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在1920年代末之前是为培养现代公民而施教，它是一种宗旨、一种信仰、一种现代理念。其后党义教育渗入，公民教育变成教育之一种门类、政党规训民众的工具，这正是中国公民教育转向衰落的深刻表现。这个过程也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转型和政治文化转型历程中最值得思考和分析总结的经验教训。

       文/毕苑

　　教育的本意是传播知识，启发创新。除此之外，教育还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培育公民意识。在20世纪前期，国民教育大致经历了修身、公民、党义三个阶段。清末推崇自由，以补修身之不足；民初强调权利，以促制度之长久。但好景不长，党化教育接踵而来，公民教育转向衰落。

　　修身是真诚回归个人之心，也容易蹈入虚空。党义是干禄之具，不仅空虚，还导向虚伪。在传播知识和培养健全的公民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理念？
 
　　以1902年—1904年初的“壬寅—癸卯”学制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正式建立。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家的奋斗时期。二者密切联系，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型阶段。也正因此，中国新教育中所呈现出来的国民教育内涵十分丰富厚重。这里的“国民教育”，意指学校教育中塑造新国民的宽泛概念，并非狭义上的与“公民教育”相对立的“国民教育”，其过程大致表现为“修身”、“公民”、“党义”三个阶段和三种课程形式。回首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现代国家不无裨益，对养成未来公民更是大有必要。
 
　　经学教育的衰落和“修身”科的建立
 
　　新式教育的建立从知识史的角度看，标志着中国学生从记诵领受“书经”大义开始转变为学习近代分科设学体系下的课程门类。这一转变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重经学。直至1898年张之洞在维新浪潮中作《劝学篇》中还郑重指出，“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1901年，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清廷，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拟定“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这说明20世纪前夕，清政府对经学教育的定位不仅是知识性的，更是道德性的。
 
　　不过自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部分中国学生开始学习西洋文字。1870年代又添设天文算学馆，新知识越来越多地“侵入”传统知识体系。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溃败，改革旧教育体制更是箭在弦上、迫在眉睫。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改革后的新教育将以什么作为宗旨？在新教育中又如何安置固有的经学“大义”？
 
　　20世纪初，深受日本影响颁行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即《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深刻体现了不废经书的宗旨。章程规定，“读经”和“修身”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初等小学堂修身，要求摘讲朱子《小学》和各种图说、诗歌，读经讲经课程定为《孝经》、《四书》和《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修身，讲“四书”要义，读经讲经定为《诗经》、《书经》、《易经》和《仪礼》。以经学教育为本的立场显而易见——修身科差不多是经学教育的实用入门，按照时人的话：读经以“严古尊圣”，修身而“达用适时”。
 
　　“修身”科“修”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民间态度与官方章程的导向有所不同。而且，在晚清教育实践中对国民教育产生广泛影响的并不是官方所持的经学教育立场，而是带有新理念的地方知识分子编撰的新式修身教科书。其中发行量较大、影响一时的是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无锡人李嘉榖编撰的《蒙学修身教科书》。
 
　　在晚清中国的出版中心、文化重镇上海，文明书局自1903年后推出了一套教科书，共约23种，均冠以“蒙学”二字，后人通俗称为“蒙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按照近代学科分类设置成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其中《蒙学修身教科书》开创了修身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可谓近代第一部“修身教科书”。全书分四章：修己、保身、待人、处世。“修己”章主要谈个人道德，包括立身、求学、尚志、端品等16节；“保身”章讲卫生、保脑、用心和惜力；“待人”章讲包括父母、兄弟、朋友、师生等9种关系和品性；“处世”章论说交接、合群、名誉、守法、纳税、财产、政治和爱国9节。这样的“修身”内涵广泛，代表了清末民初学者对于“修身”知识的认识，其内容设置有度，逻辑分明，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便于儿童接受。
 
　　这部教科书将传统社会所认可的个人道德和转型时代应具备的近代知识层次分明、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新知识是以前道德教育所不具备的，更为吸引人。例如，第一课第一句话就把做人和国民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身为人，我身当为完全之国民”。第二十六课谈言论，以自由为言论之原则，同时讲求言论有据，“言论，我之自由。据理以争，人虽不从，亦言论之自由也。愿立言者，勿嗫嚅，勿驰骋，为合理之言可矣”。第五十课谈自由，深刻讲述了人以“自由”为最高权利及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人不自由，与死无异。人非法律自由，则与野蛮人又无异。人欲自由，慎无误解此自由之意”。这些观念在晚清的修身教科书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该书3年之内就发行了12版，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除了李嘉榖的这部教科书，晚清时期蔡元培、陆费逵等著名学者、出版界人士都曾编写过修身教科书。这些教本在内容上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重视养成儿童的良好品行，包括“孝道”等传统道德认可推崇的一些内容；另外就是介绍一些新知识，诸如“纳税”、“财产”和“政治”等观念。这是前所未有的近代观念的启蒙，可见修身教育承载了经学教育所不能承载的内容，而民间修身教本的蓬勃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僵化而不适合教学的经学教育。一方面传统经学教育很难以直观、浅易并具有逻辑性的方式向儿童传输道德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很多近代观念、新道德，只有通过新式“修身教科书”才有可能进入课堂，这是传统经学典籍无法教给中国学生的。所以，经学教育的衰落是道德教育转型的表现；而道德教育转型的完成，相当程度上是靠知识转型实现的。
 
　　1912年，辛亥功成，民国建立。当年教育部即废止读经，经学教育终于丧失了官方权力推崇的根本地位，修身科承担了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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