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想想，约翰·奥德里奇知道此次行为相当不明智。午夜时分，在离长岛海岸线四十公里的地方，独自呆在捕虾船的甲板上，就不该冒险。但是有活要干：他得开始把水抽到“安娜玛丽号”的水箱里，让它冷却下来，这样的话，当他和搭档安东尼·索辛斯基南行几公里到达第一处围捕区时，回程中用来维系龙虾生命的水才够冷。要走近水箱，必须把甲板上的那扇金属舱门打开，不过，两只容积三十五加仑的科尔曼牌冷却桶却把舱门堵住了，更要命的是七小时前在驶离蒙托克码头之际，他和索辛斯基把这些巨大的塑料绝缘冷却器都注满了。两只塑料大桶装满水后重达两百磅，要搬开它们，奥德里奇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用吊箱钩卡住冷却器底部的塑料把手，用脚顶起冷却器，全力向后拽。

然后把手突然断了。

奥德里奇的身体猛然往后，跌跌撞撞地穿过甲板飞向船尾，那里开阔敞亮，只有一条平滑的斜坡直直通向离船几英寸的深海当中。身体滑动之际，奥德里奇试图抓住船舷，但总是差几寸。海水拍打着他。他往下沉，嘴里灌满了大西洋的海水，之后他浮了上来，把水吐掉。他用尽全力大喊，希望能吵醒在前甲板底床铺上睡着的索辛斯基。可是柴油机的噪声大大，“安娜玛丽号”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以六节半的时速向南行驶，已经够不着了，船上的导航灯光逐渐变弱。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原来我是这么死的。

奥德里奇四十五岁，做渔民差不多二十年了。在蒙托克，大多数从事商业捕捞的人原本就是当地渔民的儿子，有时是第三代。但是奥德里奇不一样，他在二十五岁左右才选择捕鱼为生，从自己所生长的长岛郊区地带搬到了东部，距离他觉得真实的东西更近一些。他先后在小型渔船和捕虾船上工作过，之后于2006年，他和自小学交往至今的铁哥们索辛斯基买下了“安娜玛丽号”。现在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大西洋底部设下了800个捕捞网，一周两次他们要在夜里出海，每天花18个小时把猎物拖上船，隔天早晨运回蒙托克，再把虾蟹卸下船。

在码头上，索辛斯基是出名的“开心果”，有点儿像小丑——他确实会骑独轮车，奥德里奇则恰恰相反：沉着、认真、有主见。“安娜玛丽号”上的工作对体力要求很大，奥德里奇虽然瘦小但却结实，对自己在每次航程中所表现出的承受力（包括不眠不休地工作多长时间、在水里打捞出来的渔网数量、他和索辛斯基卸货、重新填装饵料、再投入海中的快捷性和准确度）充满了成就感，甚至是自豪感，现在一个人呆在水里，他尽力用这股力量把几乎没顶的恐惧压下去，告诉自己不能有消极的想法。积极点，坚强点！

如果你是个渔民而且掉进了海里，那么首先要做的是脱掉靴子。它们死沉死沉，会把你往下拖。但是当奥德里奇划水时，他意识到靴子非但不会把他往下拽，反而会帮他上浮。实际上，靴子把他的双脚浮了起来，让整个人往后仰。奥德里奇的靴子在蒙克托商业捕鱼队成员当中非常打眼，这是一对厚重的绿色橡胶小怪物，即使在华氏-58度也能让你的脚保持暖和，而这种温度从冰河时代以来在蒙托克尚未出现过。索辛斯基曾取笑过这双鞋，但奥德里奇喜欢：它们舒适耐用，而且防滑，易于穿脱。此刻在大西洋沉浮之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用这双鞋或许可以自救。

奥德里奇艰难地踩着水，把手伸下去，将左脚的靴子脱了下来，竭尽全力把靴子脚尖冲下举起来，直到把水倒光，然后把靴子插进水里，把里面的空气全部挤出来。他把靴筒朝下放在自己左边的腋窝底下，然后对右脚的靴子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很起作用，鞋子像一对浮筒似的，现在，他只要用脚划水就能保持平衡，浮在水面。

靴子给了奥德里奇思考的机会。他不会下沉——反正不是马上，但处境仍旧很糟糕。他试图评估现状：现在是7月24日凌晨3:30，一轮满月挂在天上，夜空清晰可见，繁星闪烁。风很平静，但有五英尺高的浪涌，是几天前在此处过境的风暴余波。北大西洋的海水寒意袭人（72度），但现在还可忍受。还有两个小时才到黎明。奥德里奇设定了一个目标，也是那天他给自己布置的众多任务中的第一要务：坚持浮到日出。

