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是什么？儒者说，江湖在庙堂的另一端，却咫尺天涯。侠者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就是人心。儒者和侠者都来自江湖，他们都想逃离江湖，结果所有的人都湮没于江湖。

　　中国古代的文人似乎一直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任你满腹经纶，任你松菊人品，总觉得如浮萍一般在江湖里漂着，没有一块合适的平台去着陆。在他们看来，盛名太轻，家国太重。于是，门客冯谖要在孟尝君的门前弹铗作歌要鱼吃，诸葛亮要在隆中自编自导一出“卧龙出山”的达人秀。

　　感谢隋炀帝，更要感谢唐太宗，科举制的发明终于遂了每一个士人跻身庙堂的梦想。长达1320年的科举制，牢牢将士人与庙堂联系在了一起。

　　可惜，科举的路比当年我考大学时要难多了，鱼跃龙门的幸运儿少之又少，多数文人还是沦为被挤下独木桥的千军万马，依旧在江湖里寂寞着。

　　成功依附上庙堂的士人们呢？他们这时才发现，千辛万苦挤上来的庙堂根本不是他们心中的圣殿。要么阉割信仰，自觉服从庙堂规则；要么自动或被动地出局。这些没有了个性主张的生命更加轻飘，伴随帝国政坛的起起伏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

　　才情卓越的李白在大明宫里也只能写出“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花间词句，远不及当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意兴遄飞（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写这句诗时他的梦想是进入大明宫）。李白终究是李白，骨子里的不羁绝不容许庙堂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于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他“仰天大笑出门去”，QQ签名上写：“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真的放下庙堂之事了吗？没有。

　　他更像是使完小性子的孩子，嘴里说走，却不停回头张望，期待皇帝能够对他唱《懂你》、《你快回来》。于三山五岳间游荡的李白时刻关注着皇帝微信朋友圈的更新，等待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敕令下达。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却蹦出个混蛋安䘵山的武装叛乱。山河破碎了，皇帝西逃了，理想主义者李白执拗地诃护着心中那个已经残缺的庙堂梦。他在乱世中寻找着能够赏识自己的真命天子。但是不懂政治的他眼光太差了，跟了永王李璘。还没来得及让永王兑现加官晋爵的承诺，就被新皇帝当作叛军给平定了。至此，李白同学的政治生命彻底完结。百无聊赖中，他水中捞月，魂归江湖。

　　文人的终极梦想是出离江湖，归于庙堂。实际上他们从江湖到庙堂的轨迹却是画了一个圈，起点到终点不过是原地踏步。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侠是崇尚自由的，而庙堂是讲规矩的，所以讲道义、责任的侠与庙堂是相斥的。

　　对侠客来说，江湖就是他们的氧气，不可或缺。至于庙堂，那更像火星上的故事，高攀不上。如同文人最好的诗词在江湖，侠客最精彩的表现同样在江湖。一旦归于庙堂（招安也好，投诚也罢），不是如《三侠五义》里展昭般成了皇帝脚下温顺的猫咪（展昭为皇帝献艺，龙心大悦，钦赐“御猫”之名），被白玉堂这只锦毛鼠折腾得七荤八素，便是像《雍正剑侠图》里甘凤池一样做了御前的鹰犬（雍正皇帝的特务机构“血滴子”统领），成为杀人机器。反正都没了侠的气概。至于水泊梁山的接受朝廷招安，更是假侠客兼落魄小吏宋江一个人的一厢情愿，连累得众家好汉里外不是人。

　　有侠客的江湖才精彩。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打的是土豪劣绅；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出的是胸中恶气；秦叔宝染面涂须诈登州，舍的是身家性命，全的是兄弟义气。忠孝节义在侠的身上得到充分绽放。

　　侠是抗拒庙堂的，但侠往往成为庙堂之上肉食者们满脑袋难题最好的救赎。遍阅史书，有侠拯救的庙堂之事才会惊天动地，彪炳史册。赵国被秦军围困，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配合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侠士侯赢与朱亥。古稀之年的老侯赢为信陵君引荐当街屠猪的勇士朱亥，为信陵君给出窃符矫诏的妙计，最后又自刎以绝信陵君的杂念；两军阵前，朱亥锤杀魏军主帅晋鄙，帮助信陵君率军解了赵国之围。因为矫诏行事犯了重罪，朱亥和信陵君无家可归，流落异乡。秦国趁朱亥替信陵君出使之际，威逼利诱朱亥事秦，朱亥不从，最终自绝性命，保全了名节。侯赢、朱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侠的涵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语）”。

　　可见，真正的侠客生于江湖，隐于江湖。碰到时机成熟，可能会水落石出，瞬间璀璨于庙堂，但同时必定迅速殒落于庙堂。水泊梁山的梦已醒，笑傲江湖的曲未终。庙堂不是侠之大者的归宿，而是侠的荒冢。

　　于黎民黔首而言，庙堂像是江湖的救赎，钟鸣鼎食或许可以瞬间改变白丁的命运；但于家国而言，江湖则是庙堂的救赎，历史进程的引擎实际是由江湖驱动的。不论儒者，抑或侠者，出江湖记都是一场徒劳的行动。因为救赎仍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