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主要大型食肉动物目前在欧洲的分布。左上为狼獾，右上为欧亚猞猁，左下为棕熊，右下为狼。橙色表示持久出现的区域，浅橙色表示偶有出现的区域。图片来源：欧洲委员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历久常新的永恒话题。具体到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人们需要因地制宜地考虑怎样的保护措施是最合理的。近日，来自欧洲多国的研究者对多年来大型食肉动物在欧洲的分布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得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大型食肉动物可以和人类在同一片区域共存。

　　这项荟萃了多方国家多年数据的分析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第一作者纪尧姆·沙普龙（Guillaume Chapron）表示，这些结果说明，即便是一向棘手的大型食肉动物，也能够和人类共存。这会给将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提供新思路。

　　食肉动物的新春天

　　研究者们选取了棕熊、狼、欧亚猞猁和狼獾四种食肉动物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本世纪内，这4种主要的大型食肉动物在欧洲大陆上皆有了稳定的增长。“它们是欧洲的食肉动物中最大的四种。它们有许多共有的生态特性，例如主要生活在森林，活动范围很大，主要捕食野生有蹄类等。同时，它们与人类的冲突也相类似，有着相似的受保护需求。”论文的作者之一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介绍道，“因此，我们将这些类似物种作为一个功能群（functional group）。”通过对这个功能群进行监测，研究者便能推测出类似物种的分布情况。

　　根据论文，棕熊（Ursus arctos）现存于欧洲22个国家里，数目达到1.7万。它们可分为10个主要种群，几乎所有的种群在近些年都在保持稳定或是小幅扩张。现有的1.2万头狼（Canis lupus）则在欧洲28个国家有分布，除了少数几个正在缩减或消亡的种群，大部分种群的个体数量都在增长。此外，还有11个种群的9000只欧亚猞猁（Lynx lynx）分布在23个国家，而狼獾（Gulo gulo）的两个种群虽然只在瑞典、挪威和芬兰有分布，总数只有1250只，但两个种群也都在扩大。

　　“我们对最终的结果并不惊讶，因为我们已经互相协作许多年，对彼此国家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不过，对我们合作网络之外的人而言，这些结果可能会让他们很诧异。”林内尔表示，“毕竟，你不会一下子想到欧洲居然还有几万大型食肉动物存在。”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欧洲多国的通力合作和不懈努力。

　　隔离，还是共存？

　　当我们谈到生态保护，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保护特定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最理想的情况当属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了：通过人工划分出保护区，隔绝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影响，尽可能保全当地原生态的样子。如果划出保护区并不可行，人们就会考虑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将重要物种迁到其它地区或者动物园、保护站等人造保护设施中保护，维持种群数量。不管是哪种策略，这样的保护手段在本质上都是使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分开的。南非大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是这种“隔离模型”（separation model）的一个成功案例，对栖息地的原样保护让野生动物们的生活受到最小的干扰。

　　野生的大型食肉动物当然也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不仅会对人类的安危和财产（如家畜）产生威胁，而且还需要更大的土地作为栖息地。而随着人口增多，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许多保护区都无法保证足够的面积来维持大型肉食物种的种群。

　　20世纪初，大型食肉动物几乎已经在欧洲大陆绝迹。自70年代起，西方各国对动物保护的相关立法和管理：美国在1973年通过了《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欧洲各国也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案，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北美更倾向于将人与自然隔离开：鉴定濒危物种，划定重要栖息地（critical habitat），并尽可能地减少人类对该区域的干扰。这个模式至今仍被许多亚洲、非洲国家效仿。可是，即使广袤肥沃如彼，对大型食肉动物的保护依旧不够给力——黄石公园的狼就是一例。有鉴于此，该研究的作者们认为，单纯的隔离性保护并不能有效应对目前全球人口和城市化的发展势头，至少在过去几十年的欧洲不能。

　　“隔离保护在欧洲背景下并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足够大的野外区域来支持大型食肉动物的生存。唯一可用的空间是那些多用途地带。甚至我们的保护区内都有人类活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片荒野和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只不过它们还不够大。”林内尔说。

　　为了解决这样的资源困境，有研究者大胆地提出了让人类与捕食者共享栖息地的“共存模型”（coexistence model）。“让大型食肉动物融入人类主导的地带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些物种常会触犯到人类的利益，比如捕食牲畜。每起这样的冲突都需要积极主动地加以管理。”林内尔说。所幸，从现在的状况看来，这样的模式是有希望的。

　　任重道远

　　“欧洲大型食肉动物的成功恢复有赖于良好的立法，稳定的政治，强力的管理机构和民意支持，”沙普龙在一项访谈中说道，“这是个（野生）物种从欧盟立法中受益的例子，它说明欧盟栖息地指令（EU Habitats Directive works）在发挥作用。”

　　这项非凡的工程不仅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还能启发相关的政策制定。林内尔表示他们的结果不仅适用于欧洲。虽然欧洲通过进口不少农业资源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小了耕地使用，但农业发达地区依旧存在，并且其它出口产业也会占用土地。此外，欧洲大陆的高人口密度也与许多国家相仿。“我觉得我们的结果对非洲、南美、中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都很有意义，”他说道，“比方说，印度目前就有在高密度的农业地带发现过许多野生物种，包括亚洲狮和亚洲豹这样的捕食者。”

　　共存模型在欧洲看起来成功了，但这样的模式要在其他适合的地方推广，同样并非易事。“研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区域太广阔。我们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欧洲大陆，收集了来自超过26个国家的76名作者的数据。”林内尔回忆研究 过程的艰辛，“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方式来监控大型食肉动物，有各自的数据储存系统，还有各自的体制结构。”要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规范化，工程量无 疑是非常巨大的。

　　在整体规划上，共存模型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需要在非常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规划。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审视一片地带，协调农业、林业、运输、能源和旅游等不同部分的运作，以确保我们能够维持这些地带之间的高联系度，以及土地用途（和野生动物生存）的高兼容性。从大型食肉动物的保护来说，这意味着跨国合作。”林奈尔说，“我们还需要仔细倾听那些与物种共享生存空间的人们的声音，试图找到切实的方法来处理他们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