儿，都可以理解自身以外的其他思维。但是，想证明动物也有这种能力却是难上加难。“思维理论”就此局限为人类的特殊本领。

然而，德·瓦尔的研究表明，大猩猩也具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智慧——它们十分热衷于弄懂地位、联盟之类的社交关系。（一位研究灵长动物学的朋友告诉我，他研究的小猩猩没学会站立以前，就会用炫耀行为（dominance displays）去模仿其他猩猩。）如德·瓦尔所述，猩猩确实会对同伴看到的事物作出推测。但实验同时也预测，这种行为仅仅发生在竞争性的政治环境下。进化人类学家布莱恩·哈尔（Brian Hare）和同事让一只地位较低的猩猩在两份食物之间选择：一份被藏在首领猩猩看到的地方，另一份则藏在首领看不到的地方。次等猩猩目睹了藏食物的完整过程，于是离第一份食物远远的，随后取走了第二份食物。

所有参加过学术会议的人都会发现，人类也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生物。我们会说，参会是因为很想知道智人（Homo sapiens）是如何思考的，但同时，我们也对谁是领导、谁是“朋友”同样感兴趣。在学术会议上，我们做出的那些政治性判断与“思维理论”关系不大。我们或许会对一位有名望的学术大家（a celebrity-academic silverback，银背大猩猩？）毕恭毕敬，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可他的理论。在简·奥斯汀的书中，伊丽莎白·贝内特（Elizabeth Bennet）在意人们的想法，而凯瑟琳夫人（Lady Catherine）只在乎别人多么有钱有势；这两个人物都很聪明，也都是人类。

当然，我们明白人类的政治性，但还是认为，我们的政治性行为来自对信仰、对欲望的考虑。甚至在选举时期（election season），我们认为，选民有能力分辨出能执行政策的人，然而事实却是，他们更在乎谁跟他们站在同一边、谁又是优胜者。大猩猩的举动带给我们一种复杂的、抽象的社交观念，它与思维理论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本能的社交性，而不是本能的心理状态。

然而，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关于人类如何发展、如何发挥这种政治智慧的研究——或许在这一领域，动物比人类更易研究吧。可能是因为，虽然我们理解主导权和盟友性意义下的社交，就像大猩猩一样，但我们并不会像它们那样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地行动。因此，我们不研究自己是否受思维理论的驱使，反而去研究猩猩是否受政治理论的驱使。认真想想进化认知理论，也会使我们放弃寻找解释人类智慧发展的“秘诀”。德·瓦尔的著作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毕竟，我只是一个现代成年人，坐在家具、书本、电脑、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写着这篇文章——我生活的世界与最聪明的黑猩猩的世界有天壤之别。假如灵长类动物拥有和我们相同的认知能力，那么，生活的区别从哪里来呢？

进化心理学运动（the evolutionary-psychology movement）提出，我们身上拥有其他灵长类没有的“模块”（modules，特殊的思维器官）。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早期，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较为相似的普遍天资，而经过几世纪，通过反馈机制（feedback processes），一些细微的变异被放大了。例如，生物学家口中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起初有细小的区别，后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累积效应。人类的童年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长得多。小猩猩到5岁就可以自给自足地觅食了。即使在原始社会（forager societies），人类小孩也只有到15岁才能如此。因此，人类家长很难当。但是，这也使人类儿童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学习——具体来说，就是向老一代人学习。其他动物也可以从前辈处吸取文明成果，比如那些能吃到咸味甘薯的猕猴。不过，它们不像人类，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动力去训练这些技能。

就算人类与动物近亲之间的差异是数量性的，而不是质量性的——不看其他的，就单独看几条认知能力——这些差异依然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你采用思维理论，而不采用地位和同盟理论去理解别人，长期来看，这个小小的差异将会导致生物进化、文化进化方面的巨大不同。

最后，德·瓦尔的书还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在科学事业中，情感与理智如何糅合。探索动物和儿童的思维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科学案例。它肯定还有道德或政治的角度可供挖掘。研究与成年人差异如此之大的生物，挑战就在于，要进入他们的头脑，想象变成一只蝙蝠、一只倭黑猩猩（bonobo）或一个小孩子是什么样。他需要许许多多、完完全全的科学独创性（scientific ingenuity），用动物或孩子的语言，而不是成年人的语言，去探索他们的思维。

同时，对你所研究的对象抱有同情（sympathy，接近于爱的一种感情），也有利于研究。而当研究对象被贬低、侮辱的时候，同情一定会变成愤慨。所以，当你看到自然阶梯图景给“低等”生物的灾难性待遇，你的反应就算过激，也是有道理的。

但对于其他生物，爱会带给我们深刻的洞悉，还是深沉的幻象？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贝内特和凯瑟琳夫人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尽管我们有着出色的思维理论，我们依然要分清，爱，何时会给我们启迪，何时又会引我们走入歧途。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情感包裹在科学论文的纸下。不过，流行书籍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德·瓦尔的著作中，不管是同情还是愤慨都如泉涌。

或许科学研究和道德感受的结合，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表达，来描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忘掉阶梯吧，我们可以借用19世纪自然主义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生活之网（web of life）理论。人类不是站在阶梯顶端，不安地俯视其下苍生；用更加科学准确、更符合道德的语言来说，在这张复杂、精细的生物之网中，我们只是一根丝线而已。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译者：爱新闻 景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