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萨哈林旅行记》也成了契诃夫整个后期写作的一件“囚衣”，每当契诃夫想要谈论萨哈林岛，他总觉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却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东西。

　　越是在全球化驰掠席卷的今天，对地方性知识的实地勘察就越发显得重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探险精神的旅行家，总是可以深入到人类历史文明和地理的腹地，向人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作家胡子华记述了多位文学家、探险家、记者和学者不同的旅行经历，讲述他们的故事，思考他们为历史文明留下来的价值。而阅读这些旅行家，最吸引我们的并不是他们所及之地的风光或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们旅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挫败，以及他们沿途不断被砥砺和修正所产生的身心疲乏。这种疲乏就像一种苦酒，将在回味中不断变甜。

　　契诃夫：旅行的终身文学债务

　　契诃夫以戏剧和短篇小说见长，其游记作品不多，但《萨哈林旅行记》却是俄罗斯旅行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2013 年 10 月 11 日，加拿大作家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当代的契诃夫”。时至今日，回想契诃夫，人们可以很放心地给他安上两个头衔: 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然而，回溯他 1890 年的西伯利亚和萨哈林之旅，同样也有理由称其为伟大的旅行家。

　　在这次旅行之前，契诃夫的作品已颇受欢迎，但这些早期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诨的幽默报刊体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话，而他写于旅行后的小说和戏剧却堪称艺术精品。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他笔下的一切都是低调的，灰色的，阿赫玛托娃或许也并不理解契诃夫，因为灰暗恰恰是这次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旅行的色调。

　　正如契诃夫自己所说，《萨哈林旅行记》是他作品中一件粗陋的囚衣。萨哈林岛的往事在他心目中那么巨大，“我似乎看到了一切，却没有看到那最主要的。”可以说，契诃夫后期全部的写作都像是这次萨哈林之旅的文学债务，为了脱下这件囚衣，也为了说出那最主要的部分，他写下了它们。

　　向东还是往西？异数的旅行

　　1890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今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契诃夫将取道西伯利亚去萨哈林旅行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多猜测，契诃夫的亲友们感到尤为费解，纷纷阻拦。

　　这种费解和阻拦是易于理解的。在当时，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就像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间地狱”:贫乏、愚昧、蛮荒，而且道德堕落、充满危险。西伯利亚的西边界是俄罗斯社会的一条安全隔离带。一直以来，俄罗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向西存在的，西伯利亚的“非欧洲”身份长期以来都被漠视，政府像垃圾场一样使用那里的土地，把形形色色的苦役者、重犯和流放犯发配到那里。面对这个刑罚倒扣的瓮口，里面的人都巴望着出来，外面的人则避而远之。

　　这条隔离带表现在旅行上，就是旅行者在西伯利亚的缺席。相反，去英、法、意等西欧国家旅行在俄国文化圈却早已是一种风尚的传统，从普希金、果戈里到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几乎都有过这种西行经历。而且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少数几人，也大多把社会的改革寄望于欧洲文明。由此可见，这种东西向的划分不仅是现实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

　　当时契诃夫的小说正受到读者欢迎，戏剧创作《伊万诺夫》也获得了普希金奖金，文学事业正处在上升期。人们想不通契诃夫为什么要去西伯利亚和萨哈林，那两个地方对近乎孱弱的契诃夫而言无疑都过于残酷了。而少为人知的是，契诃夫当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哥哥尼古拉的病逝给了他不少打击，他自己在创作上也陷入了困境。“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说我是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即使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即使是一点点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 简直不是生活!”所以他拒绝了朋友苏沃林推荐的欧洲之旅，因为他需要的不是观光游览，而是一种自我治愈。他在给作家列昂捷夫的信中写道: “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迦尔询至今还会活在人世，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忧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

　　正因如此，萨哈林之旅势在必行，但俄罗斯社会并不了解西伯利亚，他们把西伯利亚描述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地方，并努力维持这种形象，以实现道德上的训诫作用。出发时，契诃夫带上了手枪，他拿到了记者证，他向包括俄国监狱总署署长符拉斯基等在内的人寻求帮助，他甚至抱着可能死掉的心思写下了近乎遗嘱的信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准备去参加一场战争......如果我淹死，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情，请您记住，我现在所拥有的和将来所能拥有的一切皆归我妹妹所有。”虽然西伯利亚的街上苦役犯可以自由行走，不戴镣铐，也没有人看押，但契诃夫穿越西伯利亚的整个旅途处处受人尊敬，完全没有危险。当时写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文章的作者要么根本没到过萨哈林岛，要么是些有利害关系的人。对西伯利亚形成了一种偶然的，不准确的判断。这本身是一种误解。

　　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旅行在今天变得十分流行。(摄/虫子)

　　西伯利亚：黑色的雪国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川端康成塑造了一个非现实世界的避难所— 雪国。和雪国一样，西伯利亚也是闭塞的，在契诃夫的时代，西伯利亚既没有通铁路，也没有通公路，还有长期的冰冻。即使到了近代，情况也并没有好太多。罗杰斯在 1990 年骑摩托车穿越西伯利亚时，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地图上仍有大面积没有标记道路的交通空白地带。

　　但和川端康成从外在现实逃避进唯美的雪国不同，在当时，全俄国只有三个县被人研究过，即使有人去了，也只是到那里大致闻一闻，写一点，就又走了。别的地方尚且如此，何况西伯利亚，这里不仅是非欧洲的，甚至是非俄罗斯的，社会自我遮蔽和不闻不问早已成常态，所以契诃夫的这次旅行恰恰是从误解中去接近那个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并不危险，但很粗陋也很穷困。行程中的那些小县城里几乎没有东西吃，“你坐着马车走近一座城，心里指望着吃掉整整一座山，可是走进城去一看— 糟糕!灌肠也没有，干酪也没有，牛肉也没有，连咸鲱鱼也没有”，“连那里的女人也枯燥乏味，将来西伯利亚产生自己的小说家和诗人时，妇女在他们的小说和长诗中都不会成为主角。”

