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铁缸刻字事件余波未平，媒体又曝出厦门万石植物园中的众多珍惜植物变成了游客的“留言板”，上面刻满了人名，就连浑身长刺的仙人掌也难免毒手。

　　从古老的“题壁诗”到记忆中的“大字报”，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墙壁广告，从名胜古迹到公园广场，再到普通民居，国人热衷于在任何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迹，究竟是一种传统，还是不良的公共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和批评。

　　“到此一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演变成无数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的？公共场所中的行为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说：“到此一游的行为，是一种公共礼仪的缺失所致，应该下大决心治理，形成社会舆论的氛围和环境，让题字者感到耻辱，最终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和行为。”

　　“越是无赖，越想不朽”

　　北京晨报：现如今在名胜古迹、风景区乃至平常的公共场所刻上“某某到此一游”的行为，正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讨论，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彭林：这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越是无赖，越想不朽”，其实在公共场所刻下自己的名字，写上“某某到此一游”，无非就是想留名，真正有教养的人不会这么做，写下自己的名字的能说明什么呢？只有那些对社会、对民族真正做出贡献的，才能留下他们的名字。而把名字刻在墙上、刻在文物上、刻在古迹上，本来是想在此处留下自己的印迹，想流芳百世或不朽的，结果只能是遗臭万年。文物古迹常在，以后人们来这里游览看到上面刻着“某某到此一游”的话，难道真的会觉得刻字人是英雄很棒吗？

　　北京晨报：那么，您觉得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行为呢？

　　彭林：我觉得其实可以严查，查到那些涂鸦留名的人，应该有相应的处罚制度，而且处罚应该有一定的力度。而不像现在，只是在舆论上加以批评，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造成了破坏，而在于行为的性质，不用说刻字了，哪怕是用粉笔写的，能够擦掉的，也不应该出现。所以，应该加大决心治理，形成一种舆论环境，使得刻字涂鸦的人为此感到耻辱，这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现象。

　　彭林：别让礼仪成为木乃伊

　　从古人到今人，从古典文学到现实生活，在墙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和名字，似乎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今天，却正在接受道德的考验，“到此一游”现象，是传统使然还是公共生活规则的示范？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认为：“古人的题诗题字，和今天的涂鸦不是一回事。而且传统时代，也有非常完善的公共礼仪规范，今天人觉得古人没有公共生活的礼仪，一提到传统，似乎就觉得是落后的、封建的，这是非常荒谬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她的公共礼仪，野蛮民族才没有。在今天，重建公共礼仪，应该从民族礼仪中出发。在整个社会中普及和重建礼仪道德。”

　　题诗不同于“到此一游”

　　北京晨报：有声音认为国人在传统中就有题诗、题字的习惯，这和今天“到此一游”的行为是否有关呢？

　　彭林：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古人常有题壁诗，有名胜古迹中无数的题字、石刻等等，但是和现在到处是“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现象是不同的。古人的题诗也好，题字也好，石刻也好，首先是一种文学作品，他们的作用是为风景、为古迹添色，是一种文化景观、人文景观。比如泰山，上面有非常多的石刻、题诗，它们本身也是景观的一部分，为景区增添了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蕴含着历史、人文的景观，作为文化景区，本身的魅力就会失色不少。其二，古人对于文化、对于景观本身有敬畏，题诗题字也不是为了突出自己，而是为了突出景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题字下面，也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们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对景观、对文化的感悟，而不是为自己留名。

　　北京晨报：那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古人题字和今人“到此一游”的行为呢？

　　彭林：今天的涂鸦，特别是那种“到此一游”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以前到名胜古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名胜古迹中题字题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敢题的，留字之前得掂量一下，用词是否得当、字迹是否好看，留下以后会不会被后人耻笑等等。今天的人不考虑这些，只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试想想看，假如我们到了泰山，发现泰山上到处都是古人留下的字迹，这些字迹不是什么诗词文章，都是“某某到此一游”，而且这些人我们全都不知道是谁，这是何等的煞风景，又有什么文化意蕴可言呢？所以，我们记住的，不是谁的名字，而是那些诗词文章，是古人对于风景文化的体悟。