奥德里奇知道，一旦太阳升起，一定会有人开始寻找他，他应该开始找一些更大、更稳定的东西来抓牢，尽管现在无事可做，只能注视日光从海平面升起，看看水中有没有捕食者。第一个小时，海洋生物大多离他很远。但随后在月光下，他看到两只鲨鱼鳍围着自己打转，距离不到10英尺——它们看起来像是蓝鲨，重量约有350磅。奥德里奇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刀，迅速打开并握紧，一旦鲨鱼试图袭击就准备削它或刺它。不过最终它们游走了，奥尔德里奇又只剩下一个人，伴随海浪起起落落。他一直尝试赶走那些消极的想法，但忍不住会想：如果他回不来，他的公寓会归谁？谁会照看他的狗？他想起那些死去的渔夫朋友，他曾去蒙托克的圣特雷泽天主教教堂参加过他们的葬礼。他在想如果自己活不成了，谁会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但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在长岛镇奥克达的家人：他在那里长大，父母结婚差不多50年了，仍住在奥尔德里奇出生的房子里；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小侄子杰克。这是一个亲情浓郁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人都是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后裔，他的父亲从皇后区的奥兹莫比尔经销商处退休，在这里通勤工作了数十年。奥尔德里奇仿佛看见他们所有人，在各自的床上睡着，想着他们接到电话、得知噩耗时的情景。

家人不怎么提起他，但奥尔德里奇知道，他们中没有人喜欢他从事了如此危险的职业。在他20多岁开始以渔夫为业时，父母就经常试图说服他。最终他们放弃了，但即使是现在，每次他向母亲告别，母亲看他的表情都像是跟他临终告别。

独自一人在黑暗中，他记起几个月前和妹妹的一次谈话。当时他们在妹妹的后院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起奥德里奇的朋友华莱士·格雷，他是渔民，驾驶扇贝捕捞船出海，遭遇恶劣天气，船沉了，他在科德角淹死了。这不是一次愉快的谈话，他们都知道说的不仅是格雷。不知怎么的，奥尔德里奇觉得有必要向妹妹保证，他对她说：如果我在外遇到麻烦，请你相信，我会拼尽全力回家。

凌晨6点刚过，安东尼·索辛斯基在“安娜玛丽号”船上醒来。他和奥德里奇雇佣了一位老朋友迈克·米利亚乔，作为此次特殊旅行的助手。米利亚乔最先起床，发现奥德里奇失踪了，就向索辛斯基大喊。他们两人都还没睡醒，被太阳光照得昏头涨脑。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在哪儿？索辛斯基试图搞清楚：昨晚9点他睡觉前，告诉奥德里奇在晚上11:30叫醒他。现在黎明已过，即使奥德里奇决定让他睡下去（他有时会这么做），也肯定会在第一次拖网时叫醒他。但他们当前的位置距离捕捞区已超过15英里——离岸近60英里。怎么回事？

“安娜玛丽号”船长45英尺，表面大部分被平坦的露天甲板所覆盖，所以，失踪的人在种地方几乎无处可藏。不过，索辛斯基和米利亚乔还是找遍了各处。覆盖甲板的舱口没关，索辛斯基想，也许奥德里奇掉进了敞开的龙虾水箱，击中头部淹死了。他不顾气味刺鼻，伏在甲板上，头部穿过舱口，没有发现奥德里奇的踪迹。

索辛斯基跑向特高频电台，电台拴在船前那个小型操舵室的天花板上，他抓起扩音器，调到16频道，即遇险频道，在早晨6:22他声音颤抖，寻求帮助：“海岸警卫队，这是‘安娜玛丽号’船。我们的一个人落水了。”

长岛和康涅狄格州海岸警卫队的总部位于纽黑文市。西恩·戴维斯是这里的海军士官，那天早晨，他负责查看站点的通讯设备。他是当天值班的五人之一，当时刚刚到岗。他用无线电向索辛斯基询问了详细情况。索辛斯基开始告诉他：最后见到奥德里奇是什么时候、航线信息、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不，奥德里奇没穿救生衣。不，他没有佩戴GPS遇险信标。不，他没留下字条。是的，他会游泳。

