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忙着做一个人物采访，在家做案头工作，看了学者资中筠的新书《美国十讲》。其中有一部分，她回溯在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所做的改革，称为“新政”。新政的具体措施和政策资料比较丰富，一般人都看到的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采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云云。而当时政府提出的新四大自由，更让我印象深刻。

　　所谓新四大自由，即将原来老的四大自由中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压缩进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另外又加了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指政府要保证所有的公民无匮乏之虞，也就是保证温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另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指每一个公民不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受到侵害。

　　看到这两条，联想到近日的一系列新闻，我颇为感慨，那些在一些人调侃之中的“查水表”的笑话，在另一些人身上，则是切切实实的灾难和祸端，前日听闻一个小道消息，据说某大V将要在CCTV认罪检讨，不知真假，但此前的几个已经发生的实例，还是让人不免有信以为真的冲动，以及某种悲怆和愤怒。

　　我忍不住想起《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里提到的一则科幻小说的情节：在遥远的星球上，那里的居民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做犯罪。结果所有人都患上了风湿病。

　　杀鸡儆猴的把戏，无聊无趣无良。但它不是无效的，这或许让某些人感到开怀，看看眼下的微博上的局面，难免有点城春草木深之感。美国80多年前的旧故事，在我们这还是没有发生的科幻小说。

　　而对于“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不得不要说起最近几日的井底之居的社会新闻，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隐喻，“地下”、“黑暗”和“流浪”，放在任何一部小说里，都能成为一篇充满戏剧矛盾的故事，比如我一下子脑子里浮现出多年前看过的《侠胆雄狮》里住在下水道里的文森特，他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这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统治的世界。”另外也想起了大名鼎鼎的忍者神龟。在文艺戏剧里，他们命运起伏却极具观赏快感。而当相似的剧情关键词集体在现实生活里呈现出来，矛盾感依旧，戏剧的观赏快感全无。

最后，不过换一个姿势井居

　　现实中的那些井居者，有的是纯粹的流浪乞讨者，没有工作。有的则是打着零工的外地人，他们白天帮人家擦车、发楼盘广告等等，然后晚上钻进地下，盖上井盖，他们在这座城市，又不在这座城市。

　　现实中的流浪和露宿街头，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浪漫和多情，不会像《机场情缘》里的那位流浪在机场的男子，最后一切OK，还抱得美人归，也很难像《幸福终点站》里的那对父子，在被房东赶出来后，时而露宿在地铁站的设备间里，时而抢住到救济机构提供的临时宿舍，最终却得到幸运，获得成功。

　　记者与其中一位井居者的对谈中，一个细节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也让人颇感心痛。记者问：“有人说住在井下没有尊严?”井居者说：“尊严?分对谁讲。像我这样的人，跟要饭的差不多，尊严在我身上谈不上。2008年，我在路边擦车，城管把我抓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把我关狗笼子里，我是想要尊严，那时还有什么尊严呢?”

　　现实就是现实，没有翻转剧情，没有旋律优美的《流浪者之歌》，有的只是翻转难眠、随时充满危险的井下长夜。

　　虽然今天一早的新闻，传来好消息，那位接受了新京报采访的井居者王秀青，和北京某高校已达成初步意向，该高校向其提供月薪3000至4000元的工作，并提供食宿，他今明两天就会去上班。

　　同时，官方还自我辩解了一番：“多次与其沟通，提出协调，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救助，为他联系工作、安排住宿，但他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救助。”

　　王秀青只是众多井居者中的之一，如今看来，似乎相对幸运一些，或将有个好的结局，但更多井居者呢，早已各自散去，像大风吹过的尘埃，继续漂流，不得其所踪，可以想见，他们曾经的井下生活，会以另一番相似的贫苦艰难的情节出现，只是不一定再有人去一阵风般关注了。

　　在此之前，类似有关流浪汉的新闻还有很多，比如广州立交桥下为了防止流浪汉夜宿，造了一排排水泥桩子，再比如有一年某报记者去北京西客站采访那些常年在候车大厅里打地铺的人们，写下长篇报道，每一次新闻掀起一阵集体唏嘘和愤怒，然后烟消云散。

　　从体制和理论上来谈，这都是一个老话题，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收容，变成了自愿救助，各地各省都在不同的报纸上时不时的展现一下他们对于救助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方法。

　　但流浪的继续流浪，无家可归的继续露宿街头。

　　有一个电脑游戏叫做《模拟城市》，玩家可以施展本领，管理好一座城市，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有一次，我打造出一个警察之都，流浪汉会被拖到改造中心，成为勤奋努力的工作者。”

　　游戏可以胡来，现实不能乱搞。怎么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思考。我不是社会管理的专家，只能在这里发一发牢骚，按照崔永元老师的说法，我这顿牢骚，都是建设性意见，至于怎么做，有关部门你们更在行。

　　对于一些人，北京很大，对于另一些人，北京很小，小的只有一口井那样的天空。以前我们为唐家岭的蚁族唏嘘，为地下室的外省青年唏嘘，如今又在为井下的流浪者们唏嘘，当年的巴黎下水道里，住了很多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俨然一个地下社会，1862年，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巴黎下水道仍是一个神秘的场所。如果知道自己的下面是个可怕的大地窖，巴黎会感到不安。”

　　我们是一个从来没有承认过拥有贫民窟的国度，最多只有棚户区，所以有时候电视新闻里扫过印度的贫民窟会让某些人产生潜意识的优越感，但就像《布满贫民窟的星球》里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预言的那样，“城市化与工业化甚至经济增长分离开来。大批被正式世界经济逐出的人群，必须把他们的生活押在危险的山坡、河漫滩或临近散发毒气的垃圾场等不可避免的灾难上。”

　　这样的表述，可能不能完全准备的应和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但其中展示的忧虑和我们新闻里的井居者的故事，是有相似之处的。

　　每一口井，都是一个分散而微小的贫民窟。一阵风过后，尘埃四散，但终将存在。

　　最后，众人不过换一个姿势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