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男女因支教相识结婚 欲用礼金买520套校服

 

       ■不买房子，没有汽车，甚至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两个因去贵州山区支教而相识的80后年轻人要结婚了。

 

       ■他们要将“红包”变成520套冬季校服，送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可当他们再次回到山区时，那里的乡亲们却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喜酒还没摆，新人陈华信和吴文苑已经计划好了“红包”的用途。这对刚刚领取结婚证的广东小夫妻早就决定，用结婚收到的礼金购买新年礼物，送给贵州和广西山区3所小学的孩子们。

 

       如果一切顺利，这份礼物，将会是520套冬季校服，每套100元。数字“520”则象征着“我爱你”。

 

       这份特殊的“浪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事实上，阿信和文苑正是因大学时支教贵州山区小学而相识。“520套冬衣，为庆祝也为感恩。”他们在微博上写道。阿信附上了他创办的支教助学公益组织银行账号，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12月2日婚礼当天。

 

       “元旦就回贵州发放我们募捐来的衣服。”文苑表示，那就是他们的蜜月之旅。

 

       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就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来不少认捐和转发，这其中“七八成是亲朋好友”，也有些陌生人。在上百条留言中，一位网友声称自己正处在“贫困期”，但也要“认捐”。阿信的一位朋友则称虽然婚宴未必能到场，也要“红包奉上”。

 

       截至11月12日，这场网友口中“最美的婚礼”已经收到1万多元“红包”，可以购买180多套冬季校服。

 

       “最多也就两三百套吧。”对于最终能否完成“520”的目标，26岁的阿信并不乐观。这位供职于南都全媒体品牌事业中心公益事业部的新郎官策划过不少公益项目，他觉得“甜蜜校服计划”太微不足道了，不会引起广泛关注。

 

       但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这却是最特别的仪式。2012年春节过后，相恋4年的阿信和文苑把“结婚”提上日程。男孩出生在农村，女孩在都市长大。不买房子，没有汽车，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只是双方父母见面，敲定了时间。

 

       “我们彼此心有灵犀。”阿信说，当他提出要把婚礼和公益结合起来时，在中国人保财险电子商务南方运营中心任职的文苑告诉他，自己也一直这样想。

 

       他们的想法源于在贵州省大方县油杉小学一段绵延5年的感情。

 

       说起来，阿信第一次去往油杉河村，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2007年，大二“五一”长假，新闻学专业的他和朋友去贵州“走访”，他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新闻，而正好在那段时间，贵州出现了好几个“感动全国”的教育人物，他想亲眼看看那些“新闻现场”。

 

       一位早就联络好的贵州网友将阿信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方县。在草坪乡和星宿乡同当地人“吹水(聊天)”时，阿信得知，四里八乡最穷的地方，是悬崖那边的油杉河村。

 

       吃过午饭，阿信向着老乡手指的方向步行出发。冒着雨，他穿过断崖边坑洼湿滑的石头路，直到下午3点多才到达一片山谷。远远望去，两山之间一条小溪流过，溪边是3间平房。

 

       “没有别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一所学校。”阿信回忆，眼前的油杉小学，连最起码的一根旗杆都没有。当时的他还并不知道，这毫不起眼的3间平房，是附近唯一一套砖瓦结构的房子，村民们住的还都只是木屋。

 

       即使是5月，山中下起雨来，依然寒气逼人。学校里，乡村教师赵鹏听说广州来了大学生，兴奋极了，“围着火炉，嗑着瓜子”，他向阿信讲解了油杉小学的情况：

 

       一百来个学生，两名教师，每年只能收到三分之一的学费，数学成绩却是全乡数一数二。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就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有的家庭连盐巴也吃不起，哪来钱交学费。”赵鹏对阿信说。面对山村的贫穷，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的阿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伤感怜悯，而是“直面它的存在”。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

 

       这年暑假，阿信在校园网上招募了4名志愿者，回到油杉小学支教。同年10月，他创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成为广东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下设部门。又过了半年多，社团招新，阿信和文苑相遇了。

