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烽是我的兄弟，也曾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胖子。我对他最初的印象，除了胖，就是他的笑容很纯朴，无论是开心还是嘲讽，都发自肺腑。这种性情，用古典一点的话说叫做质直无伪，用俗词形容就是二得可爱。

　　文烽打得一手好鼓，帮陈慧娴、马修·连恩这些人打过鼓，还在美国打过鼓，当他用肥厚的手掌摩挲在非洲鼓上，那种罡风过街树的沙沙声就变成了节奏。文烽做完第一届长沙爵士节后，我们经常一起以探讨艺术的名义攒大酒，一来二去，就把该胖子吹捧成了“亚洲鼓王”。

　　由于我们不得不装作可以理解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长沙在当代史的前三十年只会进贡不会进步、只会下放不会盛放，到后三十年，则成了个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只有洗脚没有感觉的混子城市。文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为了把故乡那顽固地坚守在厨房与桑拿房里的脚，稍稍往厅堂的方向拉两步，该胖子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当地原创音乐引擎的角色，比如自费操办在国内仅次于上海和深圳的爵士节，比如拉扯城中文艺男青年和女青年一起玩儿创作。对了，在太平街北端第二条巷子深处，文烽有间叫做鼓舍的工作室，不仅有百十只各种式样的鼓，还有单一麦芽威士忌和很舒服的沙发。

　　几个月前，文烽参加完旅行者乐队全国巡演后，成为舌头乐队的鼓手。在西湖音乐节，这支中国最著名的重金属摇滚乐队完成了重组后的首次公演，我在台下，目睹这枚瘦了许多的的胖子，晃动着硕大的头颅，像撞击一个世界一样，把亢奋的鼓点击落在人们的心灵。演出结束后，我们在黄楼喝酒，几个同行都夸文烽的鼓好，我再次描述了“亚洲鼓王”的文治武功。文烽呵呵地笑着，用一种孩子般的自嘲与自得回应大家。他说前一段在大理的排练很辛苦，又要照顾怀孕的女友，瘦了二十来斤。那天晚上，最后一个让我开心的话题是，已然减肥到近乎玉树临风状的文烽告诉我：“跃爷，您那首《亲爱的》快成口水歌了。”

　　故事讲到这里，你肯定知道了，我在前面叨逼的文胖子多么牛逼，都不是重点，我扯这么一大淡，为的就是引出我写的这首歌。我喜欢这种抑扬顿挫的叙事方式，就好比在我吹嘘文烽是亚洲鼓王时，他脸上那满满一平方米的自嘲与自得。

　　《亲爱的》是我在很特别的情形下写的一首小歌，当时刚刚完成后期制作。为这支单曲伴奏的是文烽专门请来的爵士高手罗宁。作曲并且演唱的，是被我们称作民谣老赵的赵小军，这条以在长沙各大酒吧卖唱为生的益阳大龄青年，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个很真诚的歌手，他用简单的旋律加上自己那把沧桑而又辽阔的声音，准确地呈现出了我写作时的状态。两年前的某个场合，老赵第一次现场唱《亲爱的》后，这首歌就不断被长沙夜幕下买醉的文艺青年们点唱，录音小样也在圈子里传开了。

　　在把这首小词送给老赵之前几个月，我失去了在某主流大报高管层的全部具体工作。去职后，长沙各界群众为我办了小半年的活祭，追思我在此间英年早逝的事业或者说死于非命的理想。我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喝酒，参与酒局的，一般除了几头中年失意男，就是男80后和女80后，都是优质酒徒，喝高兴了就去湘江边接着宵夜接着喝，然后对着渐次暗去的窗口高唱《国际歌》《光辉岁月》《海阔天空》。有这么多人来分担我的失意，有这么多人陪我醉生梦死，我的日子当然过得不坏。

　　直到有一天，我们又在鼓舍喝酒聊天。文烽指着寡言少语的老赵，对我和师出北师大某诺贝尔奖得主门下的撒韬说：二位爷，帮老赵写点歌吧，我正在准备他的专辑。回到家里，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有好些年没有为自己写过什么了，而且有差不多四个月未能介入编辑部事务了。我想起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执掌一份媒体时的总是用“传媒改变中国”给自己打气的样子，那可真是风华正茂的样子啊。当梦想的流光投射在现实的湖面，我意识到，无论我怎么不在乎，无论我过得多么洒脱，我终究是失败了。后来，我写下了这些句子：

　　“亲爱的，来探访我的失败，来亲吻我的忧伤；亲爱的，来看看爱情在不在，来抚摸流星的寒芒；亲爱的，来邂逅时间的败坏，来想象战死在沙场；亲爱的，来忍受残酷的现在，来分担仅有的理想。亲爱的，我们经过曾经，亲爱的，我们信过不信；亲爱的，我们相依为命，亲爱的，我们如梦初醒。”

　　我想用情歌的方式，向自己心里还残存着的这点小小的挣扎致敬。这首歌传出来后，好多朋友问我又在借着哪个小姑娘感时伤怀。我说我写的时候倒真是一直想着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是我不到三岁的女儿。当时，在我意念深处回响的，是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

　　如今龚诺娃快五岁了，但我确实到现在也不能说清楚，我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首歌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