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我不冷漠？

       黑格尔说过，西方的逻辑，在中国全部失效（大意），因为那时候中国与西方完全无关。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与西方不能无关了，我们强调独特，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管用。比如文化，形式上一定是千差万别，难分优劣，但它本质上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要不然，执政党为什么要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呢？这个先进文化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执政党的理论家们必须以说理的方式给予回答，绝不是贴上一个标签就可以了事的。

       美国的种族主义理论中，有一个“一滴血理论”，其意为，不管你双亲及其先祖有多少是白人，只要他们中有一人是黑人，那么，你就被归入黑人，比如现今的总统奥巴马。其实，这个理论也用在政治中，不管你执政期间施行了多少仁政善政，只要有一件令人发指的恶事，你就面临危机，绝不可以用三七开二八开加以调和；只要你的政府中有一个重要官员腐败，你整个政府就会被指腐败，你也不大可能用个别、偶然辩护成功。这样一种政治逻辑，有没有它的合理性，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很简单，人民以为还有更好的选择等着他。你总不能说人民对于更好的期待是不正确的吧，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那有什么关系呢，竞争轮替的可能性就可能将人民的急躁情绪稳住了，大不了等你到期，我的希望就会出现，我就没有必要绝望，也就不会冷漠，也许我下一次的一票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中国的国情特殊没有谁可以否定，但你不能因此就下结论，文化也必须特殊，道德也必须特殊，政治更加应该特殊。国情特殊只是历史造就的，只能说是历史特殊，如黑格尔当年的判断。未来是不是就一定特殊，谁能逆料？至少从现有的趋势来看，不支持特殊论。假如从今天开始，掐掉互联网，捣毁机场，陆界上修筑起万丈高墙，海界上布下铁丝网，不准用电话手机，不准通信，出家门必带上身份证随时随地备查，那可能就可以永保特殊了。正因为现代技术的无国界共享，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知道了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他们才开始长出希望的翅膀，信奉“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才日渐多了起来。当年在野党吸引那么多青年到延安，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的意气风发，一呼百应，80年代末知识精英们的热血沸腾，蠢蠢欲动，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怀抱希望的人民绝不会冷漠。

       现实的确让许多人觉得在有生之年见不到希望。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在城市工作的人没有安生的地方，甚至娶不上老婆，住不起医院，更别说那张许多人梦想的选票了。丢掉了希望的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必然表现出冷漠，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这与道德无关。反倒是那些要求个体的人必须怎样、应该怎样的人，他们才是道德有亏的。道理很简单，你哪来的权力要求那些没有占据公权力、也没有享受公众人物待遇的普通人舍己为人，你凭什么判断那些无动于衷的人伤失了基本的人性，在这层意义上，我倒是同意佛山文明办主任张红兵的“个别论”的。现在要找的是国民（多数也好、少数也好）冷漠的真实原因，而不是保持政治正确的解释。假如不是存有更大更深的原因，国人的道德水准应该大大超过了西方，比如美国和欧洲。为什么？首先，我们的制度更优越，执政党更先进；其次，我们的学雷锋运动持续展开那么多年，我们的五讲四美，三讲教育，八荣八耻，道德楷模，共同富裕，宣传鼓动示范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假如效果理想，为什么要再一次重建构建，不如说没有这些举措，我们会更遭，也许可以成立。这是个经验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人不惜以身试法敢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运送被当作菜犬的狗，而不敢对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施以援手，因为前者是特定的一群人，而后者是随机的十八罗汉，随机比特定更能体现样本的特征。既然我们不能用个别的“小悦悦事件”否定中国的道德水平，那只是“现象”，那只是“主观”，我们也同时不应该用什么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来作为“本质”，作为“真实”。好事就要求人民作普遍的认知，坏事就教育人民作个别的认知，太聪明呢！人民的水平跟不上呢！

       让国民告别冷漠仅靠说教肯定不行，制定严苛的法律未必有用，关键是要免除人们的恐惧，比如对高昂医疗费的恐惧，对司法不公的恐惧，对公共服务漠视人性的恐惧，这些都是缺乏道德的制度带给人们的恐惧。李启明为什么可以校园飚车连撞两人后仍然企图溜走，因为他爸是李刚；李天一为什么敢嫩拳打老脸而不感到法律的威严，因为他爸是李双江，在当下的中国，他们的预期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除非走了背运。想想他们罪有应得后，老百姓多么振奋，可叹他们真的是运气不佳，老百姓身边是很少出现这样的结局的。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度，必定是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国度。制度不道德的根源是权力缺乏竞争，人民的政治参与不足，垄断集团不道德的示范，还有理论家们的御用性，不敢说出真问题，屏蔽真知灼见，看看那吹得整天价响的“讲实话录”，有几句是实话。对于问题的根源，都往别人身上推，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从不检讨自己的行为，老百姓这样做可以原谅，官员也这样那就不如回家卖红薯，占位混点只会败坏党风政风，使人民无所期待，加剧人们的冷漠。

       我冷漠，因为我恐惧。

       匆匆走过或袖手旁观，其实我也不情愿。想到一次行动，可能耽误太多谋生的时间，可能丢掉来之不易的饭碗，可能遭到法律不公正的判决，不如做个看客，甚至装着什么都没有看见。鲁迅笔下“看客”的后代们，许多人连当“看客”的勇气也没有了，只因他们的恐惧感日益加深。我们都只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难以自由组合成分子。那张法律的“挡箭牌”，也随时随地可能被收缴。记者长平的命运，律师李庄的命运就是体制对我们的警告，他俩比我们强大千百倍，他们扮演着社会理性和良知的角色，可他们也不能免于体制的暴力。

       我们身边也有无所畏惧的人，如拾荒的陈贤妹，她率性而行而不感到恐惧，因为她已经再无可失了。她不担心丢失工作，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工作；她也不担心不公正的判决，因为她无可执行的财产。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消除人们的恐惧，文明何在？道义又何在？

       从我做起，回归理性和道德，执政者必须率先垂范，拿出实际措施，让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办电台电视台，破除公民实际参与政治的身份限制，让独立的个人可以合法参选人民代表，可以竞选行政官，让人民的代表随时听候选区人民的使唤，……只要这些能够起步，党还是那个党，法还是那个法，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普遍的冷漠用不了多久就会遁形。不要谈西方，谈西方有人会不高兴，就以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人民为榜样吧，他们能做到的，难道我们不能做到？难道我们不应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