 

       初见阿信的情景，文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在广东商学院读大二的她赶着去参加学校招募暑期支教志愿者的讲座。因为有事被耽搁，这个迟到的姑娘低着头钻进教室，在最后一排落座。而当她抬起头时，便看见了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支教志愿者队队长阿信。

 

       在文苑的记忆里，阿信的眼睛很亮。“他内心一定很有力量。”她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学说，“我要加入这个团队”。

 

       讲台上的阿信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只是后来听说，文苑是社工系的活跃分子。“吸引社工加入公益活动，一定有很大帮助。”这位完全投入工作的“队长”表示，最初他有一点功利心。

 

       如今，阿信和文苑谁也说不清楚，不到两周后的那天傍晚，到底是他先牵她的手，还是她先靠在他的肩膀。只记得从志愿者面试到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快到连月牙也来不及变圆”。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在男朋友的“领导”下，文苑开始参与广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活动。一个月后，她随阿信一同深入油杉河村，在油杉小学支教3周。

 

       文苑坦言，去支教最初是因为自己过得“太平顺了”，总想“找苦吃”。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这珍贵的“洗澡水”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令人奇痒难忍的皮疹，“无聊时互相数，足有100多颗”。

 

       文苑并不愿承认这样的生活算是“吃苦”。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或消极。外人来到村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说起未来，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

 

       但在她家访的过程中，一个三年级小女孩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在阿信看来，山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好的校舍和吃饱穿暖，更需要精神和情感的交流，而这是支教志愿者最应做到的。

 

       因此，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非常严苛。从备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礼仪风俗”，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

 

       “我们那时是地下情。”阿信回忆和文苑共同支教的几十天。为了和女友保持距离，他甚至刻意减少和她谈话的机会。该批评的时候，这个之前“很会照顾人”的男朋友毫不留情。说起那时的阿信，文苑笑称“很凶”。但她同时也觉得，“认真工作的男人极具魅力”。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3次去往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过4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拿给你体验的地方。”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在他看来，“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甚至还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然而，文苑始终和男友站在“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但油杉小学的日子越过越好了。2009年，县政府为油杉小学盖起两层新校舍，修起围墙、铺平操场，旗杆在校舍前立起来。在国家免收学费的新政策下，几乎没有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不少学生考上高中。5年下来，阿信收到学生的来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这个箱子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封信也不曾遗落。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阿信说，那种满足感是拥挤繁华的都市无法给予他的。

 

       一个孩子直到第二天还念念不忘，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11月2日，这对情侣登记结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们商量着，可以用红包购买冬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们的小手不用被冻伤，也不用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给孩子们发喜糖。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她的肩膀露在不足摄氏10度的空气中，心里却感受到“意义非凡的热烈”。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他们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从赵鹏老师那里得知阿信和文苑要回来，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庆的酒席。

 

       女人钻进厨房，切菜炖鸡，男人端起白酒，点起鞭炮。教室里的课桌被临时“征用”，在场院里被拼成4个大桌。全村来了100多人，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足足吃了4轮流水席。当雾气散去，夜晚来临，他们在山谷里点起烟花。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个孩子直到第二天还念念不忘，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像传统婚礼上所有的新人一样，新婚夫妇穿着红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信执意拒绝。看着大叔“黑着脸”走掉，阿信赶紧召集老乡“开会”，约定12年是一个轮回，红包就包12块钱。有些家长来了并不吃饭，把红包放下就走。临走前，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赵老师满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阿信无法推辞了，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亲们的红包也用于给孩子们购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继续做下去。而在文苑看来，公益正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个24岁的女孩觉得，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她曾穿过国际名牌，但却“并不向往”。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那天，村长拉住了文苑的手。“都是华信面子大。”这个在村里颇具声望的人说。

 

       在离开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这个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把手语“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的，背着一个大包。”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这个大学生来山沟里做什么。

 

       “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信。”

 

       责任编辑：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