戴维斯让索辛斯基等候通知，然后转身走到位于舱底二层灯光昏暗的指挥中心，其他值班人员都在那儿。指挥中心前面的墙挂满了地图、图表及监视屏，可以通过雷达看到长岛海峡实时状况，以及当地新闻。紧挨戴维斯坐着皮特·温特，一位海岸警卫队老兵，现在担任民用搜索与救援队管理员。那天早上正好他在行动组值班，也就是说是他在操作装有“搜索与救援系统”的那台电脑。今天早上，行动组又来了一个人，海军士官杰森·若达克，那周刚好在此受训。若达克对长岛海峡一无所知，两天前，他刚从巴尔的摩海岸警卫队调过来。不过凑巧的是，他是海岸警卫队的搜索与救援电脑系统（即搜救优化计划系统）专家。

那天早上，搜救队进行的首次计算是生存模拟运算。根据奥德里奇的身高（5.9英尺）、体重（150磅），加上天气及水温状况，计算结果是他在水中最长可以坚持19个小时，之后可能出现体温下降、肌肉僵硬的情况。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最理想状态。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在北太平洋里坚持三四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救生装置的前提下。

到6:28，指挥中心已经将此情况上报给纽黑文搜救中心指挥官，以及波斯顿总部搜救协调员杰那森·希尔，他批准使用飞机进行搜救。6:30戴维斯在16频道发出国际通用救援信息：“Pan pan. Pan pan. Pan pan.”（源自法文panne，故障的意思）他反复重复这串国际海事法所规定的紧急救援代号。“美国海岸警卫队长岛分部呼叫。海岸警卫队收到一则求救报告。“安娜玛丽号”渔船上有人落水。在蒙托克以南5-60里海面。所有船员员请严密注意。”

戴维斯不断通过无线电呼叫。他联系到蒙托克海岸警卫队，请求出动任何在港船只进行救援。波士顿批准派出两架直升飞机和一架搜索飞机。戴维斯通过无线电与科德角的飞机场联系，请他们尽快出动飞机援助。最靠近出事地点的海岸警卫队快艇位于纽约港，名为“旗鱼号”，船长87英尺。按照戴维斯的指示，快艇向东开进。

与此同时，若达克操作电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海岸警卫队已开始使用电脑模拟搜索与救援，但是从2007年才开始使用搜救优化计划系统。此套系统的核心是蒙特卡洛式模拟器，它可以在几分钟内绘制出多达一万个点，描绘出“搜索目标”可能漂移的距离和方向。操作者输入失踪人员的落水地点、洋流方向和风向等各种信息，搜救系统就可以画出搜索范围地图，标注着彩色方块的地方则是搜救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在这次事件中，那个位置是太平洋南部的蒙特托），红色和橘色方块代表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最大；灰色方块则表示目标最不可能出现的地点。

在奥尔德里奇落水事件中，搜救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确定他是在何时、何地落水的。他既有可能是在索辛斯基睡觉后五分钟内落水的，也有可能是在索辛斯基醒来前五分钟落水的。这就使得搜索范围变得与罗德岛的面积一样大，从蒙托克灯塔开始向南延伸，覆盖的海面达30英里宽，60英里长。一大问题随之而来，与搜救优化计划系统的精密计算不同，海岸警卫队的搜索方式很是落后——用眼睛盯着海面，看波浪中是否有人头浮动。靠这样的方式，显然很难完成对1800平方英里区域的搜索任务。

根据索辛斯基提供的信息，奥德里奇本应该在晚上11:30叫他起床，也就是说奥德里奇是在晚上9:30-11:30之间落水的，初步推算后搜救队认定，奥德里奇或许就在长岛海岸5-20英里之间。若达克将这些猜测数据输入电脑，搜救优化计划系统即刻绘制出“阿尔法漂移地图”，即第一张搜救点分布图，密集的抛物线从蒙托克角南部延伸到东部，同时标注目标最可能出现的地点，红色方块集中出现在距离海岸15英里的地方。

下一步，搜救优化计划系统会为每艘船和飞机设定搜索模式，将搜索区域分割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并为每搜船分配一个搜索区域和使用模式。早上将近8点时，纽黑文市开始将搜索模式分配给最先到场的三个救援资源，它们分别是一架飞机、一架直升机和来自蒙托克的一艘47英尺长的巡逻艇。搜救优化计划系统可以根据航迹线、蠕行线和扩大方形等不同条件分配各种搜索模式，但在本次事件中，每个搜索单位都被安排进行所谓的并行搜索：在一个矩形区域做S型搜索，重点是向北和向南航行，同时向西进行小范围移动。

