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孩子一样，玛格丽特·豪·劳瓦特也听着那些动物会说话的故事长大。“有这样一本书，是妈妈送我的，名叫‘凯莉小姐’，”想起这些，劳瓦特眼里闪烁着光芒，“书里描写的那只猫不但可以说话，而且可以理解人类的语言。也许真有这种可能，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我的心头。”

　　随着渐渐长大，大多数孩子将动物说话的故事抛之脑后，劳瓦特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劳瓦特20来岁时来到加勒比海的岛屿圣托马斯生活，那些故事便有了新的意义。1963年圣诞节期间，她的姐夫谈及海岛东部尽头的一个秘密实验室，说在那里和海豚一起工作。劳瓦特决定，第二年年初参观一下那所实验室。“我很好奇”，劳瓦特回忆道，“我驱车向那里驶去，沿泥泞的山坡下行，坡底是悬崖绝壁，悬崖上面有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物。”

　　在那里，劳瓦特遇到一位头发蓬乱的高个子男士。他身着开襟衬衫，抽着香烟。此人名叫格雷戈里·贝特森，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份子之一，也是这所实验室的主任。“你为什么来这里？”他问劳瓦特。

　　“嗯，我听说这里有海豚，”她回答说，“我想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或者任何可以效力的地方……”贝特森不善于应对擅自上门的访客，但也被劳瓦特的“虚张声势”所打动。于是，他请劳瓦特看看那些动物，并要求她观察一段时间，将所见记录下来。尽管劳瓦特缺乏科学培训，但事实证明，她天生就适合观察动物的习性。贝特森告诉劳瓦特，无论何时，只要她想就可以过去。

　　“那里有三只海豚，”劳瓦特回忆着，“它们是彼得、帕梅拉以及茜茜。茜茜是最大的一个。它爱出风头，叫声很大，爱表现自己。帕梅拉则很害羞、很胆怯。彼得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渐渐长大以后，它有了性征，还变得有点淘气。”

　　实验室有个海水池，从上层楼面延伸出来，海豚就生活在里面。海潮从池子的两端涌入，可以起到清洁池水的作用。这项设施是为了使人类和海豚更近距离接触而设计，它来自美国神经系统学家约翰·利莱的设想。在这个池子，利莱希望能与这些海豚进行“沟通”，培养它们通过气孔模仿人类声音的能力。

 　　利莱过去就沉迷于和鲸类动物交流。那始于1949年。那时利莱住在马萨诸塞州，他在家附近的海岸亲眼见到一头搁浅的巨头鲸。那头鲸的脑容量大得令这位年轻的医师无法置信。他开始想象鲸鱼这种生物有多聪明。《鲸之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格拉哈姆·伯内特解释道：“当时，科学界每个人都在思考脑容量与大脑能力的关系。在那个阶段，你一说起那种事，研究者们都会这样惊叹‘哇……好大的脑袋……太不可思议了！’”

　　接下来几年，每次一有机会，约翰·利莱就和第一任妻子玛丽包一艘帆船，到加勒比海域环游，寻找其他有巨大脑容量的哺乳动物观察。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一次旅行中，利莱偶然在迈阿密发现了“海洋工作室”——第一个圈养宽吻海豚的地方。

 　　美国东海岸的渔夫是与海豚直接争夺鱼类食物的竞争者，时至今日都被认为是海豚的死敌。“在美国多数的沿海城市，它们被称为‘鲱鱼猪’。”伯内特说。但是在这儿，在“海洋工作室”，海豚展现了爱玩的天性，还有它们很快学会小把戏的能力，那种可爱的表现让人很难不爱它们。

 　　在这里，利莱第一次有机会研究活体海豚的大脑，用精巧的探针绘制它们的大脑皮层，而这是他研究猕猴时首次发明的方法。对海豚无法使用镇定剂，因为麻醉会使它们停止呼吸，所以绘制大脑无论是对这种动物还是对科学家而言都不容易。研究哺乳类动物无法始终顺利结束。但1957年的一项研究却没有那么不顺，它从此改变了利莱和玛丽的生活。

 　　如今97岁高龄的玛丽对那天的事记忆犹新。“那天我来到楼上，听见楼下手术室里约翰正在和他的助手爱丽丝说话。约翰讲话的时候，海豚就会学着他的音调发出‘喔……喔喔……’的声音。到了爱丽丝大声应和时，海豚就模仿她的声音。我下楼走进他们做手术的地方，把楼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俩。两人感到十分震惊。”

