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照片

　　拜读了周育民与我商榷的大作《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尚有一些浅见，谨按周先生大作的顺序，逐一请教。

 
　　我在拙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条史料，并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

　　周先生对我讲的事实一概不顾，只指出我举出的县令张瑞芬禀报山东长清县团民勒索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说：“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团打砸抢的罪状。其实，要找到这类‘罪状’，岂止长清县，山东几乎到处都有。”言下之意，自是不能“坐实”，只要这个例子不能“坐实”，我举出的事实和论证就全部站不住脚了。

　　周先生论证说，长清团民勒索教民、平民之事，是袁世凯1900年1月19日上报诸清单的一份。“作为袁世凯研究的专家，侯先生应该知道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如果袁世凯的判断基本正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而后又说：“是教民‘鄙俗的贪欲’激起了平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平民搞义和团以一逞对于教民‘鄙俗的贪欲’？读者是相信以前众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还是相信侯先生的新发现，尽可以自作判断，至少在我看来，历时百年之后的今人，见识仍不应不如百年之前的袁世凯。”

　　我确实知道袁世凯说过上面那几句话。但是，他说的是“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这话不难理解。而“积怨”之构成，责任可能在甲方，也可能在乙方，他并未言明在哪一方，请问周先生：是从袁世凯所说的哪个词汇里断言“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实行禁教政策。其后虽然解禁，但暗中仍对教民严密监控，予以打压。有些平民由于种种原因，也极其歧视欺压教民。如直隶曲周县牛家寨的平民耿作林、耿洛协等，在1872年就带人多次捆打辱骂教民，并用粪水强灌，还让教民设宴赔礼，讹索教民京钱十三千文，毁坏教民秋禾，不许教民吃村中的井水，不许使用碾磨，逼令他们反教。（转见黎仁凯等《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第9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涞水县南高洛村平民与教民结怨，“此事起衅，在同治末年，该村有习摩尼教者六家，其村首事阎老福，恶其淫邪，禀请县令于子坚笞辱之。六家挟仇，遂入天主教以图报复。”（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1，第448页）调查资料亦证明，“当南高洛村信教人去北高洛村传摩尼教时，却遭到北高洛村绅士阎洛福的严厉斥责。阎洛福原是北高洛村大户……为防止摩尼教的蔓延，有一天他准备了一些狗肉去南高洛村，强制所有迷信摩尼教的人吃狗肉，逼使他们反教（民间流传吃了狗肉能破邪教）。不久，意国传教士在南高洛村建立了天主教堂，那些被迫吃了狗肉反摩尼教的人们，怀着对阎洛福的仇恨加入了天主教。在洋教士支持下，不断扬言准备报复阎洛福，并伺机寻衅。”（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15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信仰摩尼教的教民并没有欺压平民，而且还未投入天主教，阎洛福却禀请县令“笞辱”，强逼他们吃狗肉反教，公然侵犯剥夺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信教自由。显然，最初结怨的责任不在教民，而在仗势欺人的阎洛福。有了这最初的结怨，方有以后的六家人改投天主教，挟仇伺机报复。山东巡抚毓贤在1899年也坦然承认：“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中华书局1959年）。他是极力庇护义和团的高官，不会诬蔑平民，所言应当可信。这些说明，民、教最初的积怨，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平民首先欺压教民所构成。

　　我的见识很可能不如袁世凯，那就看看他对义和团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吧。据我所知，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路经德州接见吴桥县令劳乃宣时，即称赞劳乃宣请明降谕旨惩办“拳匪”，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上奏。上任的第二天，就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1900年1月13日上奏说：“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祗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沈祖宪辑《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第1～5页，项城袁氏宗祠藏版1938年）5月1日，清政府征求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的意见时，他又上奏说：“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最后又不容置疑地说：“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5页）这两次上奏，他不仅指出义和团“仇教”“灭洋”只不过是“托名”，实际上是“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同时极其明确地道出义和团“实祗在于纠众劫财”，“劫取财物”，“焚杀掳赎”，“掠害平民”。他到底是指教民有“鄙俗的贪欲”，还是指团民有“鄙俗的贪欲”，表白得够清楚了，用不着再把他多次下达剿灭义和团的命令指示罗列出来吧？

　　周先生还举出署济宁知州汪望庚在禀报中所言：“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之后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用以证明长清县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平民，不是“历史真相”，不能“坐实”。

　　周先生既然认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不足凭信，就不应再用这样的清单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周先生引用的这条在全文中唯一的史料，恰恰就是汪望庚在教民教士控告后汇总禀报给巡抚毓贤的清单，而且对其所说坚信不疑。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张瑞芬是奉袁世凯之命禀报的。袁世凯是为防止“各教士藉端勒索”而下令各州县“确查详勘”（《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05页，中华书局1990年）的，有何理由认为张瑞芬禀报的不是“历史真相”？否定某条史料当然可以，但必须摆出事实，举出有力证据。周先生并未对张瑞芬的禀报进行考证，去伪存真，仅仅和一条连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的史料加以比较，即加否认，是否轻率武断了些？

　　我在拙作中说：“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此，我仅说明口号提出的原因，并未指明提出于何时。周先生却硬说我认为在1899年11月以前，义和团没有提出这个口号。并以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基地的争执为例，证明义和团提出“灭洋”在前，“向教民索讨罚款”在后。是否如此，且看事实。

