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以古巴沟齿鼩主题的邮票。

濒危物种倭河马。

北京时间4月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或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濒临灭绝的物种越来越多，人类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也越来越重视，我们也经常在新闻中听到某种物种已灭绝或濒临灭绝。但是，由于许多物种生活于深山老林中或大洋底部，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些物种是否已经灭绝？究竟是谁在做这项工作，来明确一个物种真正的灭绝呢？他们又是用何种方法来判断和明确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主管关于物种灭绝结论的认定原则和认定程序的解释。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古巴沟齿鼩已经灭绝。古巴沟齿鼩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哺乳动物之一。这种像鼩鼱一样的动物早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存在。从1890年到1970年间，一直未能发现古巴沟齿鼩的活标本。不过，数年后，有人意外捕获到3只古巴沟齿鼩。后来，又有很长一段时期未能发现活的古巴沟齿鼩，直到2003年才又有人捕获一只。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类总共只捕获过37只古巴沟齿鼩。这种所谓的“灭绝”物种又活了下去。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一般采用一种简单的规则来判断，即如果某种动物已有50年以上未被发现，就可以宣布这种动物已经灭绝，这就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主管克雷格-希尔顿-泰勒所认可的“50年未现身规则”。事实上，生物学家用更长的时间来判断一个物种是否已经灭绝，这一过程自该物种仍然生存时开始，随后对其开展长时间的跟踪监测。在这一过程中，克雷格-希尔顿-泰勒所主导的红色名录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50多年来，红名名录已经对大多数物种的生存和保护状态进行了长期跟踪监测。比如，有的物种会被标为“无危”级，有的则会被标为“易危”或“濒危”级。

白鳍豚。

英国境内已灭绝的蚁鴷。

为了确定某个物种究竟会被列入红名名录的哪个等级，知道该物种的种群及数量很重要，还要知道历史上其数量规模。比如，一个物种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下降了70%或更多，该物种就可被认为是“濒危”。如果在同样的时间段下降了90%，就可被列为“极危”级。要想明确这些等级，重要的是知道你感兴趣的物种的种群数量大小。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你才能够知道该物种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变得稀有甚至濒危。

为了获取这些数据，生物学家采用了多种技术手段。他们会努力寻找动物活动的痕迹，如足迹、粪便等。这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手段，更容易掌握那些难于发现的动物的生存状态。如果知道某个物种现在仍然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区，就可以对其开展更为细致的跟踪观测，横穿其栖息地，或许就可以亲眼观测到目标。不过，这种方法仍然不够。比如，夜行动物通常生活于密林地区，它们能够避开眼光最锐利的生物种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陷阱相机进行观测。当某种动物出现时，会触发相机运动传感器，从而将其拍摄下来。这种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并成功拍摄到濒危物种倭河马。航拍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曾经被用于从空中监测海洋物种，如澳大利亚海域和阿联酋海域的儒艮。

克雷格-希尔顿-泰勒认为，关于物种的信息并非都是生物学家通过各种订制技术得来的。比如，被列为“极危”物种的白鳍豚，有传闻认为这种动物至今仍然生活于中国的长江中。不过，这种说法没有明确、有力的证据支撑，只是偶尔有消息称某人可能见到了白鳍豚。不过，克雷格-希尔顿-泰勒表示，“对于不同人的任何奇怪的报告，我们都会接收。模糊的照片、尼斯湖水怪之类的照片，都可以。”所有这些报告，克雷格-希尔顿-泰勒团队都会认真对待。

象牙啄木鸟。

物种数据还有可能来自于其它行业。打猎的人更容易掌握某种特定物种的习性及数量。比如，在海洋捕捞业，大西洋鳕鱼的数量被严密监测着。换句话说，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他们都是物种研究人员的网络延伸，都掌握着物种的保护状态。再比如，英国的鸟类，不仅仅会有科学家在监测它们，其他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志愿者以及经过培训的热心人士都会参与其中，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每年一度的鸟类调查成果都有他们的贡献。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会将调查成果报告给全球性组织鸟类生命国际，鸟类生命国际再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报告数据。克雷格-希尔顿-泰勒表示，“我们与全球不同的专业组织保持联系，我们教会他们如何利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建立工作站，引导他们掌握整个流程，然后再通过他们采集数据。这就是红色名录的依据。”