　　约翰推断，也许这种行为表明，海豚想和周围的人沟通。如果是这样，跨物种间的交流就存在令人兴奋的新机遇。1961年，约翰·利莱在《人与海豚》一书中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会说话的海豚渴望与我们交流。这种看法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利莱的书因此很畅销。

 　　《人与海豚》令研究者得以玛丽·利莱对海豚模仿人类声音的初步观察出发，甚至开始尝试教海豚讲英语。他们最终的梦想是联合国设立鲸类研究组织主席。相关组织认为，所有海洋哺乳动物均能启发世界性课题的研究，并拓宽人类从科学、历史、经济到时事各方面的视角。

 　　利莱的观点对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很重要，特别是天文学家。“我看了他的书，印象非常深刻，”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说，“这是一本令人激动的书，因为它提出一些新看法，认为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聪明和复杂，但是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 德雷克刚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绿岸”完成首次用射电望远镜探测外星文明的实验。他很快发现利莱的研究和自己的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俩（都）想尽可能地了解和其他智慧物种沟通面临的挑战。”这种兴趣促成利莱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财政支持。1963年，他在加勒比海地区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目的是培养人类与海豚之间更亲密的关系。

　　几个月以后，1964年初，劳瓦特来到实验室。借助善于感同身受交流的天性，她迅速与三只海豚建立了感情。由于急切希望实现约翰·利莱建立跨物种沟通桥梁的梦想，劳瓦特投身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她尽可能多地与海豚呆在一起，并日复一日地训练他们模仿人类的声音。实验室主任格雷戈里·贝特森全神贯注研究动物之间的交流，劳瓦特就独自追寻利莱的梦想，教海豚说英语。然而，即便是像“海豚之家”这样先进的实验室场馆，依然存在研究障碍。劳瓦特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进车里，拉下车库的门，开车回家。那时我想着‘这些大脑壳的家伙可是整晚都在这儿游来游去呢。’这想法顿时让我意识到，每晚大家都离开这里不是正确的做法。”

　　劳瓦特想，如果她能全天都和海豚在一起，培养它们模仿人类语言的兴趣，就像妈妈教孩子学说话一样，那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她说：“也许是因为我家离实验室太近了，住实验室对我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这样做呢？于是，我告诉利莱，想把墙都糊上，让四周都是水。我告诉他，我想住在这里。“

　　劳瓦特激情四射的想法吸引了利莱。获得利莱同意后，她开始将实验室顶层全部做防水处理，以便室内的房间和室外的阳台全都包围在几英尺深的水中。这样劳瓦特就能和海豚在实验室一起舒适地住上三个月了。

 　　劳瓦特选择与年轻的雄性海豚彼得住在一起。她解释说：“彼得不像另外两只海豚，它以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类似人类声音的训练，另外两只有过。”劳瓦特试着一周六天都同彼特单独呆在一起，把屋子中央的升降台临时当作睡觉的床，在吊在天花板上的桌子伏案工作，桌子下面是一片水。第七天，彼特会回到楼下的海水池，同实验室的其他两只雌性海豚——帕梅拉和茜茜呆在一起。1965年夏天, 劳瓦特的家庭海豚馆准备就绪。完工后第一晚，她躺在四面环水的床上,，凝听水泵里传来的汩汩流水声，脑子里涌起对这种工作的质疑。 “别人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干其它事，而我却在这里。月光照进来，水面波光粼粼，海豚的背鳍清晰可辨。它望着我，眼睛闪闪发光。我想：‘天啊, 我为什么要呆在这儿？’但是，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要放弃。来这里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答案：彼得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在一起又能干什么。那才是全部意义，以前没有人试过了解。”当时，劳瓦特将实验进展一丝不苟地录到了0.25英寸的磁带上, 那些录音倾注了洛瓦特为实验投入的心血。训练课每天两次，她坚持不懈地记录着彼得的进步, 不厌其烦地鼓励它讲那句问候语 “你好，玛格丽特”。 “‘M’这个字母很难发音，” 她回忆道，“说的是我的名字。你好，‘玛’格丽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教他‘M’的发音。最终，他在水里翻起了跟头，透过水流喷着泡泡发出了那个音。那个‘M’的音他学得异常辛苦。”