　　梨园屯的居民将近300户，其中入天主教者20余家。庄内旧有义学1所，玉皇阁数间，学地38亩。后经兵火灾伤，义学已废，阁亦倾圮。1869年3月1日，庄中各首事议定四股均分。分单写道：“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日久年深，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第125页，齐鲁书社1980年）

　　但教民分到宅基地之后，也无力修盖教堂，当年将“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即梁宗明）名下修盖教堂。”（《山东教案史料》，第124页）1873年，梁宗明修盖教堂，三街会首阎立业等到县控告教民拆毁义学、庙宇，盖立天主堂。知县韩光鼎听取了双方供词，核对了当年分单，判曰：“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山东教案史料》，第125页）并将原来的分单移送主教。这次依分单判决完全正确，阎立业等败诉，受到责押，后经人保释。

　　1881年2月7日村民庆祝玉皇神会，经过天主堂时将教堂大门挤开，教民出来计较，然亦不过空言争论。韩光鼎再次审明案情，判决：“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山东教案史料》，第156页）这次判决改为地基由教民“暂行借用”，违背分单和法理，是错误的。

　　1887年，传教士费若瑟购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三街会首刘长安等又到县禀报：“前因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屡经涉讼。现在教民王三歪等复将教堂拆修，扩充地基，庄众忿怒，拟往拆毁教堂，索地修庙。”并发动村民“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堂内衣物亦有失少。知县何式箴等到该屯查验情况后判决：“因查刘长安等理曲肇衅，本应究惩，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断令遵限拆还教堂”。教民仍然上控。新任知县魏起鹏又会同何式箴审理。正在提讯间，经绅耆调处，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庙，刘长安等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言归于好。何式箴和魏起鹏考虑到“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但为了避免民、教“嫌衅滋深”，既然“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山东教案史料》，第126～128页）维持了韩光鼎的第二次错误判决。

　　法国主教马天恩以韩光鼎初判后移文内“有‘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等语，并将分单串票移交教堂管业，未有‘暂行借用’之说。可见教堂并未霸占地基，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产业”（《山东教案史料》，第128～129页）为由，又提出重新审理。

　　其后的发展过程，戚其章先生记述较为详尽，兹节录于下：

　　马天恩提出异议后，巡抚福润令东昌府提集复审，1892年改判为：“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200两，京钱1000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

　　教民仍不满意，扬言要将控争之人拿究。村民也不服，当年4月底，请来道士魏合意赴庙主持，并将办团练的枪械移存庙内。教民畏惧，纷纷逃避。济东道张上达亲往查处，到后魏合意已被何式箴拿获。他们又传集附近乡耆开导，“该庄居民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让改教堂。”并“将庙内正殿三间拆毁”。

　　1897年春间，教民王太和等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在庙基上建堂。该村“十八魁”阎书勤等见状不悦，约请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于3月24日到梨园屯“亮拳”。“亮拳”活动进行了3天，四周20里内拳众到者甚多。教民虑及村民意图阻拦修盖教堂，“遂以梅花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村民不服，前往教堂理辩。教民见“人多势众，闭门不纳，并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致激众怒，群起相投，以致互有受伤”。4月27日，阎书勤等带领村民，各执刀械，攻打教堂。“在格斗中，教民王太清重伤致死。全村25户教民，除2户外，俱遭抢掠”。村民还拆毁教堂，重新将庙盖起。案发后，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查办，他认为“庙基为始祸之由，议为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洋人置买地基，建立教堂”。费若瑟转商主教马天恩，马天恩不同意，坚持惩凶，归还教堂地方，赔偿教堂损失。洪用舟与新任县令曹倜传到赵三多，晓以利害，令其解散梅花拳，并搜捕阎书勤。后便“督勇役将庙宇拆毁，以原基交还教堂。”阎书勤在被官府追捕之下，联络拳众3000余人，并改名为义和拳，在1898年10月祭旗起义，旗上书写“扶清灭洋”四字。（参见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第301～304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

　　该案当初的分单是经全村平民同意的，也是为了防止以后有人不承认而“立清分单存证”的。区分是非曲直，只能依据分单。如果平民诚意遵守，争执不会出现。分单写得极其清楚，宅地和上面建筑物，均归教民所有，并“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教民如何处置，平民无权干涉。可是，平民却违背分单协议，控告教民在宅基地上盖教堂，还撒谎说“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此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平民官司败诉，带领打官司的阎立业受到责押，刘长安被革去监生功名后，怀恨在心，又置械“亮拳”，威胁教民。教民恐惧，才诬告平民“阻工、谋叛”。当平民前往教堂理辩时，教民出于自卫，不敢放进，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诚然理曲，但仅“互有受伤”。而4月27日平民攻打教堂，却致教民王太清重伤而死，并“抢掠”全村25户教民中23家的财物。不难看出，当初的民、教积怨构成，“肇衅”完全在理曲的平民一方，是他们依仗人多势众，首先撕毁分单协议，欺压弱势群体的教民，企图霸占已属教民的宅基地。同时整个过程也证明，与周先生的结论相反，教民并没有勒罚过平民，平民“抢掠”教民财物绝非是“向教民索讨罚款”，亦非在提出“灭洋”口号之后。究竟是教民有“贪欲”，还是团民有“贪欲”，不是一清二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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