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说：通过他对长清县令的禀报和玉皇庙基地争执的论述，“大概把学术界以往的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判断的基本理由讲清楚了。”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

　　在论述“反帝性质”时，周先生写道：即使我列举的京津直隶一带大量有关“抢劫”的材料“完全属实，也必须根据一些基本的‘常识’进行具体分析”。“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曾被国民党和地主们污为‘赤匪’，义和团打教堂、分教产、剥夺教民之类的行动，进而派捐商铺、设卡收捐、抢夺富户，从而出现大量的负面记载，情同此理，丝毫不值得奇怪。”

　　我没有周先生这样的“常识”，只知道红军当初执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时，确有严重错误，但他们为的是打倒剥削阶级地主，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将田地和财物分给穷苦人民，使之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翻身，或将钱物作为经费，用于实行民主革命。义和团则是只知抢劫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教民，分赃肥己，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说到“常识”，一般群众均能理解“盗匪”二字的含义，也属于“常识”。现在看来，仍有加以诠释的必要，以免与“反帝”混淆。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盗匪：用暴力劫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人（总称）。强盗：用暴力劫夺别人财物的人。由此可见，判断盗匪和强盗的要素，为其行事的目的、手段和方式，非其行事的对象。因此，凡是以暴力劫夺别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不论劫夺的是什么人，均为强盗行为，与“反帝”毫不相涉。综观义和团打洋教的所作所为，盗匪、强盗的定义均适用于他们。连极力庇护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也不得不承认朱红灯、心诚和尚及于清水是“匪首”，将他们斩首示众。

　　我在拙作中写道：“肯定义和团打洋教就是‘反帝’，其前提只能是被义和团烧杀抢掠的教民和平民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反帝’便无从谈起。”对治史者来说，这也是基本“常识”。我还写道：“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肯定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可是，周先生肯定“反帝”，只有一句主观推导或演绎出来、含混不清的空话：“教民的背后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既无事实证明，亦无论证，决然证明不了烧杀抢掠教民和平民就是“反帝”。

　　教民入教只是皈依一种宗教信仰，立身行事各有准则，不能一概而论。孙中山、马相伯、夏瑞芳、沈缦云、英敛之几位名人都是基督教徒，能说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吗？周先生也承认教民中有“善良分子”，想来在周先生眼里，“善良分子”与帝国主义定有严格区别。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烧杀抢掠教民就是“反帝”的论断还能成立吗？至少也不适用于“善良分子”吧？大量平民、回民和官员的“背后”均无教会和帝国主义，也不能说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吧？

　　周先生又以**领导的革命运动“冤死的无辜革命者和普通群众恐怕远不止两万之数”，说明不能因此而否定革命运动本身的性质。但是，义和团运动不同于**领导的革命运动，对于“冤死”者，**也理应平反。对“冤死”的教民，历史学家同样应当如此。周先生明知教民有“冤死”的，为何还要把他们打入帝国主义之列？

　　对我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例，提出“评价同一性质的信奉基督教，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周先生认为这是“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件的‘统一标准’”。我认为，教民中有极少数坏人，绝大部分为良民，并不主张以统一标准看待他们。统一标准的发明权不在我，而在“反帝”论者，基督教徒身份就是他们的统一标准。只要是教民，他们就不分好坏，一律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代理人，并由此认定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而对孙中山，则是另一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太不公平，才提出用统一标准相辩驳。孙中山与义和团同时，该不算“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件”吧？为什么不能用统一标准去评价？难道孙中山不是基督教徒，其背后不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背后不是帝国主义列强？逻辑上失之简单的不是我，而是“反帝”论。评价双方，皆不能单纯以教徒身份作为标准，应看其实际表现，才称得上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学术观点，谁都可以坚持。但商榷历史问题，必须以事实为证。列宁说过一句名言：“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愿与周先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