参与搜救的直升机是西科斯基杰霍克直升机，由来自科德角航空站的年轻中尉迈克·迪尔和雷·加姆罗斯驾驶。向这几天的很多工作一样，在海岸警卫队里驾驶杰霍克直升机需要看一大堆屏幕：总共有七个，在驾驶舱里，在迈克和加姆罗斯的前面排开，显示着实况地图、雷达图像和搜索模式。当并行搜索模式从纽黑文市进来时，坐标直接置入到直升飞机的导航系统，这意味着飞行员只需打开自动驾驶仪，让直升机以自己的搜索模式飞行。这可以让迈克和加姆罗斯把注意力从屏幕转向下方的水面。在直升机后部，救生员鲍伯·霍维和随机机械师伊森·希尔也加入了这次搜索。迈克和加姆罗斯通过驾驶舱窗口巡视着海面；希尔坐在直升机右侧敞开的机门处，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下方水面的情况。霍维大部分时间盯着另一个屏幕，那里显示的是直升机底部红外雷达相机的输出信号。

海岸警卫队搜索的开端不错。那一天晴空万里，能见度绝佳，他们有足够的资源，都及时到位。当然，唯一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完全错误的地方搜寻。奥德里奇不是在晚上10:30落水的，他跌落的时间是凌晨3:30。在杰霍克机组成员认真搜索的地点以南近30英里处，奥德里奇正在冰冷的海水中紧紧抓着自己的靴子。

回到纽黑文市，皮特·温斯特正在重新考虑阿尔法漂移。他从肖恩·戴维斯那儿借来麦克风，直接用无线电与“玛丽安娜号”通话。“跟我讲话，船长，”他对索辛斯基说，“渔夫对渔夫式的交谈，帮我缩小搜索区域。我们需要缩小搜索区，才能可以找到约翰。”

和祖父和叔叔一样，温斯特长期在海岸警卫队供职的同时，也是长岛北福克的一名商业渔民。这一点让他在涉及商业渔民（尤其是长岛渔民）的搜救行动中独具优势，因为他们语言相通。

索辛斯基也在重新考虑搜索区域。在最初与戴维斯谈话后，他更仔细地检查了船只，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舱盖倒放在甲板上, 每一个水手都知道这是坏运气的征兆——倒置的舱盖意味着你的船也将颠覆。当奥德里奇打开舱门时，他一定是把它撑在船的一侧，不会让舱口敞开太久。水泵开着，冰冷的海水冲进龙虾水箱，这表明奥德里奇是在为当天的捕捞作业做准备。在温暖的夏季月份里,奥德里奇和索辛斯基通常会等到船达到40寻等深线时才开始灌注水箱,在海图中，等深线达到40寻（或曰240英尺）时，海水温度趋于下降。40寻等深线所在的位置距离“安娜玛丽号”渔船的第一次拖网捕捞地点只有15英里远。然后索辛斯基在冷藏器上发现了破损的把手，他真正明白了奥德里奇是如何落水的。但索辛斯基仍然难以将这个新的信息与奥德里奇没有按照约定在晚上11:30唤醒他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但他知道奥德里奇很有上进心，所以，他的朋友在18个小时的拖网工作前决定熬夜加班，似乎并非完全说不过去。

索辛斯基和温斯特想出了一个新结论：奥德里奇落水的地点是在离岸25英里的40寻等深线与离岸40英里的“安娜玛丽号”渔船首次拖网作业点之间的某个区域。上午8:30，温斯特把这个新结论传递给若达克，后者将其输入到搜救优化计划系统。当新地图出现时，大部分的深红色搜索点迁移到40寻等深线以南，与此同时，搜救优化计划系统迅速设计出第二套更向南延伸的搜索模式。

纽黑文市搜救队队长希尔则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上，那就是将这个消息告知奥德里奇的父母。他打电话给老约翰·奥德里奇先生，后者叫妻子接电话，然后他们坐在一起，听希尔传达他们儿子失踪的消息。奥德里奇太太仍抱希望，而奥德里奇先生则肯定他的儿子已经死了。落水时如果没被螺旋桨搅死，那么现在肯定已被海水淹死。他想，希尔不久就会打来电话，告诉他们直升飞机已经发现约翰的尸体漂在海面上，要不然就是海岸警卫队已决定停止搜索。

关于奥德里奇失踪的消息也在蒙托克渔村传开了。当天清晨，镇上很多艘商业渔船出发前往那片水域。一些渔民听到了索辛斯基第一通痛苦的求助信息，另一些渔民则听到了西恩·戴维斯发出的搜救广播。消息从这艘船传到那艘船，传回码头，然后整个蒙托克镇都知道了。整个小镇沉浸在悲伤之中。所有人都知道存活几率：一个人掉进海里，远离海岸，很可能永远不会被活着发现。

