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像一提保护动物就会遭到反驳——那么多残疾人、失学儿童还救不过来，还提什么救助动物？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等到所有的国民都脱贫之后再提保护动物。”

　　在老城区的幽暗弄堂、在商品房小区的灌木丛，在午夜的公园里、马路边，在垃圾场，游荡着流浪猫狗的孤独身影？

　　那些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宠物，不知从何时起成为了没有温饱保障，任人宰割的丧家犬猫。据不完全统计，在各个大城市，每天都有数十只至上百只小动物被遗弃、受残害。其中，狗和猫所占数量最多。流浪动物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社会问题。

　　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流浪动物，自发形成了保护、救助它们的民间团体或救助中心。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资料显示，我国民间动物救助组织目前至少有1万家，初具规模的有2000家左右。

　　但爱心背后总有太多的艰难和坎坷：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动物保护基本法，很多动物包括流浪动物还无法有效保护；救助流浪动物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和资助，面临缺钱少人的困境；而纷纷涌现的救助组织和个人鱼龙混杂，难免遭受信任质疑？

　　民间动物救助究竟该何去何从？

　　险些倒闭

　　占地面积达10亩的广州爱笑天使钟落潭救助站(以下简称：爱笑天使)，是广州收留数量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的流浪猫狗救助站。它是一个一直未透露姓名的热心女士，自15年前在街上救助第一只流浪猫之后，渐渐发展而成。

　　“救助站在钟落潭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内，租的是一大片的果园地，没有详细的地址名称。最高峰救助站收容的流浪猫狗超600只，多是路上捡的、屠刀下救出的、马路上被车撞的或者生病要治疗的。由于地处偏僻，平日只有几名驻场工作人员负责打理，工作量非常大。每个月包括饮食费用、医疗支出、房租水电、人工等等支出就要超5万元。”关上松告诉《新民周刊》，救助站成立至今已耗尽上述热心女士所有资金超百万元。

　　关上松，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2009年，当时还是该校兽医专业大三学生的他第一次开始参与动物救助和宠物医疗。

　　“大学至今，我接触过广州五六家民间救助团体，其中长期参与的便是爱笑天使。因为我是学兽医的，所以主要也就是帮他们做一些医疗咨询、流浪动物的检查、节育手术，以及有关流浪动物的知识宣传等。”关上松介绍道。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宠物狗和宠物猫在中国逐渐成为财富和时尚的象征，一只北京犬或西施犬动辄开价上万元，一只名种猫也价格不菲。但随着宠物热的兴起，各种品种的犬猫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之后各地限养法规纷纷出台，但内容多只针对养狗的市民，对宠物狗的源头——狗市和狗的繁育却没有限制。加之很多人并没有把宠物当作家庭的一员，社会也没有为它们准备好应该准备的一切。

　　“街上的流浪猫狗，除少部分是走失的，绝大多数是人为遗弃的。”在关上松看来，遗弃宠物的原因不外是：搬家后无法携带，宠物患病不想治疗，一时兴起养宠物之后后悔，结婚生孩子，家里人反对等，“如果有法律能够约束主人随意丢弃宠物的行为，那才是治本之策。”

　　如今，流浪动物已成为世界级的问题。“但目前流浪狗的救助、领养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维持。”关上松略显无奈。

　　然而，不少民间救助机构的发展之路竟然惊人地相似——一开始都有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在十多年的救助生涯中，发起者耗尽家产、放弃事业、受人误解、颠沛流离，有的还遭人敲诈勒索。噪音和异味扰民、城市动迁、资金紧张等问题令它们居无定所、多次搬迁。

　　爱笑天使也不例外。记者了解到，去年3月，爱笑天使入不敷出，欠下外债10万元。因为拖欠人工费，工人都走了。

　　“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近700只猫狗实施安乐死。爱笑是最大的流浪猫狗救助站，也是最困难的救助站。”关上松告诉记者，最后是通过网络募捐才挺过那次难关。也正是从那时起，爱笑天使已经不再大规模接收流浪猫狗，而是积极寻找领养。

　　除了资金不稳定，另外还有场地的困扰。2009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严格管理区内个人养犬，每户限养一只”。

　　“救助站无法设在市区，一来经费不允许，二来政策也不允许。即便我们不奢谈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单考虑流浪猫狗数量的失控，那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关上松说，救助流浪猫狗不仅仅是救治、喂养，而应科学救助流浪猫狗，控制流浪猫狗的整体数量。

　　正名艰难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动物保护组织起步甚晚。

　　1903年，香港爱护动物协会(SPCA)由一班志愿人士组成。1992年12月，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2000年1月清理整顿后再次注册登记。2001年，国内第一家政府批准的非营利性民间动物收容及保护机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成立。2003年1月，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保护分会成立。

