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荒野精神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那么塑造了中国人气质的就是江湖文化。北美新大陆的移民最终走向了欧洲旧传统的反面，离开了土地的中国游民最终也走向了儒家文化的反面。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国渴望重拾荒野精神，而中国则试图摧毁江湖传统。

　　美国人荒野观与荒野保护的历史演变

　　“荒野”（wilderness）是美国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世纪40年代，美国自然主义思想家亨利·梭罗提出荒野是“世俗世界的保留地”。20世纪40年代，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所谓文明的原材料”。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又提出荒野是一种“思想状态”，即人类看待自然的态度。荒野是一个与文明相对的概念，类似于中文意义上的“纯”自然。在美国，人们对荒野的认识和态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自新大陆殖民以来，来自欧洲的白人对北美大陆广袤荒野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恐惧和敌视逐渐转为欣赏和珍爱，还有一次是20世纪中叶由承认荒野的审美和精神价值的浅表认识到基于生态思想对荒野多元价值的生态学认知的深刻转变。相应地，美国人由征服荒野转向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甚至为荒野立法等来保护荒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欣赏和珍爱荒野在美国上流社会和知识层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期，自然主义者约翰·缪尔成为荒野保护的旗手，他的宣传和身体力行影响了不少美国人对荒野的态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是其中一位。19世纪后期在美国出现了大量崇尚荒野的户外运动俱乐部。20世纪初很多美国人的阅读和休闲情趣也倾向于野性。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埃德加·伯勒斯的《人猿泰山》是两部颇具代表性的荒野文学作品。边疆的消失促使许多美国人寻求在现代文明中保留荒野影响的方式，1907年创立的“童子军运动”乃是一个实例，该运动的主旨之一是倡导少年参加户外活动，接触和感受大自然，培养具有亲和自然精神的公民。

　　以这样的思想变化为背景，当时在美国出现了保护自然的努力和尝试——设立国家公园和森林保留区。1890年通过了《约塞米蒂公园法》，据此建立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法案将赫奇赫奇及周围划为荒野保留区，这是美国第一个有意识为保护荒野而建立的国家公园。1891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修正案《森林保护法》，授权总统在收回的公共土地上创建“森林保留地”，后更名为国家森林保护区。

　　1908年至1913年间，围绕约塞米蒂赫奇赫奇峡谷水坝修筑问题，荒野保护主义者与水资源开发一方展开激烈辩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赫奇赫奇峡谷筑坝之争。一方要开发这一带的水利资源，另一方要保护这里壮美的自然景观。虽然自然保护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打了败仗，但这场争论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众保护荒野的兴趣。自此之后，对荒野的珍爱与保护的热情逐渐由少数文人扩展到普通人中间。

　　赫奇赫奇峡谷筑坝之争在美国强化对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方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法》获得通过，据此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其任务是保护国家公园中的自然、历史遗迹和野生生物，使其不受破坏，供当代和未来一代欣赏。该法使保护自然思想得以制度化，确保事关国家公园的决策不为政治及人事变化左右。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生态学在美国得到发展，奥尔多·利奥波德以生态学眼光反思资源保护的政策与实践，赋予荒野以生态内涵，提出了“土地伦理”这一革命性范畴。在审美和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荒野保护被融入了科学和伦理要素，强调土地共同体内部的有机关联及对自然的谦恭和尊重。这样，“一种科学家的理论与一种浪漫主义的道德和美学意识的综合”成为保护荒野的有力武器。

　　在利奥波德等人的推动下，林业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实施了一些荒野保护政策。1924年，林业局创建了美国第一个荒野保护区。1929年，林业局推出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荒野保护政策，从国家森林划出专为科学研究和教育目的的原始林区，规定在这些林区尽可能维持其交通、供给、居住和环境的原始状态。1939年，林业局又颁行了新的管理条例，据此在1400万英亩荒野区限制道路、定居及经济开发。

　　不过，在1964年《荒野法》通过之前，林业局保护荒野的成效并不理想。林业局及国家公园管理局保护荒野的低效使荒野保护主义者及其领导人意识到，运用行政手段无法有效保护荒野，于是他们考虑通过立法手段来永久保护荒野。

