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倩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生活习惯差，做事不近人情；也有人撰《王安石洗冤录》，埋头考证史籍，发愿要洗清千百年来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王益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20年，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大约与此同时，王安石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即《明妃曲》二首。这是一首咏史诗，以昭君出塞为题。很多诗人都曾写过这个题材，但大多是哀叹王昭君失身胡虏、远离家乡的悲苦。王安石的《明妃曲》却是翻案文章，对惯常的主题做了颠覆性的处理。

       在第一首诗中，他写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据说，王昭君刚入宫时，宫中的画师毛延寿曾为众女画像。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别人那样行贿，毛延寿便将王昭君画丑了。等昭君出塞，汉元帝一看她的美貌，心里悔恨，责怪毛延寿所画不实，便杀了他。在王安石看来，王昭君的美貌是画笔无法呈现的，汉元帝处死毛延寿实在是冤枉了他。接下来的几句，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安慰身处塞外的王昭君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失宠后被幽禁在长门宫内，度过了寂寥悲苦的一生。王安石的意思是，失去宠爱的阿娇，即使继续留在宫中，也和远嫁蛮荒的王昭君一样可怜。这里，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如果皇帝不听从臣子的建议，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逐他方。

       王安石的第二首《明妃曲》，还留下了极具争议的一联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他自然是从王昭君的角度来说。可南宋以后，很多敌视王安石的人，开始挑剔、抨击这联诗，认为他写“汉恩浅”、“胡恩深”，这难道不是公然“背君父之恩”、“坏天下人心术”！无论如何，北宋一代，并无人对此二句有所质疑。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当时在京城广受赞誉，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著名诗人都先后作有和诗。

       “新法”成了罪魁祸首

       文采高，又为百姓办实事的王安石为何能引起那么多人敌视？这和他一心变法有关。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菩萨也劝不动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任扬州签判。他喜欢读书，经常彻夜不眠，天快亮才打个盹儿，然后也不洗漱，直接去官府办公。北宋名将韩琦当时任扬州知州，怀疑王安石夜饮放纵，便对王安石说：“年轻人，不可荒废读书，自暴自弃呀。”王安石也不辩解，退下后说：“韩公非知我者。”后来，韩琦知道了王安石的才能，表示愿意将他纳在门下，王安石却始终不答应。

       王安石曾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的刑狱。他一上任就去“捅马蜂窝”。当时，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之，结果不慎踢死了朋友。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反驳说：“按照律法，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不接受意见，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决，大理寺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调走王安石。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带有偏见的《宋史·王安石传》评价说，王安石“汲汲于财利、兵革”，使天下人几无“乐生之心”。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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