　　而令人困惑的是，民间组织要得到官方承认却十分困难。要知道，没有官方的承认，又往往会陷入“非法组织非法活动”的困境。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芦荻曾表示，“很多民间的小动物保护组织前期准备得非常充分，包括招募会员、募集资金，连收容的地方都已经找好，最终因审批不下来而解散。2005年2月，一家辽宁省的民间动物组织因在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收容活动，被政府强行关闭。”

　　关上松则坦言，手续繁复、审批过程漫长、注册资金高昂，是民间救助组织正名难的主要原因，“早在我加入爱笑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向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申请注册民非组织，但一直没有成功。因为当时要注册民非还必须找到一个挂靠单位。由于没有成熟的监管办法和法律依据，没有单位愿意让爱笑挂靠。”

　　直到2011年7月，这一现状才得以改变。在当年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

　　据了解，上述三类社会组织，也是首批纳入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的试点。此前，社会组织如想登记注册，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很多社会组织因找不到政府部门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挂靠，无法登记。

　　随着该批文落实到各地，各地陆续都有民间动物救助机构成功注册。2012年7月，爱笑天使终于拿到了由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同时也成为广东省第一家动物民办非营利单位。

　　“尽管已经注册成功，但如今多数民非组织主要服务的对象仍然以人为主，而我国在保护动物领域，又缺乏法律规范，救助着实无规范制度可依。我们从民政局也拿不到资金的补助，又缺乏企业的支持，现在爱笑的资金仍依靠社会个人捐助为主。”关上松告诉记者，救助资金的不稳定仍然是横在爱笑天使面前无法逾越的障碍。

　　此外，爱笑天使也会不定期地举行爱心义卖活动，以及在淘宝开设“爱笑天使动物关爱中心”的爱心网店，来解决资金问题。

　　信任危机

　　事实上，爱心捐助遭遇信任危机，是所有民间救助组织都将面对的问题。

　　早在2006年2月27日，北京丰台区梅源小区内的流浪猫胖胖惨遭汽油浇顶、烈火焚身。它的命运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几千名网友汇集了1万多元爱心捐款，用于它的救治。就在凤凰(被焚后，网友为“胖胖”改名“凤凰”)即将痊愈之时，爱心捐助遭遇“审计风暴”，当初同心合力救助它的网友们质疑捐款的用途和剩余资金的流向，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反目成仇。

　　另一方面，纷纷涌现的救助组织也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据了解，2000年年初，有个人从国外回来，在河北张家口建立了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并和国际上的同类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只要国内针对动物保护有个风吹草动，此人就向国外组织打假报告申请救援资金。这些国外组织也很少审查，基本是一次就往账户里打几十万美元的救援款。此事后来被公安部门查处，但对中国的动物保护事业却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民间动物救助的“黑幕”远不止这些。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声名远扬的“救猫英雄”多姿融。

　　2007年7月6日，上海的媒体记者、各宠物网站以及“猫友”们接到了一个来自多姿融的消息：这位“猫妈妈”截了一车运往广东餐馆的流浪猫，数量多达840只。

　　当晚，上百名“猫友”连夜赶往现场声援多姿融，行动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才结束。现场的情景的确触目惊心：一辆挂有“粤”车牌的卡车停在广场上，密闭的车厢里载有840只猫，它们被分装在42个竹笼中，很多身上伤痕累累，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后来，志愿者们将这起风波命名为“77840事件”(意为7月7日，840只猫)。多姿融也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

　　但事发后，有迹象显示，此次“截猫”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而多姿融种种难以理解之处，让猫友对她的截猫动机产生了强烈质疑。而此前，他们对这位猫妈妈的非议不过是“养猫不够科学”而已。

　　随着事件深入，猫友们注意到：多姿融这些年所接受捐款的数额也从未公布过。一直以来，这家人对外提供的银行卡账号的持卡人，要么是她丈夫刘军洛，要么是她婆婆霍惠英，而从不是多姿融本人。

　　“77840事件”使得这面上海乃至全国动物救助圈内的旗帜轰然倒下，多姿融也在短短几天内沦为了一个伪善的动物囤积者，一个“借猫敛财的无耻骗子”。

　　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曾表示：“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口袋里有多少钱，做什么事情，要透明到像玻璃一样，人人都可以看见。非营利组织依靠的就是公众的信任。

　　而救助事业的公开化，使原本单纯的个人行为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天津救助人杨晓云就被此事困扰不堪，最终决定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公开所受捐赠的物品及钱物的来龙去脉。张吕萍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也在中心的网站上公示捐助信息，公示每一笔捐款、每一样实物。

