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从曾经到现在，我非常喜欢台湾作家三毛，遇上她的时候，正是我少年流浪之梦勃发时期。在偶然读到她的《拾荒梦》后，我便将其视为我的同好知己，你知道的，因为我也有一个梦，不过我的梦不是拾荒，而是三毛在重写的作文中提到的“街头小贩”梦，“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

　　那时的我，便常常梦想自己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挂满了各种便宜且精致的小物件，每天穿街走巷，向每一个路人推销自己的小物件，路人当我是风景，我当路人是风景。有时，这个梦做得无边无际，在梦中我便以此为生，走遍天涯，成为天下第一的地摊达人。

　　当然，你知道的，这个梦想是不能让我爹妈知道的。他们倒没有对我的理想或是长大了做啥有过什么过高的要求，但干个体做小贩却是万万不能的。老爹是一位公家人，在他眼里，只有公家人才是最理想也是最体面的职业，而干个体摆地摊，不是奸猾狡黠之人的损人利己，便是没有出路之人不得已而为之之事。

　　此外，我那顽固保守的父亲还认定，古已有之的“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做之事，不仅是“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性质恶劣之事，更是有随时丢了小命而不知的危险之事。他不止一次恶狠狠地打击曾经有过摆摊念头的老吴：“你这种人去做这个，被人吃掉了都不知道！”据说，如今在上海，“一跺脚，二瞪眼，三掀摊子四罚款，不用问是城管”的黑猫们已经武装到牙齿，装备了价格不菲、可与防暴警察媲美的“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四大宝。

　　因此，虽然在有了三毛《拾荒梦》的鼓励之后，我掩藏在心底的地摊梦常常跑到嘴边，但却迟迟不敢付诸行动。甚至不知何时，我的这个快乐的梦想已经演变成如何与城管躲猫猫，乃至于带上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然而，X，你相信吗？到波士顿没几日，少年时代的地摊梦想竟然一下在心底复活。走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广场地铁，常常可以看见各式摆摊人，或是推着铁板车卖热狗和冷饮，或是拉着大木板车卖箱子帽子或是墨镜的，或是摆上一块塑料布卖各种精致首饰的，个个快乐的像天上的飞鸟。

　　于是，我的地摊梦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每天推着一个手木推车，沿街叫卖着各种中国小物件，一边在精致典雅的波士顿玩耍，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一边挣些银子做盘缠，岂不两全其美！于是乎，我便日日跑到住所附近的哈佛广场进行我“商务考察”，当然，美国有没有城管是我首先需要确定的事情。

　　在美国，摆地摊似乎是一件既简单也不简单的事情。虽不像早先中国那样有八个大盖帽管一顶烂草帽，但也有交通部、卫生部、消费事务部等几个大盖帽来管着你。虽不像如今中国有着臭名昭著的城管追着跑，但在街头执法的警察背后却有着联邦法、州立法和地方法等好几层法律法规。

　　虽然在美国人人都有摆地摊的自由，但实际上，美国街头摊贩数量和地点都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有着严格的数量控制和规定，比如，1979年纽约市长设定一般摊贩的营业执照数量上限是853个，这个上限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导致申请者需要漫长的等待才有可能拿到执照，其中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又会被优先考虑。因此，一般申请者几乎要等上25年之久才有可能被考虑发放执照。

　　到了1992年，由于等待人数过多，纽约消费事务部索性停止了新的营业执照申请，要摆地摊的只能冒风险无照出摊。食品商贩的营业执照虽没有数量限制，但是食品商贩所必须的食品车的数量却被限制在3000辆左右，因此在纽约街头，几乎有一半的摊贩是没有执照的。

　　此外，在纽约，许多地点和街道被规定为完全禁止摆摊区域，在《纽约市行政法典》中，被禁止摆摊的街道名单多达百余条，长达20多页。即便在允许摆摊的地方，对于每一条街的设摊时间，摊点与路边的商店距离、防火栓的距离、人行道的距离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据说在纽约市，哪怕是在街头开罚单的警察也难以弄清楚这些关于摊贩的法律法规。警察若是抓到违规摊贩，只是记下摊贩的名字，写明违反了哪些规定，然后交给地方法官裁决，因为只有地方法官才能弄清楚这些条例，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对违规的摊贩依法量刑。警察是没有权力裁决的，他们只负责交通、市容和公共安全。

　　与纽约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相比，波士顿无疑显得有些袖珍，整个麻省总人口450万，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摆地摊似乎比纽约还难，在硬着头皮读了几天Massachusetts和Boston政府官方网站的有关规定后，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依然弄不清楚我该如何申请执照，怎样才能在哈佛广场设摊。

　　不过，我想，既然这种事情警察都难以弄明白，我何必为难自己。X，正如你所告诉我的，如果一件事不知道如何做，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我想，想知道如何在波士顿摆摊，最好的办法就是出一次摊。

