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死亡与中国人的动物化生存
2013-8-7 21:42 参与:2095 评论:0 来源:雅虎 小 中 大 繁体
《谣言、谶语及其他》 编者:庄涤坤、于一爽 新星出版社出版
死亡是人的有限与无能的终极象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持的不同价值观念,最终都可以在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上找到它们的根源。
我们如压抑对死亡的清醒意识,人为地割断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与这终极目标的联系,我们就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逃避行为中,并竭力抓取眼前那些可以证明自我存在、显示我尚有生命力的东西。
对死亡的虚幻式逃避,也就是放弃了追求精神、超越死亡的努力。我们所抓取的东西也将同我们的身体一样,被闭锁在时间的铁链之中,经不起死亡的检验。
使人永恒的唯一途径就是精神。唯有在精神中我们才能够或多或少地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因而放弃了对永恒的追求就会使人的精神窒息。当人的生命力整个地被耗费在维持肉体的存在时,他的生命就不能不被“物”分割得支离破碎。他一方面为这种分割痛苦烦恼,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陷身于这种分割。因为在他将生命与身外之物的认同过程中,他已与物同一化了,他已内在地将物的尺度作为衡量自己生命价值的尺度。因此,回避“死是生命的最终结局”,也就是取消了生命的真实性。逃避死亡的生存假象,终将在死亡降临时暴露无遗。当他看到他据有的或曾据有的一切同他一样有限,随着他的告终一起烟消云散或有的已先他而去,就不能不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因此,压抑对死亡的意识也就是使人生虚无化。
然而,人作为精神的生物,对永恒的渴望毕竟是不能彻底磨灭的。逃避死亡意识的人转过身来又面对着人生虚无的恐惧时,他就自然会采取最通常也最简便的方法来替代对永恒的渴求:生儿育女。
马尔萨斯曾通过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对比分析,得出人类无法避免战争的结论。但历史却显示出与他的分析相反的形态:每一场涉及全民的战乱或灾害过后,人口总是出现一个疯狂增长的时期。这原因就在于人被死亡的可怖景象吓坏了,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使人拒绝意识到死亡及与死亡有关的一切。这种逃避心理会强烈地刺激人的生殖本能。如果这个观点站得住脚的话,中国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却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矛盾现象就得到了解释。
也许有人会以过去缺少避孕技术与知识来为多子女现象辩护。这难不住我,我要反问:一个民族的生殖功能在该民族的文化中被充分肯定时,难道还会有控制生育的需求吗?把人口众多归之于避孕方面的无知还散布了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人类直到20世纪才懂得如何避孕。这显然不合历史常识,据专家的研究,在不少原始民族中,人们就已经掌握了避孕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死亡禁忌特别多的国家。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风俗习惯都是为了避免对死亡的意识。孝敬鬼神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保佑或至少不打扰我们的现世生活。佛教对民间最广泛的影响是轮回观念,一个轮回又回到现世之中。以前每当我从外国小说或电影中看到以亲吻作为向死者告别的仪式时,心里就特别不自在。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文化中对死亡的高度禁忌已侵入到我的潜意识深处。
将繁衍作为通往永恒的方式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延续到身后的骗局。肉体的延伸替代不了人超越死亡、将生命转化为精神性存在的冲动,只能说肉体的延伸将对永恒的渴望交付给了身后。
我们看到:重视肉体的延伸,与以身外之物来标志自己生命力的生存哲学,是完全一脉相承的。用物的尺度作为衡量生命力的标准,也意味着一个人把他的身体与生命力直接等同起来。人的身体中最能证明生命力的就是食与性。前者我们称之为“口福”。口福者,含意有二:一是指吃得下;二是指有吃的机遇。前者需要有一个饕餮之徒的好胃口。为了获得或刺激起这样的好胃口,孔子早就说过要“食不厌精”。西方人每每惊诧于中国菜肴之丰富、制作之精细,他们不明白食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是把“食”当作生命的目的和直接象征看待的。西方人只是把“食”当作维持生命力的手段,类同汽车加油,他们当然就没有这样的口福。这种差别在日常小事中也反映出来。我们见到熟人的招呼语是:吃过了吗?言下之意是,你活过了吗?医生打发无药可救的病人回家时,总是对他的亲属说:“想吃啥就让他吃点啥。”真是绝妙地展示出把“食”等同于生命目的的文化心态。
毋庸多言,我们几乎是以同看待口福一样的心态去看待性的,即所谓“艳福”。当性仅被归结为胃口与机遇时,人就彻底地物质化了。故而我们历来极为看重肉体。当肉体大于精神时,人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必奇怪了:我们一面重视对肉体的道德审判,另一面眷恋着色情。这种色情在道德的压力下就普遍表现为对他人私生活兴趣浓厚的窥探意识上。这种下流的窥探意识以道德警察的面貌出现,任何人的轶闻趣事一经这种关注都变成了越轨的肉体操练。
难怪我们的文学作品拿不出具有强大的美感召唤力、使人明净纯化的性爱小说。要么是色情或变态性心理的发泄,如《金瓶梅》及茅盾、郁达夫的部分小说中的性欲内容;要么是无性的爱,如《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及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中国作家适合于在性的边缘写爱情。一旦在文学上把男女两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就免不了脏兮兮的,给人一种恶浊感。常说成功的文学作品是潜意识的显露,如果文学作品中都难以出现健康的性心理,你还能指望这种心理何日在社会上扎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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