　　不过，对劳瓦特来说，最有成效的研究往往不是这些正规的口语训练，而是通过相处深深了解彼得为何会这样。“我们看起来无所事事的时候，其实做得最多，”她回忆说，“它对我的身体结构格外感兴趣。如果我坐在这里将双腿伸进水中，它就会游过来, 一直盯着我腿上的腘窝看。他想了解这个东西的功能，这深深吸引着我。”

　　卡尔·萨根是在绿岸工作的一名青年天文学家。他造访了海豚馆，向弗兰克·德雷克汇报实验的进展。“如果可能，我们认为大家应该跟这些海豚学习 ‘海豚语’，这至关重要，”德雷克回忆说，“例如，我们提议将同一水池里的两只海豚分开，教其中一只海豚如何觅食，然后观察它是否告知池中另一同伴使用同样的方法。那才是实验的重点，但利莱似乎从未想过要这么干。”

　　相反，他鼓励劳瓦特加紧教彼得英语，但是在授课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海豚会有些性冲动，”在海豚之家照顾动物健康的兽医安迪·威廉姆森说，“我相信彼得那期间也会有很多类似的想法。”

 　　“彼得喜欢和我呆在一起，”劳瓦特解释道，“彼得会摩擦我的膝盖、脚或手。最开始，我会将它放至楼下，和雌海豚一起，”但事实证明，将彼得带到楼下都会制造混乱。由此得来的教训就是，面对着彼得频繁的反抗，看来劳瓦特用手抚摸它，还更容易舒缓它的性冲动。

 　　劳瓦特说：“我允许那样。只要彼得不粗鲁，我就不会觉得不舒服。这也成了实验的一部分，就像一种瘙痒，别在意它，挠一挠，才能继续进行。而且，那就是实验所展示的。实验没有隐私，人人都能观看到。”

　　对于劳瓦特而言，这是相当可贵的事，实验怀着尊重进行。“彼得知道，它在哪我就在哪，”她继续说，“于我而言，这并不是性。或许只是有些感性。在我看来，那样做让我们关系更亲密。并不是因为性行为，而是因为没觉得很有必要非打消性冲动不可。事实上，那才是全部。我就是那样才开始了解彼得，那种冲动也是属于彼得的一部分。”

　　人与海豚都是无辜的。可是，劳瓦特抚慰彼得性冲动的故事登上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一期《好色客》杂志。因为这本成人杂志的报道，劳瓦特的行为最终掩盖了整个实验的光彩。“我从未听过《好色客》杂志，”劳瓦特说，“我想，那时岛上只有两家卖杂志的商店。我走进一家浏览，却发现这个写有我和彼得名字的故事，这只是一个引线。”

　　劳瓦特把她能找到的所有相关杂志都买下来，但故事已经散播出去，并且当天网上还不断传播。“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她承认，“在某些地方，我读到一种说法，说世界上最糟糕的实验就是我和彼得。好吧，我不在意，但这并不是实验的重点，也不是实验结果。所以我可以直接忽视它。”

　　另一件事开始干扰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利莱就一直在研究摇头丸对改变人类思维有多大影响。在一次好莱坞的宴会上，海豚电影《飞宝》（Flipper）的制片人伊凡·特尔斯的妻子带利莱头一次见识了摇头丸。利莱当时的朋友瑞克·欧贝瑞说：“约翰和特尔斯是很好的朋友。”欧贝瑞也为致力于制止全球屠杀和利用海豚的组织“海豚工程”工作。他回忆说：“伊凡赞助了圣托马斯岛上的一些工作。我目睹利莱从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变成地地道道的嬉皮士。”

　　演员杰夫·布里吉斯通过父亲劳埃德介绍，认识了利莱。在布里吉斯看来，利莱亲自用摇头丸做实验也是性格使然。“说到底，约翰·利莱是个探险家。他会探索大脑、思维以及那些令我们意识膨胀的毒品，”布里吉斯追忆道，“做那类探索的人没有多少拥有他那种专业知识和科研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极少数像利莱这样的神经系统学家得到美国政府研究摇头丸的许可。他们坚信，这种毒品有疗效，可用于治疗心理疾病。这种研究的部分工作就是把摇头丸注入动物体内。从1964年起，利莱就开始在海豚身上用摇头丸。他很好奇这东西会对海豚产生什么影响。

