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工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工资不足的，没有保险的。

　　2005年，美国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1.2%。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普通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沃尔玛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家族那一年的收入，据估计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几十年前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之间的差距，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至2007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这造成的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很难指望英国和美国的儿童的生活环境能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健康和长寿与一个人收入密切挂钩。富人区的居民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住在美国经济不发达州的年轻妇女，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州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富人区的孩子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学校里，穷人的孩子的表现相对较差，成绩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也不那么充分，收入不那么高。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按人均收入或GDP来算，瑞典和芬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不大，国民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领先。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

　　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但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

　　福利被打上了明显的记号。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

　　读过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人可以想起来，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侵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类似的审查。马尔科姆·X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些“审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审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讨厌他们，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既然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妈妈却很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想保留那点可怜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