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将蝙蝠送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无数人对蝙蝠深恶痛绝，网上甚至有人呼吁要采用“消灭蝙蝠”的方式来阻止疫情的再度发生。

可是，蝙蝠真的有那么可恶吗？我想谈点不一样的看法。

蝙蝠，这种相貌奇异、似兽似鸟的动物，长得鼠头鼠脑，还喜欢昼伏夜出，一袭黑衣神秘兮兮，很多人视其为见不得阳光的丑类与罪恶、黑暗势力的象征。民间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将其与老鼠挂钩，称“蝙蝠是老鼠吃了盐之后变成的”。

即便在童话故事里，蝙蝠也多是充当“骑墙派”的典型而被讽刺。比如这则寓言：

“走兽与飞禽之间发生了战争，蝙蝠看到走兽力量强大，援军浩荡，断定飞禽要败，便飞到走兽那边帮忙，企图分享胜利的果实，不料凶猛的鹰鹫率众赶到，一举打败了走兽，而蝙蝠却因背叛的丑行被鸟类的法官当庭宣判：‘拔去羽毛，从此后只许在夜间飞行！’”

如此看来，蝙蝠似乎从来都不招人待见。

然而你可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其实是一种吉祥物——只因“蝠”与“福”谐音。

众所周知，祈求幸福吉祥、平安顺利是国人共同的愿望，由于汉语音节相对较少，很多字词都是同形异音或异形同音，使得人们常常愿意借助于谐音字词来表达吉祥如意的心意，这在民间被称为“讨口彩”。比如，中国人普遍喜欢葫芦，因其与“福禄”二字谐音，且藤之蔓延、结果甚多，故而被视为多子多孙的吉祥之物。

在中国人心中，“福”不仅是吉祥之首，更是一生的美好憧憬，蝙蝠也由此沾了光，成了“福”的化身。

清朝文人孟超然在《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提到：“虫之属最可厌莫若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鲁迅先生在《谈蝙蝠》一文中也说过：“……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

除了谐音之外，蝙蝠还习惯于倒挂栖息，有“福到（蝠倒）”之意，而蝙蝠在小型哺乳动物中算是寿命较长的一类，最长可达三四十年，而同等身型的普通家鼠仅能活1~3年，因此蝙蝠还成了长寿的象征。

于是，从古至今，蝙蝠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年画、剪纸、建筑装饰、陶瓷、刺绣、雕塑等处，藉以寄托人们美好祥瑞的愿望，其寓意包括“福星高照”（寿星与飞舞的蝙蝠）、“多福多寿”（多只蝙蝠与寿桃）、“福至心灵”（蝙蝠、寿桃与灵芝）、“洪福齐天”（彩云与漫天红色的蝙蝠），等等。

最著名的莫过于和珅曾经居住的恭王府，因有9999只蝙蝠“盘踞”在府内各种雕刻、绘画、建筑之中，所以被誉为“万福之地”。里面的水池、假山乃至部分建筑平面轮廓，都被做成了蝙蝠的形状，分别称为“蝠池”、“蝠山”和“蝠厅”，蝙蝠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看来，蝙蝠好像也没那么招人讨厌。

读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起疑：单靠谐音你就想给蝙蝠“洗白”，哪有那么容易？

没错，这种“牵强附会”确实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过，若是更进一步地从蝙蝠本身的生命特征来加以考证，我们会发现这种生物至少还有三点另类的“美”。

首先是蝙蝠生存进化的成功。

有资料显示，蝙蝠已在地球上生存了8800万年，几乎与恐龙同时代，但恐龙灭绝了，蝙蝠却存活至今。当前，全球共有961种蝙蝠，约占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1/5，如此多的种类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了极为寒冷的南北极、极偏僻的海岛之外，从亚寒带到热带，从大陆到海岛，都有蝙蝠的身影。它们高度适应多种环境，即使在青藏高原或是西伯利亚，人们仍然能发现蝙蝠的出没。这些，恰恰反映出蝙蝠在生物演进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另外，蝙蝠占据了山洞和夜晚，这是生物很少利用的空间和时间；与众不同的倒挂习性，使它们占据了顶层空间，不仅可以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正面的领土冲突，还能让更多的个体容纳其中，并给它们的大量繁衍奠定了空间基础。

其次是蝙蝠与生俱来的科学属性。

必须承认，蝙蝠是最能让人产生仿生灵感的生物。相信很多人都对小学语文课本中《蝙蝠和雷达》一文记忆犹新，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给飞机装上了雷达。雷达通过天线发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显示在荧光屏上。驾驶员从雷达的荧光屏上，能够看清楚前方有没有障碍物，所以飞机在夜里飞行也十分安全。”

事实上，除了雷达之外，人们还从蝙蝠的其他生命特征中获益。例如，利用蝙蝠回声定位的技术，人们发明了为盲人服务的声波手杖；利用蝙蝠的体形结构，人们发明了蝙蝠型太阳能自动侦察机；利用蝙蝠的飞行本领，人们发明了扑翼飞行器……

最后是蝙蝠巨大的医学价值。

蝙蝠堪称动物界的奇葩，它小小的身躯里容纳着超过100种病毒，其中不乏SARS、埃博拉等大名鼎鼎的病毒品类，俨然一个“移动的病毒库”。这些病毒，单拎出来任何一种，都足以令人闻风丧胆，却能与蝙蝠“和谐共处”，着实令人称奇。

究其原因，由于长期处于飞行状态，蝙蝠的新陈代谢水平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哺乳动物；超快的新陈代谢速度会让蝙蝠体温升高，以超过40度的体温到处乱飞已是家常便饭；而这又潜移默化地造就了蝙蝠无比强大的免疫系统，其“百毒不侵”也就在情理之中。

也正是这种“移动病毒库”的身份，又赋予了蝙蝠极大的医学价值。与其疫情爆发时抱佛脚，倒不如率先对蝙蝠体内的病毒进行充分研究，这样才能把潜在的健康风险降到最低，并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或预防。

然而，就是这样特殊的蝙蝠，却偏偏与人类历史上的多次疫病扯上关系。

从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埃博拉病毒，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乃至当前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令人胆寒、给人类带来巨大麻烦和损失的病毒，追根溯源都能找到蝙蝠头上来。大概这便是不少人对蝙蝠深恶痛绝的原因吧。

可是，“锅”真的应该让蝙蝠来背吗？

平心而论，由于特殊的生活习性使然，蝙蝠及其所携带的病毒并不会主动找上人类，即便是人们已经感染上的病毒，大多也是通过果子狸等“中间宿主”，而非直接来自蝙蝠。

问题就在于，包括蝙蝠和那些“中间宿主”在内的一系列野生动物，都作为野味被端上了人类的餐桌。

需知，任何动物的与生俱来，都不是为了被人吃掉，他们要的是生存下来——野生动物尤为如此，经历了千万年的气候更迭与环境变迁，经受了无数次天灾的磨炼，生存的本能早已迫使它们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可它们偏偏也唯独惧怕人类。

就像这个调侃蝙蝠的段子所言：

“凭一己之力封印了病毒千年，昼伏夜出，努力扮演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而且长得真的是一张死神脸，万万没想到……还是扛不住被吃……这生生世世的努力，终究还是错付了……”

原本可以人畜无害的蝙蝠，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万恶之源”，这究竟是谁的错？

参考文献：

1、张劲硕：《蝙蝠之美》，2017年；

2、大象公会：《舌尖上的蝙蝠》，2020年；

3、李湘涛：《蝙蝠与“福”文化》，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