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门，照例坐小巴去中环地铁站，平常大家都缄默不语，也习惯了带个耳机听听音乐。这次，邻座和前座，是几个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叽叽喳喳，摘下耳机，想听听他们一大早聊些什么。

　　三个小朋友，年纪略有不同，大概三岁上下，都是黄头发西方人模样。他们出奇一致地好奇，对着车窗外指指点点，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各种存在的命名。这样的时刻，如此美妙而神奇。而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身旁的人，如何回答他们，简直比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还要重要。

　　带着三个小朋友的女人，都是黑发的亚洲人，但她们都跟怀抱里的小朋友，说着流畅标准的英语。她们的耐心和温柔，让人以为这些孩子是她们自己跟老外生的混血儿，但当她们彼此间偶尔欢快地蹦出一句非英非中的菲律宾语时，才明白过来，其实她们是帮老外在香港带看孩子的菲佣。

　　坐在身边的这位，年轻漂亮，跟小朋友逗笑玩乐间，认真地介绍着：窗户、雨、下雨、马路、骑车。每一个英语单词，都重复多次直到小朋友正确复述为止。前座的那位年纪稍大的小朋友，菲佣妈妈给他拼读每个单词的字母。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小巴上的课堂，让人屏息细听，仿佛静待种子发芽，天地创世。

　　可是这些女人，在香港住得再久，也无法拿到香港护照，她们也像内地的民工一样，有苦难言。这一切，都缘于一份输出劳工的合约，缘于一个经济失败国家的贫弱。直到去年，香港终审法院的一个判例，似乎终于给了她们定居的曙光，但却激起了香港社会主流舆论的反弹，似乎是在报复前两年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遭枪击事件中开枪的菲律宾人。支持的政党团体，还因此在区议会的选举中大败。最终，终审法院拒绝了这些为香港付出青春和辛劳的外佣，他们无一例外无论在这边工作多久，都失去成为永久居民的选择权利。

　　一位在港工作四、五年的内地朋友抱怨说，此前很认同香港价值、也从未感受到歧视的她，对中港两地“蝗虫”与“狗”的对骂不断升级，对港人的非理性感到十分失望。我十分理解她。但我自己曾在试图跟内地朋友解释两地矛盾的根源时，遭遇过滑铁卢。身份，分分钟变成了标签，道理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偏帮，如此轻而易举，瞬间转化。

　　如果有一张无知之幕，隐去了我们所有人原有的身份，就事论事地判断是非，那么，尽管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而且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十分复杂，但是，我还是更担忧香港，尤其是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

　　香港作为一个多族裔混居的移民社会，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对社会资源匮乏的担忧，更是日益严重。自由社会的共同体实验，正面临排外自闭情绪的干扰。没有什么比排外对自由价值更具杀伤力了。一个自闭的城市，就如一个自闭的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滋味，更别说捍卫自由的价值。

　　很多人担忧自由正在从香港消亡。中港两地矛盾的身份标签化，菲佣永居权成为多数人偏见的牺牲品，这些并非没有可能成为转折点。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政治议题的激烈对冲，旺角街头随时激起几千人的对峙，一些原本在自由范围以内的共存现象，处在随时失衡的危险状态。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这是自由的代价。只有理性和宽容，才是自由的救赎，这个教训应该记取。当香港不再是自由的堡垒，它的堕落也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