　　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大众休闲活动的高峰，一些户外休闲活动增进了人们对自然多元价值的认知，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赞同和支持保护荒野；生态学的普及使民众对荒野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汽车的普及、经济开发和州权运动对荒野却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荒野协会、塞拉俱乐部等自然保护组织建立协调联盟，著文宣传、积极发动草根支持荒野保护。

　　20世纪50年代，围绕回声谷公园的水坝修筑计划，荒野保护组织等反坝力量与筑坝派发生了自赫奇赫奇峡谷筑坝之争以来最激烈的辩论。最终，筑坝计划被国会否决。这次胜利是美国荒野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不过它也并非一次彻底的胜利，作为替代，格伦峡谷筑坝计划的实施说明荒野保护任重道远。

　　1956年，借助反回声谷筑坝斗争胜利的契机，荒野协会主席霍华德·扎尼泽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荒野法》草案，并促使国会举行听证会，经过８年艰苦博弈和反复辩论，最终于1964年获得通过，由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签署为法律。在争取通过《荒野法》的斗争中，自然保护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得益于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战后美国人生态意识的增强以及对荒野价值认识的深化。

　　《荒野法》是荒野保护的重大胜利，它确立了荒野保护的国家政策，初步建立了由完整法律认可的“国家荒野保护体系”。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道格拉斯在《荒野权法案》一书中指出，人类需要文明，也需要荒野。他认为，享有和感受荒野是荒野爱好者和子子孙孙应该得到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1964年的《荒野法》只是通过立法手段保护荒野的开始，此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几部荒野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通过的《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资源保护法》。这部法案立法长达十年，它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荒野保护区。该法保护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现了美国人要在阿拉斯加实现文明与荒野共存的梦想。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美国历史上的荒野保护政策实践均以荒野思想和荒野观的变化为先导；反之，围绕荒野保护的辩论、斗争和博弈也不断推动美国人荒野思想和荒野观的演变。美国人之所以要保护荒野，从小视野来看是要保护荒野的多重价值，从大视野来看是要平衡文明与荒野的关系，破解文明过度扩张、压缩荒野空间的问题。历史地看，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不仅取决于官方的政策创新与立法智慧，更取决于思想观念和伦理上的革命。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重新阅读利奥波德有关土地伦理的思考，那是一种生态大智慧，是平衡文明与荒野关系的必由之路。

　　美国观众眼中的荒野是什么？

　　19世纪后期，美国人面对荒野的态度大为改观，人们不再恐惧与憎恨荒野。这个年轻的国家昨天还是一片荒野，今天已是炊烟处处、屋舍俨然的富庶之地，人们有一种征服者的骄傲与自豪。美国人在挑战和征服荒野的过程中建立了秩序与文明，也建立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的自豪感。

　　荒野的征服史也是美国人的精神独立史。面对荒野，一切文明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家族背景都没有意义，在团队中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与考验，掉队意味着绝境，弱者意味着死亡。美国人的坚韧勇猛、独立自主、强者生存、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由此滋生。

　　如果说第一代移民的自豪是建立在对荒野的摧毁和改造之上，那么后来的美国人则深切地表现出对荒野的渴望与热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文学与艺术也开始赞美荒野。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荒野的阴森变成了神秘，荒凉变成了壮美。19世纪，人们认为荒野是精神的未开发之地，是恶魔肆虐而上帝未至之地，对荒野的欣赏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20世纪开始，人们开始相信荒野也是出自上帝之手，欣赏荒野等于赞美上帝的造化。

　　美国人在荒野中开拓了新文明，但是他们并不想重建一个欧洲。他们渴望寻找到一种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或者说文化，让自己从欧洲旧大陆的文化与历史中脱离出来，建立起美国的民族性。但是新大陆的艺术、文化和历史在源远流长的旧大陆面前显得贫瘠、寒酸。美国人很快意识到广袤而富饶的荒野就是他们的文化之根源、历史的起点、民族主义的支点。对荒野的征服塑造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塑造美国人的优越感和道德感，塑造了一个国家的价值。

