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祖宗崇拜，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且，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作为连结、合作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观。

许倬云说历史

       中国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选择：中国选择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却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这种条件下，发展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朝可能只是许多聚落的联盟

       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是黄帝的传说，可是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就是离现在五千多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于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

       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说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尧、舜的时间都很短，且没有太多具体的事迹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的禅让，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由他的儿子继位，才有所谓“朝代”的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今天的考古学成果显示，河南的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表明这个地方在农业发展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的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总不免有泛滥的问题。

       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种植，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要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同时进行。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之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人，大禹和他同时代的人，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可以灌溉田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由一个村庄、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需要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终究不大，若干邻近村落合作，大家都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之中，大禹无私地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从不同地区来的。传说中，大禹死亡以后，大家选择下一个领袖，他们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据说，大家对夏禹的感激，使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也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这一个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说，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作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得出，当时为了生活的需求，他们必须要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协商以及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要合作无间。长期合作，将数十万人民的大地区，凝固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有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是互成的观点。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一个家族能够维持数百年成为领袖，表示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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