很多渔民听闻这个消息，无论身处何方，即刻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想为为搜索出点力。一艘蒙托克租船的船长理查德·埃特泽尔当天拂晓载着一群顾客出海捕捞条纹鲈鱼，当他在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立马带着顾客返回，加满油，向南驶去。在蒙托克海洋盆地，一名机械工向客户借了一艘带有中央控制台的渔船（事实上没有告之客户），出发驶向渔区。歌手吉米·巴菲特在蒙托克拥有一栋避暑别墅，那天清晨，他带上雇来的东海岸最有名捕捉金枪鱼能手之一保尔·施泰尔恩，登上自己的“最后的芒果号”。当施泰尔恩听闻奥德里奇失踪的消息后，他请求巴菲特参与他们的搜救行动。巴菲特同意将“最后的芒果号”驶向南部海域。

总计有21艘商业船只主动投入到搜救奥德里奇的行动中，他们一艘接一艘离港，都将收音机调至16频道，并通知海岸警卫队他们已经参加搜救。按照惯例，当热心的志愿者参与搜寻和救援行动时，海岸警卫队会婉转拒绝，因为救援工作过于复杂，志愿者不了解搜寻模式，而且，他们的搜寻并不总是那么可靠。但在此次事件中，搜寻海域太广了，海岸警卫队不得不需要借助所有力量，这极大地鼓励了这批熟知该海域的自愿者们。希尔不想拒绝善意的帮助，并且，西恩·戴维斯正在指挥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不可能再协调这支由21艘船只组成的、采用新搜寻模式的船队。因此，温特斯出了一个主意，推选安东尼·索辛斯基负责管理志愿者的船队。

寿索辛斯基当然当仁不让，只要能找到奥德里奇，他什么都愿意干。但是，对任何人而言，将21艘渔船组成一支搜寻队伍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此时的索辛斯基心烦意乱，悲痛欲绝，光着脚，穿着短裤，独自站在“安娜玛丽号”狭窄的驾驶室中。与纽黑文市的高科技工作站相比，索辛斯基唯一的作业地点是渔船前窗旁边一张齐胸高的工作台。那里经常堆满了没有开封的信件、新闻简报、笔记本、潮汐图表、卷纸巾及电工胶带。索辛斯基从这一大堆杂乱中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支笔，然后打开无线电，让自愿搜救船只把目前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报给他。

在外人看来，索辛斯基不像渔民，倒更像是冲浪者：长长的金发被阳光漂白遮住眼睛（他经常要用手拨开）、不驯服的毛发，还有一张被太阳晒过经年的古铜色脸庞。休息的时候，他经常抽一些大麻使自己冷静下来，当他负责船上卫星广播时，会不由自主地选择70年代的电台。他个头不高但肌肉很发达，精力旺盛，开朗健谈，神经兮兮，所有这一切使得他与绝大多数简单保守的蒙托克渔民迥然不同。但索辛斯基从少年时期开始已在码头上捕鱼，并在蒙托克船队中赢得了相当的尊重，或者说影响力。

索辛斯基在奥克达长大时，父亲除了当挂车司机、往返长岛运送木材外，周五晚上，大多会驾车去蒙托克做第二份工作，在那里，他会在蒙托克最大的租船公司维京船务担任甲板水手，在半日聚会船包租业务中搭把手。索辛斯基长到12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周末旅行，到了高中，索辛斯基每个夏天都住在停泊蒙托克码头的船屋里，全职为维京工作。高中一毕业，索辛斯基就搬去蒙托克开始从事商业捕鱼。他20岁结婚，24岁有了两个女儿，在一艘远航方头渔船上工作，出海一次要十天才能返回。

之后，索辛斯基捕鱼归来，发现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小镇。没有字条，没有去向。他找了14个月，最后在加州的拉古纳找到了她们。经历了漫长的官司，索辛斯基赢得两个女儿的监护权，带她们回到蒙托克，成了单亲父亲，抚养她们长大，从参加学生家长教师联谊会到做饭，样样事情亲力亲为，确保她们双双进入大学。女儿们小的时候，他在小龙虾船上就近工作，以便每晚能回家。

奥德里奇和索辛斯基打小就一起捕鱼了，骑着自行车去他们在日出高速公路下面发现的一处地点，回家时车筐里装满了鳟鱼。奥德里奇一度来到蒙托克，跟索辛斯基在各自的船上捕了几年鱼，但当破旧的龙虾船“安娜玛丽号”上市待售时，他们决定一起出钱把船买下来。经过造船厂一年多的修修补补，“安娜玛丽号”终于适合出海航行了，这时两个男人也到了接近40岁的年纪。但他们都觉得这是等待已久的机会——没有老板，一起工作，自主安排时间、规划航线。

