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些年，“旅行”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它意味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意味着广博的视野与见识，意味着诗和远方……以至于不爱出门的人有被认为无趣、枯燥、了无生气的危险。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想要找到自我，探寻生命的厚度与深度，是否真的需要“行万里路”？在铺天盖地的“诗和远方”中，也许我们已经需要警惕，抵达某个城市的火车站、拍下异域风景的照片，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比过着单调规律生活的人更丰富、更值得肯定。

　　真正的远方发生在每个人的心里。行万里者，也许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也许只是随着风景逐流。

　　撰文 | 宫子

　　如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以及“诗与远方”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憧憬着用这种方式加入浪游者的队伍，成为寻找人生与自我的一员。这个目的地因人而异，或者是西藏，兰州，大理，或者是宁静的加拿大与狂热的南欧，浪游者一边远行，同时不忘阅读手中的书籍，既脱离世俗，追求到了理想宁静的生活，又能满足精神的空缺——看起来理想而美好。

　　然而，对于是否有必要将两种远行并列而谈，我却抱有深深的怀疑。

　　虽然有些时候，地图上的旅行和精神远行是相互呼应的，例如松尾芭蕉在慢吞吞的步行中写出的俳句，还有跑到塔希提岛上寻找艺术慰藉的高更，如果没有地图上的旅行，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便不会拥有超越自我的艺术魅力，远行是他们灵感的进化之窗。不过，现在我们在面对“远方”这个意义丰富的词语时，却难免会有些本末倒置，很容易误把抵达某个城市的火车站当做抵达另一种形而上的远方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远离尘嚣的逃离路线，没有天涯海角的行程经历，就难以找到自我，追逐理想，相应的创作与阅读便沦为了无生气的书斋生活，丧失了活跃的生命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起了吉姆·贾木许最近的电影，《帕特森》，一个生活简单如时钟的主人公，每天按时起床，工作，为小镇的居民开公交车，在生活的间隙里写诗，在地下室发呆，没有发表过一行字，也没有离开过同名为帕特森的小镇。电影的色调是舒缓轻松的，或许与现实作家痛苦的创作过程并不相符，但它起码向我们做出了一种提示：远方，未必真的在远方。

　　《帕特森》剧照

　　诗人也好，小说家，哲学家也罢，他们选择各种方式度过一生，最终目的并非为了抵达某个实在现存的远方，而是为了向内在的、永无止境的远方苦行，在这场远行中，有人漫游天下，也有人足不出户，蜗居一隅。

　　伊曼努尔·康德：几乎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历程有多么宏远，那么相反，他的生活历程就有多么狭窄。我不确定康德会不会是整个人文史上旅行足迹最短的一位，但他绝对有资格成为一名有力的竞争者，整个后半生，他的哲学生活与个人生活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伊曼努尔·康德（1724 -1804）

　　康德是个喜欢制订秩序的人——正如他在哲学里做的那样，一位先驱的立法者，一个喜欢条分缕析的人——他也给自己的生活制定了严格的作息行程，哥尼斯堡的外围对康德而言似乎是一堵围墙，挡着他不让他出去，虽然康德自己给出过许多理由，诸如身体不适，过于敏感，对旅行的厌恶等等，但他更恐惧的事情，恐怕还是让秩序以外的因素进入生活，打乱自己的思想节奏。所以，对他而言，最妥当的方式，自然还是留守小镇。

　　因此，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份极为精密的生活，每天早晨让仆人定时叫他起床，然后吃饭，在楼下上课，写作，思考，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起止时间。到了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康德会准时出门散步，从小镇的这一段走到另一端，每天八个来回，每个来回必须要一步不多、一步不少，每天比教堂钟声还要准时，居民们甚至直接按照康德出门的时间来校对钟表。一天忙碌过后，康德准时在晚上十点钟睡觉，枕头、被子都有严格的折叠方法，一丝不苟，也从来不会熬夜——因为他每天一沾枕头就入睡，和电脑关机一样。就在这样一份机械到令人咋舌的生活中，康德不曾远行，不曾逃离，在绝对封闭的原地创造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远方。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布雷顿角岛是一切的圆心