 　　令利莱苦恼的是，摇头丸没起什么作用。劳瓦特回忆说，利莱大费周折，想让海豚对摇头丸有点反应，但看上去摇头丸就是没有任何影响。“不同的物种对各种药物反应不一，”兽医安迪·威廉姆森解释道，“专用于马的镇静剂用到狗的身上会成为兴奋剂。不夸张地说，鼓捣药物是很有门道的。”

　　劳瓦特回忆道，自己不赞成给海豚注射摇头丸，坚决反对给彼得服用，利莱却同意这么做，但这是他的实验室，海豚又是他养的。当时她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觉得无能为力，没法制止利莱给另外两只海豚用摇头。

　　利莱的摇头丸试验不曾间断。劳瓦特和彼得的发音练习也在进行，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我们之间从被迫在一起逐渐变为享受在一起、想要在一起，它不在的时候，我会想念它，”她说道，“我和彼得亲密无间，我已经不愿叫它海豚了。”

　　到1966年秋天，利莱对海豚说话的实验兴趣锐减。“当时这个实验对他的吸引力不及摇头丸大。最终，吸引力大的占了上风。”劳瓦特回忆道。她还记得，在彼得的实验取得进展时，利莱是什么态度。

 　　利莱对海豚的实验漫不经心。这最终导致他失败，实验室主任格雷戈里·贝特森因此离职，项目也失去了资金支持。劳瓦特和彼得六个月的“同居”实验终于结束，同时它也宣告实验室即将倒闭。

 　　没有了资金，海豚的命运也悬而未决。“我无法留下皮特，”劳瓦特不无失望地说，“如果它是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许还有可能。但是不可能留住海豚。”劳瓦特的新工作变成解散实验室。她准备将海豚们运到利莱的另一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位于迈阿密一座废弃的银行大楼。在那里，海豚们居住的地方远没有海豚之家那么自由和舒适。

 　　在迈阿密的实验室，彼得被关在阳光稀薄甚至不见天日的小水池。它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几周后，劳瓦特收到噩耗。

　　“我接到约翰·利莱的电话，”她回忆，“利莱亲自打电话告诉我，彼得自杀了。”

　　欧贝瑞对自杀这个词做了解释。“海豚的呼吸系统和人类不同，不能自动呼吸，”他说，“每次呼吸都是一次有意识的行动。如果它们感到难以生存，就会深深吸上一口气，沉到水底，从此不再呼吸。”安迪·威廉姆森将彼得的死归结为伤心欲绝，因为它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与劳瓦特分离。他说：“离开彼得后，劳瓦特会开导自己接受事实，但彼得也会开导自己吗？离开的可是它生命中的挚爱。”

　　“我并没有很难过，”五十年后劳瓦特解释道，“比起离世，让它置身于迈阿密的实验室那个环境倒更让人伤心。没有人再去打扰它，它也不会再受到伤害，不会再难过，它只是离开了。这就好。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

　　接下来数十年里，利莱继续研究海豚与人类的沟通。他尝试了其他方式，试图和它们交谈。-有些方法玄乎得很，比如心灵感应，有些则相对科学，例如运用音乐的音调。但再也没有人试过教海豚说英语。

 　　研究方向反而转移到更好地了解其他物种自身的语言上。弗兰克·德雷克创办了一家研究所“搜索外星智慧生物“（Seti）。在那里，他继续自己搜索外星人的研究。而他的同事劳伦斯·道尔将研究转向衡量各种地球动物语言的复杂性。

　　“现在仍有偏见，认为人类语言比其他物种的语言高级，”道尔说，“但是，看看海豚相互间所使用的信号有多复杂，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沟通的智慧实际上很高。我想，利莱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发现海豚实际上有多么聪明。”

　　劳瓦特留在岛上，与过去给彼得实验拍照的摄影师结婚了。他们一同搬回海豚之家，最终把那里变成他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养大了三个女儿。“那是个好地方，”她回忆道，“那座房子里总是产生美好的感觉。”

后来那座房子倒塌，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那里诞生的壮志豪情仍然留在人们心里。“多年以来，我收到很多从事海豚有关工作的人来信，”劳瓦特回想，“他们经常说类似的话：‘我七岁的时候读到你和一只海豚共同生活的故事，它就是我事业的起源。’”

　　劳瓦特和彼得的实验就是他们的“凯利小姐”故事。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儿童图书上看到过动物说话的故事，解释道：“‘凯利小姐’启发了我。我与海豚共同生活的故事又启发了别人。这么有趣。我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