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蒙托克的商业捕鱼一直萧条，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还是猖獗的过度捕捞，亦或是政府的过度监管，答案是什么，取决于你所问的人。出海捕鱼的商业渔船逐年减少。但索辛斯基和奥德里奇却可以玩得转。他们在塞维尔为龙虾找到一个买家，这人还用渡轮把他们运送到火焰岛。他们把螃蟹卖给皇后区的中国市场。他们没有发财——维持龙虾捕捞区和养护一条船需要很大开销——但他们干得不错。从第一次把鱼钩扔下水开始计算，两人共同捕鱼超过三十年。

现在，索辛斯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一整天来，他盯着波澜壮阔的海洋，感到无助和内疚。他跟自己说，哪怕早起几个小时，奥德里奇就能换班下岗，睡到床铺上了，现在他们就能一起拖拽龙虾网了。他试着集中精力，指引商船行驶在南北向的跟踪线上，试着与所有船只保持联络畅通。但是这还不够。奥德里奇吧驾照忘在了操舵室，此刻它就靠在收音机边上，搜索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索辛斯基都会把它抓起来，握在手上。他用眼睛盯着它大声说：你在哪儿，约翰？

7月24号早上5:30，太阳在约翰·奥德里奇头上升起。他很冷，又渴又累——已经24小时没睡了——所幸还活着，还在海上漂着。既然有了光，他给自己布置了一项新任务：找到一座浮标。对多数人来说，蒙托克以南40英里的大西洋只是一片面积广大、毫无分别的波浪，但奥德里奇大约知道他是在哪里落海的——40寻等深线向南几英里。他知道几个捕龙虾的渔民在附近用拖网捕鱼——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事实上。每个龙虾网有30-50个捕捞网，间隔150英尺躺在海底，在每个捕捞网的尾部，一根绳子会伸到水面，绑在大的圆形塑料浮标上。奥德里奇估计，如果自己能游到浮标那儿，就更可能被搜索者看到，也更容易浮在水面。

但是去哪找一个浮标呢？天亮后的头几个小时，奥德里奇只是漂浮着，观察着。每十秒左右，潮水的涌动会将他升高几英尺，当到达波浪的顶部时，他扫视海平面寻找浮标。最后，在他跃上一个波峰之际，发现一个浮标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便开始向它游去。他脱掉一只脚上的袜子，套在右手上，以便给自己更多拉力。但袜子随胳膊下的靴子一起慢慢漂走了，波浪在与他作对。每次抬头看时，浮标都离他更远一点。

 奥尔德里奇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正在消失殆尽，决定减少损耗。他能够看到那个浮标上插着一面小旗，捕龙虾渔民用它来表示这里是捕捞区的最西端，之前他一直在向那里游着。东西一线总会放置一些龙虾网，所以奥德里奇猜想，在那些抓不到的浮标再往东一英里，应该能找到捕捞区的另一端，在那里会有另一个浮标。他开始往东游，这次不能和洋流对着干，他会在波峰上停留片刻，看看能否望见东边的浮标。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他双腿抽筋，手指没感觉。前方的太阳越升越高，令人目眩。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后他发现了一个浮标，借助洋流，他调整着自己的角度直接游向它，抓住绳子，紧紧不放。

休息了一两分钟后，奥德里奇发现浮标并非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足以救命。龙虾浮标很大，直径在两英尺以上。所以不可能用双臂抱住浮标，或设法坐在上面。唯一的选择是抓住浮标低部栓绳子用的黑色乙烯基塑料孔。问题是由于浮标被拴在海底的捕捞网上，完全没法随海浪起伏。每当大浪袭来，浮标的大部分体积会被淹没，这就是说奥德里奇要浸在水中。

到中午时分，奥德里奇已经在水里呆了约莫9个小时。他开始无法控制地打起哆嗦。海虾和海虱爬在T恤和短裤上，断定他是海洋的一份子。周围有海燕时不时地一拥而上，鸣叫着掠过海面。

 奥尔德里奇能看到飞机和直升飞机成排飞过，但每一个搜寻人员与他的距离似乎都在东边一英里开外。他抱住浮标，意识到海岸警卫队肯定以为他还在水上漂着。尽管他们或多或少猜出了他坠落的地方，但他们的搜索模式没有考虑到此刻他正抓着浮标。奥德里奇知道得想办法让人们找到自己，必须让自己更靠近东边。他掏出折叠刀，开始切割捆在浮标上的绳子。绳子断了，他把绳子绑在手腕上，让浮标漂在自己前方，向东游去。

