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权力都要面对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梁山也不例外。施耐庵为了把梁山的造反说得有点来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讲“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在江西信州的龙虎山上有座伏魔殿，殿内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洪太尉奉旨来到此山宣请张天师，看到此殿大门紧锁，狂心大作，硬逼道观真人打开殿门，结果将一百单八个魔君都放在了人间。这和《说岳全传》中把岳飞说成是佛顶大鹏，秦桧为虬龙，秦妻王氏为女土蝠，万俟卨为团鱼精，因大鹏啄瞎虬龙左眼，啄死女土蝠和团鱼精，遂结下前世冤仇，是一种叙事模式。所不同的是，《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最后证得因果，回归大位，其他妖孽也俱得报应;而《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个魔君大都没有果报，只有宋江成了土地神，主管梁山地区“国土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其他人只有世俗意义上的死亡、出家和为官;而在中间穿插的“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回中，宋江又似乎不做魔鬼了，成了一个神人共奉的“星主”，连九天玄女都看上了他，给他吃了三颗枣，喝了三杯酒。这种看似不一的描写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西方人说是神授的，中国人说是天赋的(所谓的“天命所归”)。“天赋”和“神授”都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权力的归属问题；区别在于，西方的神是看得见、会说话的，《圣经》中从摩西开始的领导人都要经过上帝的拣选和沐膏，遇到难题上帝还会亲自降临，面授机宜。中国人的“天”具备上帝一样的属性，但只能看见，不会说话，因而历来的英雄好汉要想领袖群伦或称孤道寡，都要通过野猪、火鸟或王八等禽兽的反应来叩问“天意”。只有洪秀全是一个例外。有一回他“高考”失利，发了四十几天高烧，醒来后说他看见上帝了，上帝穿着白衣服，留着大胡子，手拿一把宝剑，给了他“手握乾坤杀伐权”，但我怀疑他是把太上老君当成了上帝。一般的领袖、霸主还不至于如此脸厚，通常的做法是把口号写好，放在鱼肚子里，或刻在石头上等人“发现”。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韩山童、刘福通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包括宋江在忠义堂前挖出石碣天文，玩的都是这套把戏。

       按说宋江不需要，因为他是伏魔殿走出的魔头，后又受到九天玄女的接见，还给他送了三卷天书，用以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可谓是上应天心。在江州服刑期间，有人就编出“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童谣，可谓是下合民意。但这些光辉经历似乎都不足以让他成为继晁盖之后梁山根据地的合法领导人。因为从伏魔殿走出的不止他一个魔君，还道村遇九天玄女的事又只有他一人知道，三卷天书本来是一个活证据，可惜玄女娘娘交代，只允许他和天机星吴用观看，其他人一律不得亵玩。从江州一路跟来的弟兄本来都可以帮他顺利接班，可惜前任领袖晁盖死前留下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明眼人一听便知道其中的用意：晁盖不愿意让宋江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因为梁山上连一个伙夫都知道，凭宋江的三脚猫功夫，无论如何都捉不住力敌万人的史文恭。后来在他任“代头领”期间，不惜屠城将卢俊义请上山，又设计让卢擒住了史文恭，目的就是要在程序上符合晁天王的遗愿;但卢在梁山上毫无根基，如何敢在满眼皆是“宋党”的忠义堂上坐第一把交椅?实际上还在宋假意推辞的时候，李逵等人就闹将起来，卢赶紧表态：“卢某宁死，实难从命。”戏演到这份上，本来就可以了，但宋此时已经入戏很深，欲罢不能，说：“尽天意看是如何，方才可定。”

       忠义堂前挖出石碣天文的事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它成为梁山自缔造以来，由此上溯到王伦之前反专制、争自由的历史上最重大的新闻，雷倒了所有在场的英雄和道众。对于宋江来说，这一块石头可以发挥多重作用，可谓“一石三鸟”：

       首先，它帮助宋江渡过了由前任领导制造出的“宪法危机”。我们知道，此时妨碍宋江接班的最大障碍，就是晁天王的遗志。因为在江湖上前任老大的遗志无异于圣旨，具有宪法的性质。因而必须要能找出一种高于“圣旨”的权威，才能对“宪法”进行修订。在皇权垄断一切的时代，什么权威是高于“圣旨”的?只有“天意”。因而，宋江在石碣天文被翻译出来后，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众头领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其他弟兄虽说也榜上有名，但只有他，宋江，是Number one“天魁星呼保义”。