　　在哈佛广场，有好几个地摊。地铁出口处，是一位墨西哥画家和他的画摊。这位墨西哥画家的特别之处是不用画笔画画，而是用装满各种颜料的类似灭害灵罐罐的罐罐，对着一尺来方的纸头喷画，然后再将画装上框，卖八到十美金一幅。这位快乐的喜欢喷各种日出的墨西哥画家，据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书，因为喜欢喷画，所以毕业后选择了四处流浪喷画为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这些是他用英文告诉我的，而我可怜的英文听力让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敢肯定，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说据说来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将这位墨西哥画家认定为我地摊生涯的领路人。

　　“哈罗，我想在这里卖一点中国小物件，我该怎么做？”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吃完早饭后，我背着双肩包，摇晃到哈佛广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刚摆开画摊的墨西哥画家问道。

　　“哦，你想卖什么？”墨西哥画家好奇地问道。

　　于是，我拉开我的双肩包，将我想卖的东西鼓捣出来：四分之一块大红毛巾上别着的二十几个毛主席像章。“嗯，就是这个，毛主席像章，嗯……”我正想着该怎么用英语解释这些像章，却见墨西哥画家大笑：“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才想起，这位老外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完全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我能在这里卖这个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墨西哥画家叽咕了一大阵，见我依然有些茫然，于是拉着我，带我到地铁出口背面，在人行路边站住，指着地面说：“你可以在这里，知道吗？”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执照，如果我就这么摆，警察会没收我的东西或是罚我的款？”迟疑了一会，我终于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据我所查的信息说，美国警察是不会对摊贩进行强制执法，甚至很友好。而美国老百姓对于自食其力的小摊贩一般很尊敬，在华盛顿，一个以卖卷饼为生的美国小贩因心肌梗塞猝死，引起当地人自发的哀思，甚至《华盛顿邮报》头版也刊登了这位名叫卡尔洛斯普通小贩的讣闻与故事。

　　对于无照摊贩，善良的美国百姓会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工作不给力，没有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造成的。

　　因此，若是对于无照摊贩进行围追堵截，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小摊贩，而是所有善良的美国老百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断了勤劳而诚实的小贩的生路，剥夺了底层民众的谋生机会，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任何人都不能让别人活不下去。比如你或许听说过的“柠檬水起义”，在俄勒冈州蒙特诺马郡，有一位单身妈妈带着女儿在街头卖柠檬水，由于没有卫生许可证而遭到卫生检查员的驱逐，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在街头摆设了更多的柠檬水摊位，最后地方最高长官打电话向给母女俩道歉事情才算了结。

　　不过，虽然有着美国民众撑腰，但我依然不放心，毕竟，美国警察就是中国的城管。X，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成龙大哥所说的中国人欠管还真对呢。

　　“没关系，”墨西哥画家哈哈大笑，“没关系，如果警察过来对你说，不要在这里摆，那么你走就可以了。”

　　“警察不会处罚我吗？”我继续确认。

　　“不会，他们最多告诉你，这里不能摆，那么你就去别的地方。”墨西哥画家再次确定。

　　“谢谢！谢谢！”在再三道谢之后，我将双肩包放在地上，把那四分之一块毛巾放在包包上，然后将一张纸头夹在毛巾边上，上面写着：￥5for1。这些是我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在决定在哈佛广场支个地摊后，我一直为卖啥而大伤脑筋，不止一次将自己带来的两个大包掏了出来，但始终也没有掏出一样比这些领袖像章更合适的东西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毛主席像章，是我在复旦大学步行街附近的地摊上，从一位老头那里2元一个收购而来的。收拾行李来波士顿时，偶然发现了自己收购的这些像章，突发奇想，若是带去波士顿，说不定能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能遇上一个趣味古怪的老头，卖上一个好价钱，那滋味想来不是一般的好。

　　于是，我得意洋洋地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收进了行李箱。不过，令我郁闷的是，去了哈佛大学好几次了，竟然都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

　　不过，那会儿，我可庆幸自己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这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地摊梦想，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块毛巾大的地摊，虽然在十分钟内路过的二十五个行人中只有三位行人注意到这个小地摊，但对于我来说，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坐在双肩包后面，仿若我是世界的焦点，兴奋得像在打摆子：若是没有人注意我的小摊，我会用热切的眼光迎接每一位路人；若是有视线落在我的地摊上，我立马变得害羞起来，挂上“摊主不是我”的表情。

　　就这样，我在哈佛广场打了近两个小时的摆子，有几次，警察离我最近的距离不到十米，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没有我对他们的兴趣大。在再三确认这些虽挂着真枪实弹的黑猫们没有披挂“四宝”之后，城管的阴影彻底在我心底消除。然而，一种无依无靠的遗弃感却渐渐涌上心头，因为两个小时内，几乎没有人为我的地摊停下来。只有一个人把脚步放慢，对着同伴说了句：“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卖。”显然，这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同胞。仅仅五秒之后，我只能坐在地上，以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激励自己鼓足干劲坚持将练摊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