游着游着，他感到身体里能量在流失，踢水、划水的动作越来越慢。太阳升得更高了，脸颊和脖颈的皮肤开始起泡、发热。然后，在一次跃上波峰时，他不可思议地看到了“安娜玛丽号”，就在前方离他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处。迈克·米利亚乔站在船顶，奥德里奇集中所有力气高喊，。试图把浮标扔在空中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船的距离太远了。当天奥德里奇这样做了两次，但“安娜玛丽号”没有注意到他，渔船在远方消失了，他开始考虑这段时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绝的现实问题：无论他怎么做，可能都没法获救。

他强迫自己继续踢水，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最终他抓到了另一个浮标。他认出这个浮标是朋友皮特·斯朋的，那人是罗德岛的渔民，有一艘名为“布鲁克号”的捕虾船。他解开手腕上的绳子，把它系在新浮标下方的锚索上。现在他有两个浮标，用几英尺长的绳子栓着。他一只脚跨过绳子，面向东坐着绳子间。粗重的绳索来回摩擦着裤裆，双脚随着海浪浮浮沉沉，腿部擦伤，但至少没被冲到水下。他重新把靴子夹在胳膊下，等了等，知道自己只能做这么多了，再又下去也不能幸存。他决定，如果日落时分还在水中，就把自己绑在“布鲁克号”的浮标上。这样一来，至少有人会发现他的尸体，而且父母在安葬他的时候，也有东西可埋。

杰霍克直升机中，迪尔、加姆罗斯、霍维及希尔自早晨7点就盯着水面搜寻，等到午后稍过，他们便开始泄气了。白天他们有过几次误报——那些不过是海龟和聚酯薄膜气球。对于每一个可能的目标，飞行员们遵从相同的约定，发现者会大声叫喊“记下、记下、记下”，其中一名飞行员会按下驾驶舱中的一个按钮，标注目标的地理位置，然后直升机在周围盘旋、检查，但每次都一无所获。

事实上，作为海岸警卫队直升机搜救飞行员，并没有许多实际的救援工作。迪尔在海岸警卫队已工作了八年，其间架驶杰霍克直升机三次，从海中救起的人无一生还。他们曾无数次训练将假人从海水中拉起，通过任务项目的执行和训练，飞行员们对营救工作都了然于胸。但现实情况是，几乎所有跌入北大西洋的人都溺亡了。

下午2:19，直升机机组人员完成了另一次平行搜索模式——今天的第三次——并通过无线电向西恩·戴维斯请求批准新一轮搜索。距耗尽回航安全油量仅剩大约一小时，之后，油量仅够回程所需。飞行员们清楚，一旦他们停下来加油，就会处于疲劳状态。按照海岸警卫队的规定，一直到第二天都不能再次起飞执行任务。那样的话，奥德里奇便错过了19小时最佳救援期。

戴维斯从纽黑文市发来一些不好的消息：搜救优化计划系统崩溃了。搜救时间过长、涉及的地域过多，令系统不堪重负；指挥中心的屏幕没有任何反应。若达克生气地咒骂、叫喊、狠劲敲击键盘，不得不重启系统，现在，他正在重新输入所有关联信息。从目前来看，搜救优化计划系统还无法生成搜救模式。戴维斯指示，杰霍克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应返回科德角基地——即使若达克能令系统重新运行，直升机也很快要接近回航安全油量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一次完整搜索。

他们回电与戴维斯争论起来。他们反正已处于救援区域，而且还有少量燃油——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些事情做呢？纽黑文的搜索小组最终同意了机组人员的请求。在指挥中心，若达克、温特斯、指挥值勤官（即那位名叫马克·埃弗里尔的平民）围在若达克的电脑周围，查看最新的搜救优化计划系统地图。埃弗里尔用手指在屏幕上勾划着，拟定出一套简单的搜救飞行线路：杰霍克直升机将向东南偏南方向飞行大约10英里，直接穿越主要的搜索区域，然后直升机急转向北再飞行约10英里，然后再改向西北偏北，这样机组人员就可以直接返航至科德角飞机场。这不是一个传统的搜索模式，并非由搜救优化计划系统生成，但必须这样做。戴维斯用无线电将坐标发给迪尔和加姆罗斯，后者将数据人工输入他们的自动驾驶仪。下午2:46，直升机再次投入搜索。

十二分钟后，雷·加姆罗斯“记下！记下！记下！”——他已经喊了整整一天，只有此刻声音才显得更响亮、更急切。迪尔猛然按下驾驶舱中的标注按钮，令直升机在目标周围徘徊。那是约翰·奥德里奇，他坐在两个浮标之间的绳索上，手里抓着靴子疯狂地挥舞着。水上救生员鲍勃·霍维将安全带固定于直升机吊索上，希尔降低飞行高度，将他送进水中。当霍维游向奥德里奇时，希尔降下了救生篮，霍维帮助奥德里奇爬进篮中，这时奥德里奇意识到自己靴子漂走了，他大叫着让霍维抓住它们，然后将靴子一并放入篮中。