       其次，这块石头记载了梁山根据地三十六名“常委”与七十二名“中委”的姓名、绰号和座次。它是水浒职工的花名册，又是梁山干部的位置图，本质上起到了平衡各派利益，凝聚来自不同山头势力的作用。我们知道，梁山是一座山，但它本身又是兼并了许多“小山”的“大山”。除了王伦旧部、晁盖的人马，至少还包括清风寨、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少华山五个山头。这些不同山头的好汉有合作，也有对立，上山以后如何安置，始终是困扰梁山的大问题。现在好了，有这样一块石头被挖出来了，上面又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每个人的位次，不正好用它来分配职务，评定职称，并作为今后干部管理的依据么?因此，宋江教萧让把“天书”誊抄出来，兴奋地说：“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依照石头上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原则，重新确立梁山的总路线。等宋江在忠义堂前，将每个人的职称、职务按石头上的次序分配完毕，又乘胜追击，勒令众弟兄对天盟誓，各无异心;否则，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新核心尤其强调全山干部要“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就等于把众弟兄彻底绑架到了他渴望的“招安”战车上。宋江的路线就这样成了梁山的路线，水浒从此告别了革命，平稳地过渡到了由宋江开启的“招安时代”。

       这个时代之所以能由一块石头顺利奠基，要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姓何，名玄通，是宋江请上山来做醮的。看见众人从地下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尽是凤篆蝌蚪之书，无人能识，便自称祖上留下一本字典，“专能辨验天书”。宋江听了，恨不得跪下磕头，要何道士赶紧把石头上的天书译将出来，于是，就有了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的排名。至于这天书的第一作者是谁，又是谁将它埋在地下的?何道士的翻译是否忠实于原著?如果有虚构，又是秉承谁的意志修改的?只有天知道。我们只知道，译事甫毕，宋江就拿出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何道士拿了这巨额的翻译稿酬千恩万谢而去，从此没有在梁山露过面。

       宋江的权力从此合法了么？并不。实际上，围绕梁山的决策以及由此引发的招安路线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根本上讲，统治的权力要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是一条铁律，于国于家、于官于匪都适用。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尽管宋江费尽心机，从大名府请来了“河北首富”卢俊义以期符合“程序正义”，又通过挖出石碣天文这种装神弄鬼的手段，将自己设计成梁山的Number one，人们也由于晁盖突然辞世，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只能拥戴宋江，但拥戴宋江不等于拥戴招安。对于宋江力主的招安路线，即便是他的铁杆粉丝李逵也一直心怀不满，更别说武松、鲁智深、三阮这些本来就是其他山头上的弟兄了。宋江以为通过天意(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和民意(通过招降纳叛扩大招安的群众基础)，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打压下去了;但实际上出于所谓的义气和大局，不同的声音只可能暂时雪藏，而不可能完全消弭。这一点在“重阳节联欢晚会”，以及破辽后不准入城险些重上梁山等事件中看得一清二楚。征方腊后梁山军马十损其八，一百单八将死的死，伤的伤，出家的出家，自缢的自缢，除去阵亡、于路病故、早先留用京师的七十四位，宋江活着带回来的只有三十四位，后来又以各种借口辞官的就达二十一位，说明这种不经过同意的权力是危险的，它尽可以把自己的目标说得与日月同辉，但实际带给人的只有扭曲和毁灭。

       当然，毁灭完别人就轮到自己了。拿破仑曾率领军队登上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鲁迅笑言，那是因为“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离开梁山的宋江也不过是个出逃在外的死刑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朝廷派一个送酒的就可以将其干掉。可惜死到临头，他都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以为自己可以随意代表别人呢!因而不惜拉上李逵陪葬。宋江当然可以说是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但李逵是为什么呢？

       只有等李逵，或者像李逵一样的梁山将士，从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依附状态中摆脱出来，不再按照一种外在的规定而活，决意运用自己的理智支配自己的命运时，梁山的悲剧才有可能避免。

       2012年7月30日-8月5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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