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聊到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时，常会觉得困惑，何以兄弟二人的境遇颇多相似，而后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却如此大相径庭。

　　他们的境况和经历实在是有很多相同之处，同一个家庭生活；同遭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家道骤衰；同到亲戚家避难；同入私塾三味书屋；同在南京学堂读书；同去日本留学；同在北京工作，这种状况直至中年前后兄弟失和。然而境遇分为境况和遭遇。长子和次子的身份注定了承担的不同，因此，虽然境况一样，遭遇却大不相同。周作人自幼身体偏弱，父母对他便比较放任。对长子鲁迅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让他承担了许多的责任。

　　家道衰落后，鲁迅成了家里的支柱。出当铺、进药铺的事都由鲁迅完成，为此每每遭白眼受歧视。家中分家产，因为不公平，鲁迅拒绝签字，即遭长辈厉声斥责。到亲戚家避难，被讥为“乞食者”……这些遭遇让他早早地直面生活的苦难，感受了人间冷暖的急遽变化，也让他的心渊处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作人对此却没有半点体验，自然也毫无记忆。他在晚年完成的《知堂回想录》中，忆到令鲁迅记忆深刻避难之事，倒说“是颇愉快的”，对鲁迅的不愉快，则解释为“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

　　作为长子，鲁迅几乎承担了家里的一切事。他从日本回国，是“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的人” 便是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生活需要资助。鲁迅便心甘情愿地牺牲了自己对文学的研究，提前回国工作。1919年，周家因绍兴族人将出售祖宅，便决定全家迁居北京。于是，从看房到买房修房，一切事宜皆由鲁迅奔波。许广平曾回忆，鲁迅“到处奔走另找房子，在多次看屋以后，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鲁迅又兼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装置等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周作人则在三月底请假回绍兴携妻儿兴高采烈地东渡日本探亲去了。直至房屋修缮将完工时，周作人才全家浩荡而归。十二月，鲁迅安顿好周作人全家，又独自南归故里，处理了家中一切事宜后，迎接老娘及三弟一家北上。以后全家同住八道湾大院，经济上出现问题，也都是鲁迅出面去筹措。

　　他们的母亲曾说：“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在事业和生活上，鲁迅对周作人的照顾都是细致入微。鲁迅帮周作人走出局促的绍兴，进入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使他视野大开。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帮助，周作人日后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绩。鲁迅对两个弟弟的情感是有偏重的，从鲁迅日记中可见，自1912年5月，鲁迅进京，至1917年4月，周作人入京前，关于周作人的记录是周建人的6倍多。周作人入京后至1923月7月中旬，兄弟失和，其记录也几乎是周建人的4倍。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甚密，除了手足情加之年龄相近，更爱其才。

　　1917年，周作人受聘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继而又被聘为教授，都是鲁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的结果。周作人的译稿，多由鲁迅仔细校对，并建议周作人：“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前日的《炭画》生硬，其实不必接他，重新起头亦可也”。对周作人该选择什么文章来翻译也有建议。由于周作人在多家刊物投稿，鲁迅还教他如何权衡与几家刊物间的关系。鲁迅又很尊重周作人的创作，曾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道：“仲密(周作人)寄来《访新村记》一篇，可以登入第六期。但文内几处，还须斟酌，所以应等他到京后再说”。

　　在生活中，一次，周作人发热出疹子，鲁迅怕他受风，一切方便之事全在室内，然后由鲁迅去倒入院中的茅厕。甚至连给蔡元培的假条，都由鲁迅代写。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后需休养，是鲁迅先与朋友在西山碧云寺为他租定房。又“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继而“送二弟住碧云寺”。之后多次为周作人购买所需书籍，并在星期天到西山探望。现存有鲁迅此段时间写给周作人的17封信，从中可见鲁迅对周作人关切之深，叮嘱之细。大夫要求每天早中晚散步三次，鲁迅则嘱咐“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以不疲劳为度”。“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日本医护人员)之所谓深呼吸耶， 写出备考”。周作人附近住了一位“疑似肺病之人”，鲁迅便劝慰他不要紧张，但也不要到那人窗下。在周作人休养的三个月中，鲁迅却家里家外忙疲惫不堪，以至患小恙数次，但这大约是不曾向家人说起，也未得家人照顾，只是自己吃点药，休息两天。只要鲁迅在身边，家里的事都不用周作人操心的，也几乎无需他承担。

　　《知堂回想录》中有一节题为《脱逃》，记述了一段让周作人叫苦不迭的往事，即祖父出狱后，让他每天上街买菜时必需穿长衫，他觉得“忍受不下去”。为此“写私信给大哥，‘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后来由正在南京读书的鲁迅通过叔祖设法使他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得以“脱逃”了这份苦差。其实，这与鲁迅之前所受的实在差之天壤。总之，二人失和前，周作人一直是生活在鲁迅的庇护之下。鲁迅自己承受着艰辛和痛苦，为周作人搭出遮风挡雨的温室。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

　　除了性格等一些自身因素外，鲁迅与周作人虽然曾有过相同的生活环境。但家庭的要求，让他们有了不同的承担，不同的承担又让他们有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遭遇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记，也就决定了他们日后相关甚远的结局。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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