　　新大陆的移民认为正是荒野赋予了他们强壮的体魄和野蛮的精神，也让他们有理由瞧不起欧洲旧大陆的精致而腐朽的古典文化。有“荒野情怀”的新移民，反感凡赛宫那种精致整齐的皇家园林，他们认为粗犷神秘的荒野丛林更能体现人性的自由，以及造物者的完美，从荒野中得到灵感的美国艺术与文学也将获得比欧洲更高的成就。这种自豪感让新大陆的殖民者从“脱欧者”的身份焦虑中摆脱出来，荒野精神成为美国人对抗欧洲古典传统的爱国主义王牌。

　　20世纪，进入后工业文明的美国人面对着腐败的华尔街、贪婪的托拉斯、权力膨胀的政府、工业文明的污染、战争对人的毁灭，让困惑的美国人重新思考“现代文明”的意义。也让美国人产生了回归自然，重返荒野的思想。人们希望在荒野里寻找到城市所没有的宁静与安逸，人们相信在荒野中能找到被工业文明压抑的纯真和活力。从那时起，“荒野主题”的文学和电影层出不穷。美国人在荒野艺术中描绘人的独立与自由、坚韧的民族性和英雄主义。至此，邪恶而混乱的荒野，披上了美学与道德价值的外衣。

　　二战之后，美国人在荒野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挽救了欧洲，建立在荒野精神上的文化与艺术也压倒了欧洲的古典文明。西方艺术与文化的“首都”由巴黎变成纽约，萨特等欧洲的老派知识分子终究还是没能阻挡“粗鄙而野蛮”的美国荒野文化的入侵。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由开发荒野转为保护荒野，美国人征服荒野的欲望与能量无处可泄，转向海外扩张，甚至转向探索与征服外太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投入巨大的热情去探索外太空。这一切归属于第一代美国荒野拓荒者的精神遗产。

　　北美的荒野与中国的江湖

　　美国人热爱荒野的原始和广袤，传统中国人则喜欢园林和盆景，那是一种被矮化的自然，被秩序化的森林，被驯服的荒野。因为儒家文化不喜欢野性和自由，中国人不会欣赏荒野。诞生于荒野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也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赞美的对象。

　　如果说荒野精神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那么塑造了中国人气质的就是江湖文化。当欧洲的贫瘠土地无法承受人口膨胀之时，欧洲人开始漂洋过海去开拓新大陆的荒野。而古代中国在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的时候，同样向外扩张，却不是探寻新大陆或开拓荒野，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北美新大陆的移民最终走向了欧洲旧传统的反面，离开了土地的中国游民最终也走向了儒家文化的反面。离开乡村的宗族、血缘关系之后，安居乐业的儒家理想被打破，流落他乡游民和闯天下的商人，需要在庙堂体制与儒家秩序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理想，由人情、关系与面子构成的江湖秩序由此诞生。

　　江湖是庙堂的对立面。儒家体制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宗族，决定人们行为规范的是儒家礼制。而江湖组织结构是帮会和私人团体，关系、面子、人情决定着江湖中人的行为。由明一代，江湖文化由下而上，由民间影响庙堂，官场也开始流行帮派结盟、人情交易，朋党成风之下，政见之争让位给派系利益。江湖的价值观逐渐侵蚀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明代之后的中国被关系、面子、人情所卷裹。如果说荒野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江湖则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

　　今天的美国渴望重拾荒野精神，而中国则试图摧毁江湖传统。江湖文化是对庙堂体制的侵蚀，江湖文化中的人情、关系是对政治秩序的破坏。江湖是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过渡，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现代政治体制，首先要剔除的就是江湖文化。

　　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江湖文化横扫一空。政党力量压倒一切，填充了所有的权力空间的缝隙，江湖文化无处生存。60年代开始的文革，破坏了国家机器和政治秩序，权力产生真空之后，江湖文化死灰复燃。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转型期的混乱秩序中，靠关系、讲人情的交易成本远低于正常办事的成本，江湖文化再次成为当代中国人的行为与精神的支柱。

　　近年来重提传统文化的复兴，意在复兴儒家文化的家国同构和等级秩序，同时剥离盘踞官场与民间的江湖文化。成功与否，重点在于体制内的交易成本是否低于江湖人情关系的交易成本，否则也是一纸空文和一厢情愿。因为我们中国人从不在乎什么“现代精神”、“体制秩序”或“江湖规则”，实用主义的我们只会选择最便利、成本最低的那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