　　哲学上的远行是笔直的，如一根箭，直刺思想鹄的。而文学的远行则是绕行的，一环一环，曲折扩散，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圆点和边缘。很多作家便选择将这个圆心设置在自己的故乡，抑或某个与生活经验贴切的体系当中，终其一生不曾远离，所有远大思想亦不过是通过这一圆心而射出的直径；这种古典的理想，我们曾经在托马斯·哈代和威廉·福克纳的身上见过，我们知道他们用一本本著作开拓栖居的荒原，将威赛克斯郡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变成建筑林立的王国，而在现代，我们依然可以在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身上看到这一复古的风格。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1936 -2014）

　　在十岁的时候，麦克劳德就回到故乡——加拿大东部的布雷顿角岛，在那里学习、成长。这个地方随之成为他文学生涯的圆心，在麦克劳德的小说中，见不到任何布雷顿角岛以外的景色，所有布雷顿角以外的世界都被他作了封闭处理，拒之门外。在所有了解世界的方式中，他选择了最缓慢的一种：从故乡开始，描画形形色色的居民、叙述小镇生活，而后在小镇的故事中寻找异变的根源，将文学的反思从封闭的地域居民扩散至普遍的人性经验，就像巴尔扎克在房间中研究巴黎社会一样。

　　同时，古典栖居的方式也让麦克劳德拥有一份与当代世界格格不入的节奏，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却仅仅写完了三部小说，还全是短篇小说集。不过，并非所有定居一处的作家都是慢节奏的，如果你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有机会在某家咖啡馆里遇见塞萨尔·艾拉——他的生活范围或许不会比康德更远——他每天都在咖啡馆里写作，像个爵士乐手，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没有固定风格也没有固定主题，写完后从不修改，灵感如天气般多变又源源不绝，时至今日，他已经写完了几十本风格不同的小说。

　　弗朗茨·卡夫卡：在布拉格写出世界的孤独

　　很多时候，远方是被作为逃离的手段而提出来的，人们想依靠“行千里路”的方式离开这个让自己不满的世界，同时用“读万卷书”的方式远离让自己不满的社会价值，这似乎是一种双重逃离。康德或塞萨尔·艾拉的生活范围虽然狭小，但都算明朗怡人，因此，他们或许没有太多远行的理由。

　　而对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来说，他或许是最需要远行疗养的人——但他走不出去，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弗朗茨·卡夫卡（1883 -1924）

　　他生活在一个把自己挤压到异化变形的环境中，父亲如暴君般统治着自己的生活，强迫他放弃文学改修法律专业，在生活中，他的身份是保险公司的见习助理，没有几个人见过他作为作家的另一张面孔，他仿佛生活在“地洞”里的鼹鼠，对外界的一切存有毁灭性的恐惧，所有障碍都会粉碎他，所有人都可能毁灭他的生活。为此，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他生活在“城堡”中，绝望地敞开大门，却不知道该欢迎什么样的生活进来。卡夫卡的作品讲述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故事，变异的人，孤独绝望的对话，其实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他日常生活的变形——于是，他生在布拉格，却写出了让全世界人孤独绝望的、超越空间的小说。

　　卡夫卡把写作视为劈开冰海的斧子，我不认为这是坚毅，勇气，或是什么逃离的象征，我认为这是他内心最深邃的痛苦，布拉格，那片生活的冰海是他劈不尽的，每次劈开一块坚冰之后，都有更多的、成片的冰山围涌上来。这封闭的环境既创造了他，也毁掉了他，最终，当卡夫卡打破足不出户的限制，漫游欧洲的时候，他已经处于肺结核的晚期。因为卡夫卡，整个布拉格都多了一层阴郁色调，或者说，因为那个布拉格的卡夫卡，每个远方的小角落里，都多了些阴郁的影子。