　　2013年1月25日，一场为提倡收养无家可归的动物，并且唤起对流浪动物领养意识的公益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和某品牌共同合作推出了“我爱中华田园犬”玩偶进行义卖。

　　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负责人孙倩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该玩偶所有的销售收益以及活动当天该品牌其他产品销售收益的20%都将捐献给好狗好猫义工团、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北京领养日、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和SCAA(Second Chance Animal Aid)这五家国内动物保护组织。

　　“而我们每一笔经费的支出也会定期公布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博客以及淘宝网店的相关页面内。”孙倩表示。

　　关上松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其实，一个正式注册的民间非营利机构，要有一套完善的公开监督体系，需要定期向所在地区的民政局进行报账并且接受捐赠人和媒体的监督的。而现实中，每个组织都需要一定的运营经费，但在捐助人的观念里，捐的钱是用于猫狗的并不是给你组织来运营的。再来就算公布了账目，还会有人质疑：给狗吊个针怎么可能花费千元，你们是不是与宠物医院有所勾结。”

　　关上松表示，其实宠物医疗的费用并非真正高昂，“人生病了有医保，但动物的医疗保障完全来自其主人，费用主要由宠物医院本身的医疗器材、药品、人力等成本组成。像爱笑天使基本会与一些营利性动物医院谈合作，以相对低廉的成本价格，对收留来的犬猫等伴侣动物进行医疗诊治。”

　　谁更重要

　　中国流浪动物的悲惨境地，与文化观念有关系。

　　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流浪猫救助方法是TNR(Trap-Neuter-Return，即抓捕—绝育—放归)。

　　而日本对宠物实行“终生饲养”。如果养狗人不及时喂食或遗弃，要处以最高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罚款。严厉的法律规定使日本人决定养狗之前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敢用“玩玩而已”的心态来对待。

　　国际上对家养动物有了新的定义——伴侣动物(非“宠物”)，名称背后反映的是生命尊重生命还是生命凌驾生命，伴侣动物这一称谓使小动物从对人的依附和从属关系中摆脱了出来。人类与动物之间在情感上互为支撑、相互需要。有时候，恰恰是这些弱小无助的生命给了失去生活信心的人们活下去的勇气。承认动物生存权及其他权利，是人类敬畏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前提。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就曾表示：“现在好像一提保护动物就会遭到反驳——那么多残疾人、失学儿童还救不过来，还提什么救助动物？我们认为，残疾人、失学儿童是应该救助，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也建立了希望工程，有了初步的保障体系。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等到所有的国民都脱贫之后再提保护动物。”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主持人梦晓也曾表示，这世界上永远有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穷困潦倒的人。“如果连小动物都没兴趣救助，你就能救助更多人吗？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不需要高调去宣传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融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流浪动物的救助是一个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志，更是实际的需要。

　　关上松告诉记者，很多流浪猫狗都没有采取过防疫措施，身上携带各种病毒和寄生虫的几率远远高于家养动物;而流浪动物的排泄物、呕吐物可能带有病毒，它们的尸体很容易形成病菌的传染源，还可能污染水源，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一些流浪动物还会袭击、伤害儿童，危及人们的安全。

　　目前，已知有200多种动物传染病可以传染给人，历史上多次大流行的人畜共患病，就有鼠疫、狂犬病、疯牛病、猴天花、禽流感等。

　　“减少流浪动物能维护市容、减少疾病、减少人被交叉感染的几率。仅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救助流浪动物，就是帮助人类自己。”关上松强调。

　　另一方面，虐待、虐杀小动物还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2006年3月初，高跟鞋虐猫事件发生后，重庆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失去了原本可能得到的订单。美国客户回信称：“你们中国人虐待猫狗这类小动物，然后取它们的毛皮来做衣服，我们是不会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的。”

　　也有研究表明，25%的罪犯在儿童期虐待过动物，一个打老婆的男子与踢狗的孩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关上松表示，为了让已救助的流浪小动物不再遭遇“二次流浪”的命运，许多流浪动物救助组织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领养条件。而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社会的流浪动物，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没有，我们说服更多想购买宠物的主人，参与到领养来代替买卖的活动，做个有责任心的主人。同时，动物救助的事业，未来可以转变为主要教导主人科学健康养犬的活动，而收养和医疗活动渐渐越缩越小直到不再出现流浪犬猫。”

　　当然，更多的动物保护人士希望，我国能尽快立法，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护和严格执法监督，虐待动物和抛弃宠物的现象方可在文明的中国大地上被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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