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嘴里还说：“我要你惹祸，我要你惹祸!”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是我，还是小公鸡。在这个瞬间，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父亲身上下午浓烈的金色阳光和他高高抡起的手臂，在新嫩的枣树叶子绿色的背景上。我记得那天鲜艳无比的颜色，童年的颜色，直到今天。

       文/沈睿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卖小鸡的农民也在北京城里的大街小胡同里串游。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他们怎样躲过重重的反资本主义的关卡审查。一到早春，我们就常常听见胡同里由远及近的吆喝声，“卖小鸡喽，卖小鸡喽——”那个“喽”字好像是歌声一样悠长，余音袅袅，在胡同里荡漾。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孩子们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停下手中的事情，往外跑，看卖小鸡的去!看卖小鸡的去!卖小鸡的农民通常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数不清的唧唧叫的小鸡。看到我们跑过来，他就停下，把背篓卸下来，在地上铺一块油黄的雨布，把黄茸茸的小鸡从背篓中掏出来，好像掏出一朵朵黄色的花朵，地上顿时开满了迎春花似的小鸡，唧唧喳喳地叫着，又好看又动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雏鸡时会不为小鸡的可爱感动。我们对小的东西总有一种可怜可爱之心。看小鸡的时候人们的心会变得像新生的小鸡一样新鲜、开花、漫卷。看了一会儿后，我们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跑，一路喊着、叫着，告诉母亲卖小鸡的来了，要母亲加入我们的行列。母亲其实早就听到了，她这时才整整身上的衣服，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卖小鸡的。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年都会上演，甚至重演几次。母亲最终会在我们的央求下买几只小鸡回家。虽然母亲同时还会絮絮地抱怨和提醒我们，小鸡是养不活的，小鸡终究是会得鸡瘟的等等。我们自然也知道，母亲的话是对的，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养活小鸡的纪录。但是，把小鸡拿回家的热情战胜了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想，我们只顾眼前，只为眼前兴高采烈。母亲付钱之后，我们欢呼着和小鸡一起回家。小鸡通常是装在一个鞋盒子里，由我们抢着抱回家。到家后，我们围着小鸡，找来小米，拿一个小酒盅，把米放在酒盅里，看小鸡怎样啄米、怎样喝水，我们完全沉浸在与小鸡共享的即时的欢乐中。谁会想小鸡几天后就会逐一凋谢?那不在我们的视野与思考范围之内。

       几天后，如母亲预言的那样，小鸡开始拉稀，逐一从纸盒子里消失，一两个星期之后，小鸡就不存在了。买小鸡的即时的欢乐也已经过去，所以不会有太大的伤心。一切都是经验，我童年的经验就是小鸡不会活过两三个星期。因此，小鸡的死亡并不那么令人绝望。明年我们还会有新的小鸡。

       可是那一年有一只小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只小鸡没有消失，相反，他的鸡冠开始发红，他的脖子开始长长，他的羽毛逐渐蜕变，两侧长出新的翅膀。新翅膀的羽毛又硬又结实，白色的，好像一件外衣一样出现在两翼，在奶黄色的雏鸡的身体上，好像不是他自己长的，而是别人给他安上的。他的成长的一切都在宣告他是一只健壮的小公鸡。但是，公鸡是令人失望的。公鸡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盼望的是母鸡，因为母鸡可以下蛋，母鸡可以孵小鸡。鸡蛋多么好吃，小鸡又是多么可爱!而公鸡有什么用?可以说一无所用。我们家有座钟，不需要公鸡打鸣司晨。公鸡打鸣实际上还会让父亲生气，因为公鸡的时辰似乎是乡村的，天才蒙蒙亮，他就高声呼唤，好像招呼农人们下地干活。公鸡似乎对乡村生活有潜意识的记忆，对他此刻的城市生活毫无概念，因此他的作息时间都是乡村的。他的乡村时辰让父亲十分恼火。父亲是城里人，祖祖辈辈在北京城内居住了十三代，对乡村生活既没有记忆，也没有概念，他对小鸡似乎也从来没正眼看过。这只公鸡只让他讨厌，因为正是父亲睡觉的时候，公鸡却呼唤他起床，这让他恼火异常。父亲没有一点儿田园情怀。

       我却对这只公鸡关爱有加，对这只公鸡的生存倾注了一个十岁孩子可能给予的全部关注。从小鸡买来开始，就是我在照顾他们，这只活下来的公鸡是我工作成果的证明。自然而然，不仅我自己，就是全家人也都把这只公鸡称为我的公鸡。我和我的公鸡很亲密，我们两个几乎形影不离。我每天一起床，就先跑到鸡筐看看他昨夜睡得怎么样。我吃早饭时，顺便就把早饭分给他一些。上学之前，我向他告别；放学之后，我把他从筐里拿出来，让他在院子里散步；晚上，我把他放回筐里，让他睡觉。睡觉前，我还会给他讲故事。生活中有那么多故事，我的嘴巴不爱停，家里人不爱听我讲，公鸡就是我忠实的听众。