　　他在所有远方，留下了自己的角落。

　　艾米莉·狄金森：在二十五岁弃绝社交

　　在很多艺术家身上，足不出户都与痛苦和孤独联系在一起。

　　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诗人，虽然，人们无从知道这股影响力的源泉来自何方。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艾米莉·狄金森就弃绝了社交，进入完全自闭的房间，剩下的三十年内，她从未离开过马萨诸塞州西边的阿默斯特小镇——无论是足迹还是名声。生前默默无闻的狄金森在别人眼中只是个有些奇怪的女性，没有社交，自闭，终生未婚，公开发表的诗只有个位数，还都被编辑改的面目全非；直到死后，她的亲友才整理出版了狄金森的全部诗歌，让她成为惊艳的女诗人，同时也成为诗歌史上的缥缈谜团。

　　艾米莉·狄金森（1830 -1866）

　　进入她的诗歌，我们便会惊讶于其中的贫乏与丰富。蜗居的诗人或散文家并不少——我是指像梭罗或安妮·迪拉德，凯伦·布里克森那样的作家，在大自然的某一处定居，作为观察世界的基点，将某地的特色魅力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艾米莉·狄金森并非如此，就地图上的远方而言，她诗歌的范围还要再小一点，比从未离开的阿默斯特镇还要小，甚至比她自己的屋子还要小……她的诗歌中看不到任何与时空有关的联系，所使用的词语极为简单，例如太阳，蜜蜂，酒壶，蜡烛，他或她……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遇见这些简单的事物，然而狄金森的诗歌却从简单贫乏的事物中酝酿出一股神秘性，她用于构成诗行的物品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来自于另一个彼岸的神秘镜像。

　　除了强烈的主体性和难以言传的神秘感受，她的诗歌再没有其他成分；有些沉寂，一尘不染，正如她的独居生活，没有任何远方纷扰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远方”这个词对于狄金森来说会有多少份量。

　　莱纳·里尔克：去哪里，哪里就变成工作室

　　有些作家的生活范围狭小，但尚且保留了一定量的户外活动；但对有些人而言，无论去什么地方，足不出户都是他们一贯的生活习惯。奥地利诗人莱纳·里尔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莱纳·里尔克（1875 -1926）

　　毫无疑问，像所有德语作家一样，他非常勤奋，在阅读里尔克的传记时，能惊讶地感受到里尔克的这一特点。他并非蜗居一处的诗人，他去过很多地方，去过俄罗斯，西班牙，西西里，在远行途中写过完美的《杜伊诺哀歌》。但无论里尔克去到哪里，那个地方的地域影响对他来说都近似于零，他去俄罗斯，结识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迷上了俄国文化，于是每天躲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学习俄语，读书，写作；后来去了西西里也是如此，每天十几小时地工作，写诗，读书……无论他去什么地方，最后的结果都是窝在房间里写诗读书。

　　或许，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种规律？无论是蜗居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是开启漫长公路旅行的罗伯特·波西格，在宇宙里，地球只有这么大，说白了，哪里都是远方，哪里也都不算远方，当他们在迥异的人生旅途中发现了某些神秘收获，并通过艺术的形式向读者传递的时候，他们便会回到封闭的房间，进入与世隔绝的唯我状态进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在何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封闭创作的过程，便是最遥远的浪游。

　　而且，真正的远方，终极的理想，永远不是依靠“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这样简单的过程就能找到的，因为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书里，都没有提前为每个人准备好的终点与生活模板。

　　真正的远方发生在每个人的心里，行万里者，也许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也许只能随着风景逐流；读万卷书者，也许能体验遥远的存在与理想，也许却止步于字里行间。远方，不是逃离与寻找间隙宁静的产物，而是一场狂热永恒的追逐，就像康德，狄金森，卡夫卡他们以足不出户的方式所抵达的精神远方一样。它应该交予每个人的手中去自由选择与创造——我在何处，何处就有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