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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评《水浒》:好就好在投降

2012-11-9 08:42 参与:1272 评论:0 来源:南方都市报 繁体

毛泽东晚年评《水浒》:好就好在投降

 

毛泽东看书

 

       1978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之际,他接受新华社领导交给的任务,要他抓紧时间,对毛泽东晚年患眼疾时,为他朗诵读书6个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进行采访。但一开始,采访并不顺利,芦荻说有人曾警告过她不能把这段经历讲出去,后来请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一起来谈,芦荻才放下顾虑,把她同毛泽东在一起时所知道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一直谈了四天,这才有了后来杨建业那篇轰动一时的采访记《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

 

       芦荻说,当时学术界关于《水浒》的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她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名句:“《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很赞赏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价,还建议把这段话印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鲁迅的原话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民国文人闻一多说过,“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而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所谓干禄,也就是求禄位、求仕进的升官之道。自古以来,好像只有读书种子才能以科举取功名的,没想到,杀人放火,别有一途,照样可以封官加爵,光耀门楣,如《水浒》上所讲,“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查资料,这句话出自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看看中国历史,以“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招数来“逆取”禄位的岂止宋江,如明末的张献忠,也是几次受过明王朝的“招抚”恩典、但每次都是官位子还没坐热,后又复反的,可能是后脑勺上真的长有“反骨”。

 

       不过,对于朝野永远处于对立状态的中国皇权专制历史来说,“杀人放火受招安”是要有先决条件的,那也是官家气数将尽,左支右绌,底气不足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的招抚手法,到了皇权专制王朝崩溃之后的民国之际,还是越演越烈,至于极点。台湾著名史学家、现代口述自传的创建人郭廷以本人的《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在谈到民国初年他的家乡即河南中部的匪乱,对此就颇有感触。在以前,虽有土匪骚扰,但只是个别的“刀客”或“荡将”,几乎都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如走马灯似地“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完全丧失了管控能力,真个应验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时候除去闻名天下的白朗造反军之外,其余如省督军、省长、镇守使、司令、师长等统领的军队,原先也都是聚啸山林的土匪,被政府招安后,封给一官半职,就成为“官军”,并开始为政府卖命去剿灭另一支更大的匪众白朗队伍了。那时候,乡下人最头疼的就是“一家遭抢,大家遭殃”,被招抚的部队说来剿匪,土匪没捕到,却饭要吃好的,钱要大钞的,反倒给地方带来更大的祸害。在作者少年的记忆中,这些“官军”队伍倒是与杀人越货的“刀客”形象差不多。这就是在兵匪不分的年月,老百姓所说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爷与兵爷对地方的残害,往往甚于土匪。

 

       郭廷以回忆,那时候人民为了自卫,防止匪患,必须买枪。可一旦遇到民间案情,恩怨难断,等抄起枪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自身也反倒成了土匪,再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成了狼奔豕突、打家劫舍的匪众了。在吴佩孚极盛时代的治下,宵小蛰伏,地方还算安定,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失败后,河南大乱,群雄蜂起,当时威震四方有十几支的军阀队伍,几乎全是土匪出身,后来成为官家队伍,他们互相攻城略地,危害地方,却都打着政府的旗号行事。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招抚措施,也十分宽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匪首们封官许愿,凡愿意归顺政府的,匪首(俗称杆子头或驾杆的)有百余匪众的,许以营长;五百人以上的则许以团长。由此一来,有钱的乡下人家也看出来了这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一条终南捷径了,就公开聚众买枪,扯旗为匪,先犯上作乱,再俯首招安,来博得个一官半职。这比闻一多所说的“逆取”,更是显得威风豪气。

 

       毛泽东是读了一辈子《水浒》的读书人。萧瑜(萧子升,诗人萧三的哥哥)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里写道:1910年,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及到晚年,他对《水浒》的评价,更是一语中的,独具只眼,毛泽东晚年对《水浒》的评价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民间社会对梁山好汉的传统看法。

 

       责任编辑:语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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