　　从现实退避是轻易的，所以通往雪国的路程很快，一句话的时间就到了。而整个逆反的过程却艰难得多，像是慢性的重病，契诃夫在 4000 俄里布满了冻雨、冰雪、汛期和烂泥的路程上坐马车长达 30 多天，每天都得同寒冷、饥饿、睡意搏斗跋涉十来个小时。在途中给母亲的信中，契诃夫写道:“两个多星期已经过去，在这段时期里我坐着马车不停地赶路，心里只想着这一个方向，而且靠着这个想法活下来；我每天都看到日出，从开始到结束。我已经十分习惯这种生活，以至觉得我好像会一辈子坐着马车奔走，同泥泞的道路搏斗似的。”

　　西伯利亚大道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不像样的道路，因此翻车、坏车、时间延误和咒骂道路是驿站上常有的话题，另一个则是批评地方长官。“陪审官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不长，不知这对西伯利亚大道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时常更换，据说，有一位刚上任的陪审官，到达他管辖的地段以后，把农民都赶出来，命令他们在道路两旁挖掘壕沟。他的继任者在独创性方面不甘落后，把农民赶出来，命令他们把壕沟填平。第三位在自己的地段下令把路面铺上一层半俄尺的泥土。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位......人人都想要在蜂巢里加上自己的一份蜂蜜。结果是道路一年到头都不畅通。”

　　这里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法，这种不现实成为了西伯利亚最现实的一面，它们就像陪审官的道路试验，轻易随便地提出来，然后又不加思虑地放弃和更换。对那里一无所知的外面官老爷们为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决定一切，定居、开农场、种葡萄。但是，人们是否愿意定居，适不适合定居，那里的农业是否真的有成效，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通过工作报告那里也可以是良乡沃土。

　　题材关注，旅行的社会疗救

　　有些人的旅行是川端康成式的，带着自己的主观美化。而有些人的旅行则是契诃夫式的，去靠近很低的现实，甚至把旅行当作一种题材式的社会工作。

　　到了 1880 年代，萨哈林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流放苦役地。行前，契诃夫的朋友曾劝阻他说“萨哈林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会发生兴趣”，但契诃夫觉得在澳大利亚和法国卡宴区之后，萨哈林监狱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需要关切的题材:“萨哈林岛是需要的，有趣的，应该惋惜的仅仅在于到那边去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更理解这个工作、更善于引起社会兴趣的人。”

　　尽管契诃夫向朋友们一再强调:“不要对我的萨哈林之行寄托文学上的希望”，“这趟旅行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科学都不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事实上正相反，契诃夫一开始就把这次旅行当成一种持续半年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抱有很大的文学和科学上的抱负。为此，契诃夫在行前的几个月里，搜集并阅读了有关萨哈林的 65 种书刊，内容详细到 1863 年萨哈林岛的煤是多少钱一吨，而上海的煤是多少钱一吨，此外还包括当地的振幅、风向和土壤层等等。而他最关心的仍是监狱和刑罚。

　　“对于俄国来说，什么更为合适——监狱还是流放？我们现在甚至无权解决这个时髦的问题，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监狱和流放，不管这多么叫人悲伤和感到奇怪。请您瞧瞧我们关于监狱和流放的著作吧，真是叫人寒碜!两三篇小文，两三个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仿佛俄国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苦役似的。任何一个罪犯都是社会的产物—— 我们的思想界把这句话已经重复了二十到三十年，可是他们对这个产物却无动于衷!对关押在流放地并在这里受着煎熬的人是如此冷漠。”

　　在萨哈林岛，契诃夫足足待了三个月零两天，每天早晨 5点 起床，睡得很晚，他挨家挨户走访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屋，很有耐性地对萨哈林岛全部人口做了调查。他在卡片上登记过将近一万名苦役犯和流放者。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在萨哈林岛的苦役犯或者移民流放者都跟他谈过话，积累下来的一手资料装满了足足一箱子。

　　契诃夫在这次旅行中看到了什么风景呢?上百万人灰暗的流放地生活，严酷的刑律、暴虐的监狱，肢体折磨、精神折磨，小孩贫弱，妇女卖淫，男人醉酒无助。然而在记叙这一切时，契诃夫却用了一种冷峻的写法，像一份客观的报告，有时候读起来会觉得枯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善于感伤，要不然我就会说我们应该去朝拜像萨哈林岛那样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麦加一样。”

　　契诃夫在旅途中不断变换着记者、作家、旁观者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也正因如此，《萨哈林旅行记》既是一份旅行行纪，又是一份新闻调查和社会学术著作。它前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后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构成了俄罗斯文学里的监狱主题，此外也对 1892 年俄国采取的某些监狱改革产生了现实影响。

　　然而，《萨哈林旅行记》也成了契诃夫整个后期写作的一件“囚衣”，每当契诃夫想要谈论萨哈林岛，他总觉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却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东西。为了写出这最主要的东西，这才有了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之后那么多优秀的小说。即使在今天来看，在契诃夫开始这趟旅行之前，他早期那些受欢迎的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诨的幽默报刊体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话，真正算得上成熟作品的并不多，而他写于旅行后的小说和戏剧几乎无一例外全是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次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旅行，才使得契诃夫成了今天的契诃夫。（文/胡子华）

《人间旅历》，胡子华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