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贝

       同学凌子在美国旅居多年，给我们带来不少奇闻趣事。凌子说起她的往事。刚到美国不久。一天路过三藩市某政府机关，被门前一块翘起的砖石绊倒，膝盖破了，血流如注。她抚着痛处喘息，未及站起，一位女士来到身边连声sorry，扶她进机关里敷药包扎，征询她有什么要求，表示会对她的伤情负责。凌子觉得只是皮外伤，不会影响生活和工作，对方帮自己处理了伤口又道了歉，态度诚恳，没有必要再追究什么。遂作礼貌性回谢，自行离去。

       哪知第二天，有律师主动找上门，怂恿她打官司。说你受伤挨痛，精神肉体上都受到损失，理应获得赔偿。而对方作为政府机关，从事故责任和维护形象的角度，都不会跟你扯皮而希望事件和平解决，更不在乎那点赔款。更重要的是，你的宽容无助于他们正视道路不平的危害，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被路石绊倒。

       “但我觉得，这样起诉他们未免心肠太狠，是得理不饶人，”凌子说。“那么宽深的路面，总不能要求处处都平整如镜，出现凹凸也未必就是‘对口单位’的责任。”于是婉拒律师的好意。

       过了一天，这律师又来了，说他带着同事再次到事故现场察看、分析，认定那块砖石翘起而致伤人，百分之百是那个政府机关的责任。“这官司肯定能赢，也不用你怎样奔跑，只要委托我们代理诉讼就行了。”

       凌子说只是个小伤，不想把事情搞大，再次婉拒他的“建议”。律师遗憾地摇摇头走了。

       没想到他仍不死心，选择在晚上第三次登门。他指着一张表格里的数字让凌子丈夫看，说是他们计算的结果，起诉的话赔偿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我明白，他把工作重点转向凌子丈夫，在他看来，面对诱人的金钱，没有多少男人不动心。他反复解释：如果那路面不属他们管理，应诉时他们会申请把管理者纳入连带的第三方，或者事后向管理者追讨。“这样，实际赔偿者就不是政府，你们也不用担心影响与政府机关的关系。”他是什么都为凌子他们想到了，但他不知道凌子丈夫比凌子还怕事，找个借口溜走。他只好再一次空手而回。

       凌子说她佩服律师的职业精神，他的意见其实是正确的，也没有为难谁的意思。凌子到美国前没打过官司，加上生性怯弱，总觉得打官司是天大的麻烦事，能免则免。其实在美国，打官司是件寻常事。有谁遭遇了伤害，不管轻重，到现场的通常都有三辆车：警察、医生还有律师。“要不要起诉”是律师们的口头禅。严整的法律体系加上律师们“无孔不入”的履法、护法，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文明。以“踢皮球”应付起诉和究责，通常不大可能。

       几年前，原在纽约当门卫的56岁的谢尔顿·斯图尔特，一次下班回家，在布朗克斯区的地铁站踩到台阶上的鸽子粪滑倒，导致颈部和背部受伤。律师罗伯特·格尼斯帮他打官司，陪审团裁决斯图尔特应获得767万美元赔偿金，减除他未能躲避粪便而应承担的20％，判决纽约市交通管理部门承担80％——高达613.6万美元的赔偿金。

       “当年放弃索赔，我至今并不后悔，但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会选择起诉，促使肇事单位关注行人权益。而且会像不少官司得利者那样，把所得赔款拿出相当部分做慈善。”凌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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