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做这样一类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的字一个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课、上物理课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我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的。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努力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到那个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相遇时，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成绩还没有揭晓的最后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容，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霎时间，四十多个人的目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面对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但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到了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最黑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患这种病的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要补考数学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我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下来，说要复习，然后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地把四道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意。

　　数学补考时间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

　　三十几个成绩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他们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道，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用关切和怜爱的目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场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课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是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无论我现在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着说：

　　“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