假如一个物种已成“易危”物种，那我们如何判断它是否已经灭绝？“50年未现身规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但科学家判断的一些方式实际上是大致相似的。比如，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更新其鸟类物种红色名录，如果一种鸟类不再在英国繁育后代，那么该协会可以宣布该鸟类在英国灭绝。去年，共有三个物种被宣布在英国灭绝，它们分别是蚁鴷、欧洲金丝雀和青脚滨鹬。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物种监测与研究项目主管理查德-格利高里表示，“六年前我们评估时，发现这三种鸟类都有在英国繁育后代，但在过去五年中则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因此它们进入了我们的名录。”所有这些鸟类在欧洲其他国家还有相当的数量，而且它们还偶尔会返回英国，因此它们只是局部地区灭绝。

更具挑战性的是宣布某物种全球性灭绝，尤其是某些极危物种的个体，它们本身就非常罕见，难于发现。事实，即使当一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出现于你面前时，你也许不会想到这正是该物种灭绝的确切证据。比如，蓝羽斯皮克金刚鹦鹉是一种原产于巴西的鹦鹉，其最后一只野生样本(雄性)曾经与另一物种的一只雌性交尾。但是到2000年时两只鹦鹉失踪了，从此再也未出现。现在已经过去15年了，而且人们再也未见到野生蓝羽斯皮克金刚鹦鹉。但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仍未正式宣布这种鸟类的灭绝，因为我们至今仍未弄清楚它究竟发生了什么。

仅仅监测和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生物学家必须要利用数据分析帮助他们评估真正罕见的物种的生存状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学家本-科伦就曾经利用这种方式开展评估工作，而且这种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全球濒危动物的认识。科伦和他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计算公式，输入某个物种在自然环境中被发现的次数，从而得出其是死是活的可能性。这个公式不仅仅考虑到了某物种过去被发现的次数，还考虑到了该物种的习性特点，比如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等。研究人员发现，他们计算这些数字可以很好估测某特定动物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可能性。

渡渡鸟

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对象牙啄木鸟的评估。象牙啄木鸟被认为是极危等级，一些关于看到象牙啄木鸟的报告都是模棱两可的。上一次确切看到象牙啄木鸟还是在1944年，自那以后共有29次有人声称看到象牙啄木鸟，但所有报告都不肯定。科伦的模型首先考虑了上一次确切看到某物种的时间，然后再考虑接下来未确定的“看到”的可能性。最终得出的结论对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这种象牙啄木鸟其实已经灭绝。

这样的模型永远不会提供确凿的灭绝证据。即使如此，借助强大的现代计算机技术，像这样的分析方法正在对那些将要做出决定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即决定正式宣布某物种是否已经灭绝。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蒂姆-考尔森研究出一种统计技术，用于判断可靠的技术(如陷阱相机)是如何对大型猫科动物群体的健康状况(即数量)进行的评估的。因为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清楚有多少狮子生活于非洲的塞伦盖蒂地区，因此考尔森和他的研究团队就更容易搞清楚在该地区部署一个由200个陷阱相机组成的系统是否能够全面掌握这个群体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陷阱相机在夜间使用时更准确，因为夜间狮子的行动更加随意。

去年初，牛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发表论文称，他们对印度政府目前采用的评估野生老虎总数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该评估方法是基于个体发现次数实施的。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的方法所评估出的野生老虎数量过去乐观，估测几率中的任何一点小小的不确定性都可对科学家对老虎数量的推测产生巨大影响。

南秧鸡。

在评估濒危物种时，许多方法都是基于统计分析的，都可用来判断估测数量的可靠性。如果估测结果表明一个物种已经灭绝，那我们是否有底气宣布结果？所以说，所有这些方法或研究成果都不是权威的、可完全定性的。毕竟宣布物种灭绝并不是开玩笑，后果很严重。正如科伦所指出的，宣布某物种灭绝，就意味着放弃对该物种的保护。“因此，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希望某物种会再次出现，科学家在宣布物种灭绝时也会异常谨慎。如果你宣布了一个物种灭绝，那就没有人会再投入资金去保护它。”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白鳍豚仍然被列为“极危”等级，而不是“灭绝”等级的原因。虽然目前证明白鳍豚仍然活着的最好证据只是一些模糊的照片，但是，克雷格-希尔顿-泰勒表示，“我们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白鳍豚已经灭绝。”

判断错误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每隔几年，总会有个别曾经被认为已灭绝甚至被正式宣布已灭绝的物种，如古巴沟齿鼩，意外地再次出现于自然界。这就是所谓的“拉撒路物种”，即那些过去仅在化石记录中出现过、被广泛认为已经灭绝的而后又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古老物种，意即“复活”的物种。

尽管时有“拉撒路物种”的出现，但克雷格-希尔顿-泰勒对于全球物种的生存及保护现状并不乐观。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的物种正逐渐走向灭绝。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也是在保护大自然，保护人类自己，这也正是克雷格-希尔顿-泰勒等人所做的努力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