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盛产游客却最不会玩？

　　游客帝国

　　你想“环游全世界”吗？

　　2005年，《新周刊》与新浪网借助网络投票的形式，排列出“中国欲望榜”。排在前三位的是：更多的钱(72.68%)、环游全世界(65.12%)、中国世界第一(54.09%)。之后是开名车、住别墅、博览群书、朋友遍天下、做老板、中大奖和桃花运。

　　旅游的欲望矗立在民富和国强之间，逐年高涨，成为现实。“中国人来啦！”——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怀着喜悦和忐忑的心情，顺应中国游客的到来进入相应的迎宾模式、语言模式、营业模式、特色文化展示模式和货币兑换模式。

　　在大旅游时代，旅游业兴旺发达、游客纵横四海的中国正在构筑隐形的“游客帝国”。

　　现在是全球人与这个“游客帝国”接触的初期，中国游客的境外表现参差不齐，一周跨数国的高效之旅也与西方主流不同。但很快，以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模仿能力和不输于人的自尊心，“中国老外”在世界各地的形象必会有更好的质变，中国人将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旅人之一。

　　2020年将是“游客帝国”全盛时期的开始。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相信到那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已经从纸面进入到中国旅人的血液里了。

　　热眼向洋看世界，不把自己当外人。全民旅游和全球旅游正在催生外向型城市、外向型经济与外向型国民。中国，这个形成中的“游客帝国”，正在通过游客缔国——缔造“旅游让生活更美好”的文明之国。

　　为什么中国盛产游客却最不会玩？

　　中国盛产游客，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出行人口之众多、沿途花费之巨大、文化探索之深入、往来世界之频繁，甚至让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堪称“游客帝国”。

　　文/文尔达

　　他们装备昂贵的莱卡相机，只为在景点前用10秒拍下V字手势；他们用7天游遍欧洲12国，每天都发条到此一游的格式化微博；他们穿着短裤白袜加皮鞋，却在香奈儿门店前大排长龙……他们是中国游客，是欧债危机的救星，是Mandala Research调查得出的全球最讨人嫌游客排行榜第二名——第一名是美国。值得琢磨的是，在全球GDP排行榜上，也是中国排第二，美国排第一。

　　中国盛产游客，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出行人口之众多、沿途花费之巨大、文化探索之深入、往来世界之频繁，甚至让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大陆游客纵横四海，让中国堪称“游客帝国”。

　　路引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让中国几乎变成一个宅男帝国。但在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等时代拐点之后，世界终于在21世纪见证了一个游客帝国的崛起。

　　中国最早的旅行家叫做周穆王，他也是中国自驾游爱好者的祖先——他有一辆由八匹骏马拉的“悍马”，性能好到日行三万里，带着他从西安出发，一路走到中亚。后世的一位无名粉丝带着对这位旅行家的仰慕之情，误打误撞制作了中国第一本路书：《穆天子传》。

　　夏商周时期，游客仍然多是王侯，公款旅游屡屡载入史册；春秋时，教育家孔子的旅行最有时代意义；秦汉时，低级公务员亦有了出差机会，游客发现了“当地特产”才是旅行永恒的主题——例如徐福不惜扬帆出海，以为跑到济州岛就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汉朝时，商人踏上了丝绸之路，而游人队伍里也加入了司马迁这样搞田野调查的史圣。

　　到魏晋南北朝，知名游客基本上都是骚客，各种诗歌游记不遗余力地做着地方营销；隋唐时，著名游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搞江南巡游，为科举长途跋涉的考生也成为了飘一代；宋元时，游客中混入了老外马可·波罗，而名气不大的汪大渊也很争气，往东去到菲律宾，往西去到伊拉克，往南去到坦桑尼亚，朱彧则证明了宋朝时广州已经有人在用指南针。

　　到明朝，出百里外必需路引，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思想，让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宅男帝国”，没有功名的庶民是寸步难行。但明朝偏偏除了盛产名太监，还出产知名旅行家——鉴于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最有名的旅行家和太监果然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和。

　　尽管如此，郑和绝对不是明朝唯一成名的旅行家。随便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19岁父亲就去世了，但偏偏又得到了非主流母亲“志在四方，男子事也”的批准，成为了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民间地理学家兼旅行达人，游遍中国十六个省，写出至今依然人气极高的旅游畅销书——《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好的旅游广告，徐霞客到此一游的地方全部拥有了开发成旅游景点的理由。一旦这些地方的门票涨价，就有人思念徐霞客，网文《徐霞客在今天成为旅行家要多少钱》便是其中一个证据。

　　遗憾的是，仁宗因“经济空虚”颁布“片板不得入海”、“沿海居民内移一百华里”的敕令，让本来朝气蓬勃的中国旅行家就此在未知的世界航路上缺席。恰逢其时，在大洋的彼岸，“游客”渐渐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忙于寻找地理上的空间坐标，西班牙、葡萄牙人洋溢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情；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又开始寻找文化上的时间坐标——他们进入希腊，进入地中海，只为进入想象中的古代文明，进入想象中的东方；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女人也加入了探索世界的旅程，蒸汽机车的窗户让妇女也可以眺望远方；而整个20世纪，暴发户美国人则开始到欧洲寻根，也开始“征服”世界之旅。当然，不能忽略的是，战后好学的日本游客也开始在全世界游走。

　　到了21世纪，中国终于作为一个“游客帝国”崛起。对他国而言，中国游客从见识浅薄者、学习者、猎奇者，变成了GDP的增长点，变成了衰败经济的拯救者，变成了外交事件中不得不考虑的筹码，也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人数众多却非本国国籍的社会“新成员”。

　　在20世纪，游记曾经是中国的社论，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今天的中国游客，是取经人还是小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郁闷地说。

　　但对中国游客来说，20世纪却是一个看世界的奇妙开始——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作为中国人，他的视角和老外是如此的不同——在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是欧洲人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旅行者试图寻觅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文化遗产，勃拉姆斯去了8次意大利，歌德也曾抛下魏玛公国枢密顾问的工作，远行意大利写作(有人吐槽说主要原因是躲避债主)。但等到康有为过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意大利不过是个穷地方，而且这个国家CEO的手段也不怎么样：“民贫而赋重，则以治海陆军之故也。”

　　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走了一圈，从此有了谈城市、谈政治、谈社会的《新大陆游记》；同一年，晚清奇女子单士厘跟着丈夫离开日本，踏上她遍及俄、德、法、英、意、比、埃、希的漫长旅途，终于发现了裹脚不是女人的义务，因而写成最早的中国女人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

　　在20世纪，游记曾是中国的社论——上述人士的一个共同点，是游记阐发了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想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发展的镜像。中国的救国游客努力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大片《建党大业》里就提及毛泽东到北京，亦是为了与同伴募款到法国去，寻找救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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