　　“大串联时代”的痕迹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这种到处“留名”的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林：说不好是什么时候形成这样的风气的，我想解放前应该是没有的，即便有也不会太多。我感觉比较多的时候，应该是“大串联时代”，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走到全国各地，比如他们到了北京看到长城、故宫等名胜，便会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于是自然就想到要留下自己的名字，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出门远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我家在无锡，虽然离上海很近，但我小时候从未去过上海，因为那时家里太穷。这种情况下，参加大串联的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特别是来到一些久负盛名的地方，那种惊奇、得意和成就感，使得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最终这种“留名”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北京晨报：这种“留名”现象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呢？

　　彭林：开放以后，人们逐渐富裕，有能力、有时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到今天，旅游已经成为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也成为许许多多人假期的正常安排。但是以前形成的那种观念却没有改变，反而是到处蔓延、更加普遍。人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财富增加了，但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在公共场所的礼仪和生活规则，没有得到训练和熏陶，这可能是现在“到此一游”现象仍旧普遍的原因。

       礼仪不是标语和口号

　　北京晨报：如今“到此一游”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生活规则的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彭林：公共生活的规范规则，也称为公共礼仪，这是一个需要教育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现在到处都是口号，比如你去机场、火车站或其他公共场所，大电子屏幕上一般都会写着“做文明的北京人”，可以说到任何地方均有类似的口号和标语。但这些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行为准则。真正的礼仪，不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电子屏幕上、电视、报纸以及书本上的文字或条款，而是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身上和心里，如果礼仪不能成为人们自然遵行的一种本能，而只是停留在标语口号上，那样其实礼仪就已经死掉了，就成了木乃伊。

　　北京晨报：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传统中缺少公共生活的规范，缺少公共礼仪”，是否真的如此呢？

　　彭林：这绝对是一种误解。现在很多人不看、不听，一说到传统，似乎就觉得是落后、封建的东西。其实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而民族礼仪是这个民族生活的经验、道德的体现，重建礼仪应该从民族礼仪开始，而不是去寻找外来的礼仪。中国传统的民族礼仪中，关于公共礼仪的东西非常多也很丰富，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都有完善的礼仪规范，一个人从启蒙开始，就会接受礼仪规范的教育，《三字经》、《弟子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公共礼仪的叙述，比如像“长者先，幼者后”，是说老人先行；再如“登高不呼”，是指登上山顶城墙不要乱喊乱叫；再如教育人们东西不能乱放，哪怕一本书也不能污损。

　　民族礼仪应成为一门课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应该如何从民族利益中重建公共生活规范和规则呢？

　　彭林：首先，主流的教育体制中，礼仪应该成为一门课程。礼仪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小培养人的行为规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重拾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礼仪，也做了许多准备，甚至做了教材，但是仍旧比不过西方礼仪的影响力。现在各种西方礼仪的课程非常热门，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西方礼仪加入到中小学课程中，与此同时社会以及公众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礼仪，却不怎么认可，也知之甚少。其二，官员应该首先接受礼仪的教育，并成为礼仪的表率，这对普通人有一个文化引领的作用。其三，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民族礼仪，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示范作用对于民族礼仪的重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北京晨报：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什么可以让民族礼仪被更多人所接受和遵行的方法吗？

　　彭林：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觉得政府应该对传统礼仪给予一定的扶持，这会使得人们对传统礼仪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才会认可。比如古代有一本书叫做《仪礼》，是最原汁原味的一本礼仪规范的典籍，我们一直想把这本书拍成影像资料，以便于宣传和教育人们了解传统礼仪，但是一直以来很难获得支持，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构或个人支持这件事情，我想今后将有更多的人致力于传统礼仪的传播和教育，传统礼仪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遵行。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华传统礼仪读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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