奥德里奇安全获救，瑟缩在直升机中的毯子下。迪尔将无线电调至21频道，然后呼叫索辛斯基，他一定在下面某个地方盯着水面寻找奥德里奇。“‘安娜玛丽号’”，迪尔说，“我们找到你的朋友了，他还活着。”

在蒙托克有一间名为“码头”的酒吧，离“安娜玛丽号”的出事地点近几步之遥。酒吧用木板搭建，外观阴暗，墙壁上挂着毛绒动物的玩具头，还有类似“捕虾人禁入、采贝人禁入”和“我们提升了水准，请你们也提升”的招牌。镇上的酒吧数量逐年减少，它是所剩无几的一间，看起来像原住民聚会休闲的场所。如果你在某个下午踏进这间酒吧，多半能看到渔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着球赛、选举、酒驾和离婚，也很可能听到他们时而毫无顾忌、时而顾虑重重地谈论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政府的规定使那些以捕鱼营利的渔民更加难以谋生，从事危险工作所得的报酬正日益减少，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他们的家园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奥德里奇获救后的几周里，我跟码头当地的几个渔民谈起这次搜救，他们不仅全都坦承在得知奥德里奇获救的消息后他们都哭了，并且在跟我讲述这次经历时，其中大部分人再次潸然泪下。很难确切说清楚是什么让他们流泪。但是，生活中溢于言表的主要是危险重重的工作，而且，虽然奥德里奇没有溺毙于大西洋的事实令人难以置信，却在某种程度上向他们暗示这种风险更加严峻了。他让自己活了下来，这一点几乎没人能够做到，面临同样的境遇时，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立刻会被完全击垮，而他却在设法思考，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他用意志力拯救了自己。做一个渔民，真正了解大海的危险，心里想着像奥德里奇那样，即使落海也要挣扎着不沉入海底，这其中或许包含了太多东西。

对这次经历最无所谓的人好像是约翰·奥德里奇。被救起的当晚，他在科德角的一家医院度过了一夜，接受了体温过低、脱水和曝晒治疗，但创伤丝毫没有给他带来心理负担。他对我说：出海工作时，他心无余悸，不害怕，不恐惧。在谈论到那天的搜救工作时，海岸警卫队飞行员和纽黑文搜救小组工作人员表现出一种骄傲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奥德里奇谈论此事时，也用了相同的语气。“我一直觉得自己时刻准备着应付那种状况，”九月的一天，我们坐在“码头”酒吧里时他对我说，“所以一旦你身处其中，就像这样：好吧，我能做到。我便做到了。我有那种成就感。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我得救了，是的。感谢上帝，他们救了我。在你落水时，没有比美国海岸警卫队更好的搜集团队。但我觉得我也尽了一份力。”

对于他周围的人来说，事情并非那么容易。奥德里奇的父亲告诉我，他仍然会经常在午夜三点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这是难以摆脱的，”他说，“永远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永远不能。”儿子获救后的几周里，老约翰在手臂上纹了图案：一双绿色的大钓鱼靴，靴子之间是一只GPS指示着发现了他儿子所在的地点。

安东尼·索辛斯基似乎也惊魂未定。他那乐天派的个性，他对生活的热爱，在7月24日这天发生了一些改变。上一次他和我谈论这件事，是在我们坐在安娜·玛丽号的驾驶室里时，这艘船停泊在镇码头上。“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工作时会想起这件事，”他解释到。“这是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撕裂出去，那部分无法复原。”

对于蒙托克社区而言，海洋仍然是福祸相依的地方。它是小镇的命脉，经济生活的中心，回头客络绎不绝的原因。但它也是一个长期充满威胁的地方。九月份的时候，一个名为唐纳德·阿尔威萨的24岁蒙托克商业渔民在北卡罗莱纳州海岸捕鱼时，在一艘小型拖网渔船上遇难。阿尔威萨在蒙托克长大，与索辛斯基的大女儿一起上过学。索辛斯基和奥德里奇都去守灵了。

殡仪馆挤满人，气氛凝重。仪式结束后，追悼的人们涌进“码头”酒吧，一直喝到深夜。第二天晚上，阿尔威萨的葬礼过后，索辛斯基和奥德里奇在“安娜玛丽号”上碰面，他们装上诱饵和冰块，将她驶过灯塔，重新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