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理性的歌颂以及对情感的抑贬。近代以来，理性成为决策的主流依据。但这种方式如果成为决策的唯一模式，常常会违背道德情感或道德常识，并可能在实践中造成灾难性后果。情感作为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决策模式，虽不如理性那样具有直接的逻辑性，却有特殊的功用。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合作动物，在决策模式上既需要更高级的理性模式，也需要更亲社会性的情感模式。它们在不同的层级上具有不同的功用，近年来对于一些“道德难题”的理论及实验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道德难题的决策受情感影响

　　道德难题的出现，极大地考验了简单的功利主义原则。人们在道德难题中所运用的决策基础往往不是简单的“计算”；相反，“非理性”的情感常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决策。即使最后做出了符合功利主义取向的决策，却往往也不是“简单干脆”的功利主义计算，其决策过程多数依然会受到道德情感的影响。

　　有关道德难题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电车难题”和“天桥难题”这两种看起来类似但在选择上却截然不同的情境。“电车难题”就是：假设你是有轨电车司机，在电车失控的情况下，前方铁轨上站着的五个人都可能被撞死，如果转到另一条铁轨上，这条铁轨上只站着一个人，请问你该如何选择？在该难题中，多数人会选择转弯到一个人的铁轨。而“天桥难题”是，同样是电车失控，前面的铁轨上站着五个人，但前方天桥上站着一个胖子；如果你将该胖子推下，则他的身躯将会阻止电车前进从而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请问你是否会推下胖子？在该难题中，多数人的选择是“不”。

　　这两个难题十分典型，由于情境的不同，引发人们不同的选择。学术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从各个视角进行理论探讨。我们也可以从生理视角进行分析。

　　对道德难题的一个生理实验（Joshua D. Greene, et al., 2001）通过磁共振的扫描发现，在道德难题情境中，情感更多地介入了决策过程。在该实验中，受试者接受了“道德难题”与“非道德难题”的测试。与其他情境相比，在“道德个体化”情境中，与情感相关的部分脑区的活动显著加强，如额内侧回、后扣带回以及两侧角回。与此同时，实验方还进行了相应的第二个实验，以测试受试者的决策和反应时间。在该实验中，对于“道德个体化”类型的难题表示“赞同”的反应时间明显长于“不赞同”的反应时间；而对其他类型难题的反应时间则没有明显区别。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道德个体化”难题中，情感明显介入了决策过程。情感对某一些道德难题的介入（如天桥难题）比另一些（如电车难题）更多，从而导致决策结果以及反应时间的不同。

　　在另一个实验中（Joshua D. Greene, et al., 2004），研究者还探讨道德难题中的情感与理性（功利主义）决策的冲突。该实验也发现，情感脑区更多地介入此类道德难题的决策。该实验还对“个体化道德困境”进行进一步区分，即区分为困难模式和容易模式。从反应时间看，困难模式的反应时间明显长于容易模式。这表明，在困难的个体化道德难题中，由于更复杂更难以抉择，情感更多地介入决策，情感与理性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了决策时间的延长。而在此，前扣带回也十分活跃，这证明了“抉择的痛苦”。

　　与非功利主义决策进行对比，功利主义的道德决策中两侧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部以及右侧的下顶叶的活动更加活跃。同时，后扣带回前部也更活跃。这也表明，因为理性脑区的活动较强，最终抑制情感脑区所发出的信号，从而让人做出功利主义的最终决策。该实验证明了功利主义的决策更多地与人脑的“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而非功利主义的决策则更多地与情感联系在一起。

　　情感决策弥补“理性之不足”

　　前述实验证明了人类在面对各类“疑难杂症情境”——形形色色的道德难题时，情感对于决策起到的重要影响。事实上，难题之所以是难题，就是因为道德情感的介入，那么，如果道德情感不介入，难题是否就不会成为难题？理性的决策能够解决好一切吗？从人类的演化史看，道德情感具有极为重要的功用，其能够让人类的群体合作更为牢固。从长期的人类发展演化史来看，这种道德难题其实是一种福音——人类由于发育出了情感，使得合作的可能性和效率获得极大提升。

　　回到现实世界，近年来，美国、韩国以及印度等国为减少伤亡，正在研制“杀人机器”。现有机器需要真人进行远程操控，但令人担心的是日后可能发展出无需人类操控的杀人机器。问题在于，如果杀人机器缺乏高度复杂的人类情感决策模式，那么其在战场上的表现将是一场灾难。功利主义的决策模式，虽然在多数决策中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在一些难度较大的情境中（如道德难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不足。这种不足，恰恰体现了人类理性之不足。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其优势不仅体现在智商上，更体现在情商上。理性在面对复杂情境时的决策正确性会大打折扣。而道德情感的决策模式，作为一种人类长达几百万年群体合作生涯“阅历”的极度浓缩，是一种历史经验的反复总结和筛选后形成的先天情感决策模式，帮助人类防范“理性之不足”所带来的危害。情感能够对社会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做出类似于本能、直觉的反应。

　　在人类决策可以倚重的“理性与情感”这两方面，我们都不可偏废。其中道德情感的决策模式能弥补理性之不足，它是一只“无形的手”，帮助我们免于极端，保佑人类种族安然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