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书

       1978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之际，他接受新华社领导交给的任务，要他抓紧时间，对毛泽东晚年患眼疾时，为他朗诵读书6个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进行采访。但一开始，采访并不顺利，芦荻说有人曾警告过她不能把这段经历讲出去，后来请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一起来谈，芦荻才放下顾虑，把她同毛泽东在一起时所知道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一直谈了四天，这才有了后来杨建业那篇轰动一时的采访记《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

       芦荻说，当时学术界关于《水浒》的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她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名句：“《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很赞赏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价，还建议把这段话印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鲁迅的原话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民国文人闻一多说过，“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而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所谓干禄，也就是求禄位、求仕进的升官之道。自古以来，好像只有读书种子才能以科举取功名的，没想到，杀人放火，别有一途，照样可以封官加爵，光耀门楣，如《水浒》上所讲，“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查资料，这句话出自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看看中国历史，以“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招数来“逆取”禄位的岂止宋江，如明末的张献忠，也是几次受过明王朝的“招抚”恩典、但每次都是官位子还没坐热，后又复反的，可能是后脑勺上真的长有“反骨”。

       不过，对于朝野永远处于对立状态的中国皇权专制历史来说，“杀人放火受招安”是要有先决条件的，那也是官家气数将尽，左支右绌，底气不足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的招抚手法，到了皇权专制王朝崩溃之后的民国之际，还是越演越烈，至于极点。台湾著名史学家、现代口述自传的创建人郭廷以本人的《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在谈到民国初年他的家乡即河南中部的匪乱，对此就颇有感触。在以前，虽有土匪骚扰，但只是个别的“刀客”或“荡将”，几乎都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如走马灯似地“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完全丧失了管控能力，真个应验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时候除去闻名天下的白朗造反军之外，其余如省督军、省长、镇守使、司令、师长等统领的军队，原先也都是聚啸山林的土匪，被政府招安后，封给一官半职，就成为“官军”，并开始为政府卖命去剿灭另一支更大的匪众白朗队伍了。那时候，乡下人最头疼的就是“一家遭抢，大家遭殃”，被招抚的部队说来剿匪，土匪没捕到，却饭要吃好的，钱要大钞的，反倒给地方带来更大的祸害。在作者少年的记忆中，这些“官军”队伍倒是与杀人越货的“刀客”形象差不多。这就是在兵匪不分的年月，老百姓所说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爷与兵爷对地方的残害，往往甚于土匪。

       郭廷以回忆，那时候人民为了自卫，防止匪患，必须买枪。可一旦遇到民间案情，恩怨难断，等抄起枪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自身也反倒成了土匪，再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成了狼奔豕突、打家劫舍的匪众了。在吴佩孚极盛时代的治下，宵小蛰伏，地方还算安定，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失败后，河南大乱，群雄蜂起，当时威震四方有十几支的军阀队伍，几乎全是土匪出身，后来成为官家队伍，他们互相攻城略地，危害地方，却都打着政府的旗号行事。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招抚措施，也十分宽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匪首们封官许愿，凡愿意归顺政府的，匪首（俗称杆子头或驾杆的）有百余匪众的，许以营长；五百人以上的则许以团长。由此一来，有钱的乡下人家也看出来了这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一条终南捷径了，就公开聚众买枪，扯旗为匪，先犯上作乱，再俯首招安，来博得个一官半职。这比闻一多所说的“逆取”，更是显得威风豪气。

       毛泽东是读了一辈子《水浒》的读书人。萧瑜（萧子升，诗人萧三的哥哥）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里写道：1910年，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及到晚年，他对《水浒》的评价，更是一语中的，独具只眼，毛泽东晚年对《水浒》的评价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民间社会对梁山好汉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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