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大学的一次演讲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这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我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引发了许多思考。下面就具体地谈谈我的学习心得，和诸位分享。大概有七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收《鲁迅全集》1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许多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要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专州，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结果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的反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科学、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二，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鲁迅于上一世纪初的1907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往者为本体发展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文收《鲁迅全集》1卷《坟》）。
鲁迅作出这样的判断，是自有针对性的。他所说的“本体发展之偏枯”，是针对“自尊”而“抱守残阕”的保守派、顽固派，提醒人们必须正视中国本体的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传统的弊端，强调中国必须变革；“以交通传来之新役”，是针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维新派，提醒人们必须注意“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即西方工业文明，包括其科学、民主、平等的观念可能及已经导致的弊端。在他看来，本体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交通传来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危险，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之沉沦”。
我对此曾有过一个分析：这反映了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寻找、开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所遇到的两难选择：作为一个变革者，当然要反对、批判国内的东方专制主义，为此就必须引入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但此时在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问题，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又对西方文明病心存疑虑，这就成了两难，于是出现了四种选择。一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即不否认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认为西方文明病和东方专制主义有“小坏”和“大坏”之别，当务之急是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东方专制，以后再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二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派，反过来认为还是中国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国文明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其三是“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同时解决东方专制主义和西方文明病的问题。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其四，是鲁迅的立场，即坚持对“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学，民主，平等等）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对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实践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文明病同时采取批判态度。鲁迅的这一思想和态度，显然具有超前性，对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但只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实践及制度的建设，他的理想也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问题是，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是选择了一条所谓“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了强行实现，也就必然借助于东方专制主义，走上了“极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在坚持极权社会主义基本体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市场经济，其结果是导致了西方文明病（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泛滥。如果说，一百年前鲁迅说的“二患交伐”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那么，到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最坏的社会主义和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恶性嫁接”。
在我看来，如何对待这样的“二患交伐”的中国问题，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记得在九十年代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中，他们各执一端：自由主义坚持批判极权社会主义，但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和西方文明病则尽量回避，或将其作为“未来的祸害”而搁置起来；新左派则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作为主要危险，对极权社会主义的问题却态度暧昧。在观察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而当年的新左派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态度，也由暧昧转向极力理想化，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论，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和文化保守主义合流了。
客观的说，所有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和论争，都是鲁迅那一代先驱者面临的两难选择的延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切发展中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国家现代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困惑。坦白地说，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摆脱这样的焦虑：尽管在理论上我完全认同鲁迅式的双重质疑的态度，但在找到具体的实践之路前，这依然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与实验的问题，但其前提却是要敢于像鲁迅那样，正视这“二患交伐”的现实：我们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是两个问题，既有带有东方专制主义色彩的极权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西方文明病的问题。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形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遮蔽。
在今天，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全球的背景。观察2011年以来的世界局势，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全球性的危机：用2011年英国首相“英国病了”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全球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中国病了，印度病了，欧洲病了，北非病了-----。这就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社会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中国模式-----，都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弊端，都陷入了困境。这就给我们的选择，带来了新的困惑：过去我们不满意中国的极权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美式资本主义，或者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思想派别就是这么选择的，在目睹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北欧经济社会危机以后，我们的选择至少不会那么简单、明快，而是要更复杂化了。当然，也有人因此全盘美化所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那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足为训。或许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在经历了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既定社会制度模式，来思考和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道路。这样，危机就会变成转机。作为鲁迅的后代，我们有责任继续思考与探索他们所提出却未能解决的问题。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
如今在中国，处处谈“改革”，人人谈“改革”。如何看待这形形色色的“改革”，反而成了问题。
鲁迅对“改革（革新）”有一个精辟的论断：“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收《鲁迅全集》3卷《而已集》）。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提醒：要不要“革新（改革）”，要怎样的“革新（改革）”，是和人在社会经济结构里处于什么地位，是否“阔气”直接相关。也就是说，革新（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利益”问题。我们考察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改革”时，必须追问：鼓吹这样的改革的动力是谁？其利益诉求是什么？其利益关系是什么？--谁从中获利，谁是利益受损者？于是，就像鲁迅所揭示的，有三种改革。
一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个人和群体）鼓吹、推行的改革。他们也不满意现状，甚至有很尖锐的批判，批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他们的改革目的、目标是什么？鲁迅一语道破，就是三个字：“要复古”，不过是要恢复和维护失去的既得利益而已。这样的走回头路的选择，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从根本上损害民众的利益，但因为其打着“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的旗号，其欺骗、蛊惑作用却不可低估。
更应该注意的，是“正在阔气”的权势者的选择。如鲁迅所分析，他们的利益在“保持现状”，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缺乏改革动力的。这正是这些年各级政府对改革不作为，而把维稳作为第一要务的原因所在。但当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时髦的时候，他们也会大谈改革，甚至也要大肆进行改革。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上层从维护执政地位这一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需要改革，但也会遭到中下层掌握实际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变相抵抗，其主要“对策”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从中获取更大利益。就以我曾经参与的教育改革而言，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越改革，教育的状况越糟糕。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2000年左右，在提出教育改革的同时，又提出“教育产业化”，并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教育的性质：由国家公益事业变成了营利工具。十年改革的结果，在教育领域迅速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包括了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相当部分的老师，辅助教材的编辑、出版、行销者，五花八门的辅导班的主办者、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由这样的应试中的获利者来推行“教育改革”，就必然是一边高喊“素质教育”，一边变本加厉地推行应试教育，不仅导致了教育腐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当下中国的教育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教育理念、方法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由鲁迅说的“正在阔气”的教育既得利益者推动的所谓“教育改革”的变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样的以扩大既得利益为实际目的和效果的改革，不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是遍布一切领域和部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不斩断既得利益链条，就必然变质的地步。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那么，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鲁迅说：“未曾阔气的人要革新”，这是确实如此的。事实上，中国的“未曾阔气”的人，即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三大民间运动：以工人、农民、市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要求维护他们的基本经济、政治权利；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网络民主运动，要求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新一代理想主义者组成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又称志愿者、义工等）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应该说，参与这些民间运动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力；他们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应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理应成为中国改革的依靠对象。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各级政府都把这些民间运动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把其中的骨干看作“敌对势力”的代表，不遗余力地控制、防范和打击。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改革的危机所在：有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改革动力被打压，就只有依靠那些我所说的会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甘当打手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即“勇敢分子”了。这样的改革，只能带来新的灾难。
责任编辑：语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