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一个饭局上，与傅国涌兄聊起金庸。他数年前曾写过一本《金庸传》，经过大量搜集与研究材料，这次他把这本书重新修订出版。他说，在这本书里，他对金庸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也是在饭桌上，我意外得知许多80后朋友，都没有读过金庸、古龙等人作品。

　　以前有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的小说。还有一句话，凡有井水处，皆有古龙书。这些人的作品，犹如生命的胎记，是一个难以抹除的记忆。所以，当听到有人没读过他们的书，我真的惊呆了。我当时一脸困惑地问：这怎么可能？一位80后朋友反问：为什么不可能？

　　是啊，凡事皆有可能。80后出生的时候，正值金庸等人的小说在大陆流行，而当他们长大，这股热潮却已慢慢消退。所谓流行阅读就是这样，一些作品在某个阶段是大众的心灵鸡汤，可在另一个阶段却可能被当成过期罐头。流行作品（或者说通俗作品）不是经典著作，哪怕它曾经销量巨大，也只能停留在一两代人的记忆中，而不会像经典著作那样成为跨时代的共同记忆。一念及此，就不得不承认，我和80后朋友们确实存在着阅读代沟。

　　不由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阅读时光。当然，我只能写下自己的阅读故事，无权代表任何其他人。这段记忆并非遥不可及，可说来却已过去了二三十年。

　　作为一个生于1974年的准中年男，八十年代正是处于青少年时期。从时代特征来讲，那是一段读书的黄金年代。七十年代末，《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刊出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喊出了那个时代大众的心声。在经过多年思想禁锢后，人们如饥似渴地扑向新华书店，寻觅自由阅读的乐趣。当时的阅读热情，如今看来那真叫作疯狂。经常逛旧书摊的人就知道，随便打开一本当时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数动辄以数十万册计。许多社科类著作也成了畅销读物，如三联书店阉割版的《宽容》，1985年首印就是15万册，而且很快就卖完了。

　　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宽容》这本书，也很少读外国文学经典。这一切对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就像是发生在陌生国度的故事。不过拜时代所赐，当时大量港台通俗读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成为民间热门读物。我读金庸、古龙等作家的作品，就是从当年随处可见的盗版书店开始的。

　　所谓盗版书店，指的是那种除了卖些杂志、图书，还出租各类通俗小说的个体书店。这些书大多来历不明，印刷质量也很差，不时会发现错别字、印错页等情况，但是借阅者众多。一般情况下，拿到这些书时都是脏兮兮的，书角起皱不说，还经常缺上几页。尤其是看到关键情节（主要是涉及男欢女爱部分）却发现少了几页，不由让人咬牙切齿。为了保护这些生财的盗版书，书店老板往往给每本书装订上牛皮红边护套。而为了能够在课堂上偷看书，有人便给这些书再包上挂历纸的封皮。当然，这种小动作经常瞒不过老师。于是，有的老师会把书没收，等他自己看完了再还给学生。

　　这些盗版书店出租的书，多数是武侠和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家有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诸葛青云、卧龙生等等。这些人不仅作品在大陆被盗版，连人名也惨遭盗用。盗版书店里就有许多不知哪里来的武侠小说，用“全庸”之类的笔名出版。这类盗版书大多粗制滥造，唯情色描写方面比正牌作家大胆细腻，因此也有不少人借阅（这类书遭毁页最多）。当时最有名的是前面四位作家，不过我偏爱金庸、古龙的小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年都会重读他们的小说，如《鹿鼎记》阅读次数不下于十次。一开始接触武侠小说，自然是受大众时尚影响，后来再读，一半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一半又是因为人生正处于低谷，读点武侠小说养“气”。

　　言情小说方面，排在第一把交椅的是琼瑶，这位言情小说祖师奶奶，至今仍是浪漫爱情小说、电视剧领域的常青树。据说琼瑶创作的电视剧集《花非花雾非雾》最近在大陆播放，收视率仍然很高，堪称业界奇葩。其他言情小说作者还有岑凯伦、亦舒等人。亦舒是作家倪匡的妹妹。倪匡的卫斯理系列，是八十年代除武侠外最畅销的类型小说。兄妹二人的作品当时都是盗版书店不可或缺的读物。岑凯伦是一个奇特的存在。至今，关于她（也许是他）的身份和生平仍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文坛疑案。但当年她的言情小说作品，其风靡程度绝不亚于琼瑶。言情小说外，当年流行的女作家还有三毛的旅行随笔，她的《撒哈拉的故事》让无数人见识了什么叫作异域风情。

　　武侠、言情小说之外的畅销书，除上面提到的倪匡的科幻小说系列（他曾帮金庸代笔写作《天龙八部》），还有一个伪称香港女作家的侦探小说作家雪米莉。关于这个笔名及其真实身份，如今许多人都知道了。这其实是四川作家田雁宁和他的“写作团队”的共用笔名。大陆作家写通俗小说，非要伪装成港台作家，恰表明当年港台通俗文学的强势。如果不这么做，田雁宁等人当时大概也不可能数钱数到手软。有趣的是，直至2007年，田雁宁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自称从未到过香港。从这也可看出，当年通俗小说作品多么容易走红，而读者又是多么容易上当受骗。

　　这种简陋而繁荣生长的盗版书店，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逐渐走向末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就慢慢绝迹了。但这类书店对当年通俗文化推广的作用很大。那时候，我应该是读初中一二年级，经常晃晃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到书店里借阅小说。有时看到一些书里有“关键情节”就怦然心动，赶紧把书夹在其他武侠小说一起借阅。通常一次借二三本，几天就读完了。女生也经常到书店借言情小说。对于她们来讲，琼瑶等人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梦幻世界，让人沉迷而难以自拔。那时，比较时髦的初中女生，喜欢哼着《几度夕阳红》之类的琼瑶电视剧歌曲，在书本上贴着翁美玲的剧照贴纸。她们做着和白马王子牵手相依的梦，却不得不面对多数男生情窦未开的事实。

　　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在大陆遭到了保守文化人士的激烈抨击，后来又被捧到近乎神圣的地位。对琼瑶、岑凯伦的言情小说，一直以来评价都不算高，哪怕有人想翻案也不太成功。客观地讲，这些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藉由通俗文化渠道，对大陆读者进行了一场文化启蒙。这是有别于精英式思想启蒙的另一场大众文化启蒙。

　　通俗是神圣的墓志铭。在那个年代，武侠、言情小说成为流行阅读作品，打破了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官方读物的垄断格局。在一个思想文化严重退化的时代，通俗读物的功能就是把大众的审美能力提升到相对正常水平。例如，从金庸小说，人们恢复了对正邪的基本判断；从古龙小说，人们体验到了何谓自由不羁的生活；从琼瑶小说那里，少男少女明白了什么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从岑凯伦的小说，人们恢复了对物质欲望的自然追求。从这角度看，八十年代盛行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与这一轮流行阅读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些道理。我的小伙伴们大概也不会这么去想。但这种出自人性正常欲望的精神，天然具有强大的颠覆能力。无论保守人士如此攻击诋毁，这些通俗作品仍然势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与其他文化潮流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精神。到了九十年代，金庸作品获得官方许可，由老牌出版社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发行。这意味着，通俗文化在主流话语体系占有一席之地，人性的力量终于战胜了各种保守思潮。

　　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八十年代这股通俗文化潮流的滋养下，各自走上了人生路。这是一个事实，如今已可以写进历史。不管从那以后社会文化如何变迁，这都是我们的阅读记忆，也是我们的精神遗产，以及文化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