       我们住的院子不是很大，可是院子的东边有一大块空地。过去，院子里的男孩子在那里建立一个乒乓球台，日久天长，球台失修、塌陷，地上荒芜起来。那年的春天，我和姐姐妹妹决定开垦这块地。我们种了向日葵、玉米、喇叭花和鬼子姜等等。我在院子的四周还种了很多茉莉花。那些茉莉花籽都是我上一年采的。那些花籽很像小小的手雷。颜色各异的茉莉花夏天的时候会在夜晚开花，花香芬芳，是北京街头胡同尾常见的一种花草。在我的童年里，我并没有看见过很多别的花。母亲喜欢种西番莲、死不了，都是十分容易存活的花。因此我们的院子里就有很多我种的茉莉花和母亲种的西番莲。我喜欢给我们的地和花浇水，因为我总是希望我们的向日葵长大，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吃葵花子。我希望我们的花长得又快又好，夏天的夜晚在花下乘凉是多么愉快啊。十岁的我似乎天然懂得浇水的重要性，因此，我每天都勤奋地给我们的地和花浇水。每次浇水的时候，小公鸡就跟着提着桶的我，到公用的水龙头去接水。那个时候的北京，一条胡同通常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各家各户都是拿着自己的水桶到水龙头去接水。每家每户有水缸，储存水用。我们管水龙头那里叫水井，大概是北京古风依存的证明。“到水井去接水去”是我们孩子的重要的任务。我和姐姐们常常用一根扁担抬水回来。为了给我们的地浇水，我只好自己用水桶打半桶水，提回来，洒在地里，一趟趟地来回跑。小公鸡也跟着我来回跑，好像是我忠实的卫士。

       公鸡是我的，跟着我走，我把这当成天经地义，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是，有一天，我到水井提水的时候，邻居的一个男孩子嘲笑起我来。“哈，北屋的黄毛丫头现在够神气的，原来是一只公鸡给壮胆呀。”他叫“五毛子”，比我大一岁，经常爱在井台边欺负来打水的孩子。我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他见我没有反应，故意唱歌似地重复：“黄毛丫头绿毛精，老太太骂她小王八僧。”我虽然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是在借故骂我。骂得如此没有来由，自己没招没惹他，他仗着比我大，又是男孩儿，就得意忘形，编排起人来。我心里很生气，但是，我故意装作听不见的样子，骄傲地提着自己的水桶往家走，小公鸡也跟着我往回走。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毛子家是有名的不讲理。他爸爸是蹬三轮车的。邻居们都管他爸爸叫“三不抡”。我实在不知道“三不抡”是什么意思，但是“三不抡”给我一种不讲道理的感觉，因此，我不想和五毛子多搭话。

       没想到五毛子跟在我后面，往我的水桶里扔土坷垃。我回头看见他闲得无聊没事找事的样子，嚷道：“你没事去挠墙好了，在这里欺负什么人?”“五毛子”听了我的话，精神振奋起来，“我欺负的就是你，你一个黄毛丫头，还挺厉害的。”他更来劲了，顺手捡起小石子朝我扔来。我把水桶放在地上，也弯腰捡起石子来，向“五毛子”扔去。我自然不是“五毛子”的对手，和他对扔石子的过程中，小公鸡已经吓得胆战心惊。但是小公鸡并没有拔腿就跑，而是站在那里：左右摇头四看。几秒钟之内他就看清了形势。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的小公鸡一下子飞了起来，向“五毛子”飞奔过去，一口啄住“五毛子”的腿，五毛子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哎呀!”手里的石头子也掉了下来。看见这个情景我也愣了，从来没有想到小公鸡会保护我，挺身而出，为我袭击敌人。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了。“五毛子”后来是不是跑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那只飞起来的小公鸡，他的愤怒和力量。我自己的吃惊也不亚于“五毛子”。回到家把故事讲给母亲听，母亲竟然不相信，还说，要是公鸡真的鹐人，那就不能把公鸡放到外边乱跑。我怏怏的，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为小公鸡的英勇叫好。再说，我在家也实在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没有人会关心我的事，更没有人关心小公鸡的举止，谁会对一只小公鸡的行为给予特别关注呢？

       可是麻烦终于来了。一个下午我回到家，看到我家的门口有好几个人，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匆匆忙忙地挤进屋门，才明白是有人来告状了。原来小公鸡在门口又啄人了。父亲母亲都坐在屋子里，和一个陌生的人说话。那个陌生人滔滔不绝地讲小公鸡是怎样追着他咬、啄他的。父亲母亲看也没看我一眼。我听到故事，连忙挤出来去找小公鸡，小公鸡就在筐里。我正在想怎么办、怎么把他藏起来的时候，陌生人在父母赔礼道歉之后已经走出门外了。我看到父亲的脸色极为难看。他径直地走到装着公鸡的筐前，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一把把公鸡揪出来，胳膊一抡，小公鸡还没来得及叫，就鲜血四溅。我吓得站在那里，一动没动，目睹着父亲的暴行。父亲嘴里还说：“我要你惹祸，我要你惹祸!”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是我，还是小公鸡。在这个瞬间，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父亲身上下午浓烈的金色阳光和他高高抡起的手臂，在新嫩的枣树叶子绿色的背景上。我记得那天鲜艳无比的颜色，童年的颜色，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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